父亲的意义
在自传《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一书中,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如此回忆他的父亲——
在我出生前,我父亲对母亲说,“要是个男孩,那他就要成为科学家。”当我还坐在婴孩椅上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带回家一堆小瓷片,就是那种装修浴室用的各种颜色的玩艺儿。我父亲
把它们叠垒起来,弄成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然后我推动一边,它们就全倒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帮着把小瓷片重新堆起来。这次我们变出了些复杂点儿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我母亲忍不住说,“唉,你让小家伙随便玩不就是了?他爱在那儿加个蓝的,就让他加好了。”
可我父亲回答道,“这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并告诉他这是多么有趣呢!这是数学的第一步。”我父亲就是这样,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认识世界和它的奇妙。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念里边的章节。比如有一次念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父亲停顿了念书,对我说,“唔,让我们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也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它比窗户还宽呢!”就是这样,他总是把所教的概念变成可触可摸,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我想象居然有这么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都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新奇极了,一点也不害怕会有恐龙从窗外扎进头来。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学到的任何东西,我都要琢磨出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时我们常去卡次基山,那是纽约市的人们伏天避暑消夏的去处。孩子的父亲们工作日都在纽约干活,周末才回家。我父亲常在周末带我去卡次基山,在漫步于丛林的时候给我讲好多关于树林里动植物的新鲜事儿。其他孩子的母亲瞧见了,觉得这着实不错,便纷纷敦促丈夫们也学着做。可是这些丈夫们不理她们。她们便来央求我父亲带他们的小孩去玩。我父亲没有答应,因为他和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不想让别人夹杂进来。于是,其他小孩的父亲也就只好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山里玩了。
周末过去了,父亲们都回城里做事去。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时,一个小朋友问我,“你瞧见那只鸟儿了吗?你知道它是什么鸟吗?”
我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他说,“那是只黑颈鸫呀!你爸怎么什么都没教你呢?!”
其实,情况正相反。我爸是这样教我的——“看见那鸟儿了么?”他说,“那是只斯氏鸣禽。”(我那时就猜出其实他并不知道这鸟的学名。)他接着说,“在意大利,人们把它叫做‘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鹈’,日本人叫它‘卡塔诺·特克达’。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语言是怎么叫这种鸟的,可是终了还是一点也不懂得它。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罢了。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于是很早就学会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他又接着说,“瞧,那鸟儿总是在啄它的羽毛,看见了吗?它一边走一边在啄自己的羽毛。”
“是。”我说。
他问,“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说,“大概是它飞翔的时候弄乱了羽毛,所以要啄着把羽毛再梳理整齐吧。”
“唔,”他说,“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刚飞完时,它们应该很勤快地啄,而过了一会儿后,就该缓下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他说,“那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它们是不是在刚飞完时啄的次数多得多。”
不难发现,鸟儿们在刚飞完和过了一会儿之后啄的次数差不多。我说,“得啦,我想不出来。你说道理在哪儿?”
“因为有虱子在做怪,”他说,“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质。虱子的腿上又分泌蜡,蜡又有螨来吃,螨吃了不消化,就拉出来粘粘的像糖一样的东西,细菌于是又在这上头生长。”
最后他说,“你看,只要哪儿有食物,哪儿就会有某种生物以之为生。”现在,我知道鸟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螨。
他的故事在细节上未必对,但是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又有一次,我长大了一点,他摘了一片树叶。我们注意到树叶上有一个C形的坏死的地方,从中线开始,蔓延向边缘。“瞧这枯黄的C形,”他说,“在中线开始时比较细,在边缘时比较粗。这是一只蝇,一只黄眼睛、绿翅膀的蝇在这儿下了卵,卵变成了像毛毛虫似的蛆,蛆以吃树叶为生。于是,它每吃一点就在后边留下了坏死的组织。它边吃边长大,吃的也就越多,这条坏死的线也就越宽。直到蛆变成了蛹又变成了黄眼睛、绿翅膀的蝇,从树叶上飞走了,它又会到另一片树叶上去产卵。”
同上一例一样,我现在知道他说的细节未必对——没准儿那不是蝇而是甲壳虫,但是他指出的那个概念却是生命现象中极有趣的一面:生殖繁衍是最终的目的。不管过程多么复杂,主题却是重复一遍又一遍。
我没有接触过其他人的父亲,所以在当时我并不懂得我父亲有多么了不起。他究竟是怎么学会了科学最根本的法则:对科学的热爱,科学深层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值得去探究?我从未问过他,因为我当时以为所有的父亲都理所应当地知道这些。
我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在马车的车斗里有一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嘿,爸,我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当马车在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呢?”
“这,谁都不知道。”他说,“一个普遍的公理是运动的物体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但是,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你瞧,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我一个名词。
他接着说,“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擦着小球,摩擦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而不是向后走。”
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果然,父亲没错——车往前拉的时候,球相对于地面确实是向前挪了一点。
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讨论,没有任何压力,只是兴趣盎然的讨论。它在一生中一直激励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上瘾了——就像一个人在孩童时尝到什么甜头,就一直念念不忘。我就像个小孩,一直在找前面讲的那种奇妙的感受。尽管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却也时不时地能做到。
…………
除了物理,我父亲还教了我另一样东西——也不知是对是错——那就是对某些东西的毫不尊重、毫不遵守。有一次,我还很小,坐在他腿上读新出的凹版印刷的《纽约时报》,看见一幅画,上边是一群教徒在向教皇叩首。我父亲说,“瞧这些人,都对另一个人叩首,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个人是教皇。”——他痛恨教皇,他说“他只不过戴着一顶教皇的皇冠罢了。”(要是一个将军,我爸会说是“他的肩章罢了”——反正是穿戴着的外在的东西)。接着,他说,“这教皇也是个人,他有着所有人共同的优缺点,也要吃喝拉撒,也是一个人罢了。”顺便提一句,我父亲是做制服的商人,所以他知道一个人穿着官服和脱去它,底下还是同样的人。
我想他对我的成绩是挺满意的。一次,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家,他说,“现在你在物理方面懂得多了。我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我问他那是什么问题。
他说,“当原子从一个状态跃迁到另一个状态时,它会发散出一个叫光子的粒子。”
“对。”我说。
“那么,光子是预先就包含在原子之中的喽?”他问。
“不,光子并没有预先存在。”
“那,”他问,“它从哪儿来的呢?怎么就钻出来了呢?”
我试图解释光子数是不守恒的,它们是由电子的运动而产生的。不过,我解释不清楚。我说,“比方说,我现在说话发出的声音,它并不预先就存在于我之中啊。”(这好比有一次我的小孩突然声称他不能说“猫”这个词了,因为他的“词汇袋”用完了。就像人并没有一个会被用完的“词汇袋”,原子也没有一个“光子袋”。)
父亲并不满意我的回答。我也始终未能教会他不懂的东西。从这方面来说他没有成功:他送我上大学去寻找答案,可他却没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