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佛教

唐太宗和佛教的关系，先从他的两封诏书说起。唐太宗关于佛教的两封诏书，一封写道：“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

这段诏书的大意是：“我（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教义，并不是出自本心地去遵从。佛教中即使有有利于国家的经义，但也不过是维护弊端和流俗的虚假法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想通过修行求得正果的人，不能验证在将来就能得到幸福；对于修行中的人，所做的就是对过去的所作所为的否定。

末了，还不忘讽刺挖苦佛教的狂热信徒梁武帝：“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于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虚。报施之征，何其谬也……”

意思是说：在梁朝时期，梁武帝和简文帝都因为笃信佛教，掏空国家的钱给僧人们使用，耗尽国家的人力来修建寺庙。结果呢？侯景叛乱，北魏侵略，到陈霸先打过来时，国家也就灭亡了。你那么尊崇佛教，佛祖为什么不保佑你呢？所以，佛教中因果报应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

第二封诏书：

“至于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塈子道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

这份诏书讲述佛教的由来：基于西域，爰自东汉。在东汉时候从西域传入中华。

佛经的教义：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

也讲述了人们为什么信奉佛教：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

诏书下面讲述了佛教流行的盛况：

“始波涌于闾里，始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

可见当时佛教非常流行，已经“风靡于朝廷”。“诸夏之教”指本土的儒教道教，反而落在佛教后面，“翻居一乘之后”。

为此，唐太宗深感忧虑，诏书写到：“朕风夜夤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

……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诏书指明：唐朝的建立及所取得的成就，所赖的是传统的道德和道家治理国家的策略，跟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为此，诏书规定，从今往后，佛教不得特殊化，在讲经论教时，僧人、女尼要排在道士、女冠的后面。“自今以后，齐供行立。至于讲论，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

在此说明一下诏书中提到的“讲论”。

在唐朝时，朝廷遇到庆典就会召集儒道佛三教学者到宫廷里讲学辩论，以彰显文明风华。这个传统起于南北朝。

陈寅恪先生曾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

唐太宗诏书最后说“遵祖宗之风，贻诸万业。”是说明他在诏书中规定的讲论的时候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是遵从祖宗之风。

这是指他的父亲唐高祖。

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下了一道诏书说：“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老教指道家，孔教指儒家，释教指佛家（因佛祖释迦牟尼而得名）。在李渊看来，道儒两家是中国本土文化，是立国之基；而佛教是后来传入的外邦宗教，应视为客人对待。因此，道教排三教之首，儒教其次，佛教最后。

注：本文所引，皆出于《陈寅恪讲国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