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严格意义上说叫“简化字”。

所谓“汉字简化后，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關无门，鄉里无郎，聖不能听也不能说，買成钩刀下有人头，輪成人下有匕首，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可魔仍是魔。”

当然，也有人说“简化后护用手，爱有友，灶生火，显明明，龟有甲，笔有毛，宝有玉，众有人，网像形，灭无需水，呼吁有口，号非虎啸，体制为人也是为本，战为占有不宜单人，昼乃日出一尺高，虫不是越来越多是越少越好，而佛仍为佛，神还为神，信还为信，仁还为仁，善还为善，美还为美，福还为福，喜还为喜。”

“挺繁派”和“挺简派”的口水仗，往往会吵得不可开交。其实，正本溯源，了解一下汉字的简化史，也许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简体字古已有之

“仓颉造字”是遥远的传说，现存最早的汉字材料来源于距今约3000年前的甲骨文。在甲骨文中，简体字数量已经大为可观，如“又（有）、霍（靃）、月（肉）”。作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因此断言“殷人已在进行汉字的简化”。到春秋战国时代，汉字进一步简化，并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增长呈现出丰富各异的地方色彩。这时期简体字的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货币文、陶文、简帛文中都大量出现，如“日（旦）、弃（棄）、臣（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李斯创小篆规范六国文字。小篆脱胎于秦国原固有文字大篆，并在大篆的基础上简省而成，可以看做大篆的简化。

秦汉之际，汉字发生“隶变”，即由小篆转变成隶书，这是古代汉字转变成现代汉字的转折点。隶变导致汉字形态上的巨大变革——由迂回盘曲的笔画变成横竖直折的走势，后世汉字的笔画系统和结构系统就这样逐步确立。隶变过程中，汉字出现诸多讹变，构建大量脱落混同。

汉末，中国进入长达数百年的混战状态，也正是此时，楷书逐渐产生。从遗存的魏晋碑刻上可以看到，简体字的数量已大为客观。到隋唐时代，民间普遍使用简体字作为交际工具，时称“俗体字”。在颜柳的传世作品中，俗字数量不在话下，如柳公权《玄秘塔碑》中书有“徳（德）、潴（瀦）、効（效）、唘（啓）”等字。在这种背景下，为满足官方和科考行文用字需要，以《干禄字书》为代表的一批正字书籍于此间产生，影响颇大。

宋代以后，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推广将简体字的使用范围由碑刻和手写扩展到印刷的书籍上。尤其是有元一代，因一度废除科举制度，造成文人士子阶层地位下降、文法废弛，俗简字数量呈井喷之势猛增。据近人刘复、李家瑞编纂的《宋元以来俗字谱》统计，宋元明清１２种民间刻本所用简体字多达６２４０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３．９个不同简体字形，如“宝（寶）、听（聽）、旧（舊）、医（醫）”。

至太平天国年间，为提高人口识字率，官方首次确定民间简体字的法定地位，数量过百。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囯（國）、为（為）、弥（彌）”等字。但随着运动的失败，这些“正统”简体字仅是昙花一现。

由此可见，古人或为书写方便、或为使汉字形体结构贴近本义，对汉字的简化工作从未中断过。但这种简化始终是悄然流行于民间，使用范围极小，且不成系统，鲜有堂而皇之地进入官府、科举等官方正式行文领域。若仅仅因其笔画减少或者今天的简化字同形，就断定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妥当。

五四时期汉字改革

庚子之后，面对内忧外患，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民族独立与自强的道路，以期“救亡图存”。令今人费解的是，时人多把矛头指向汉字，他们认为汉字笔画的繁复程度已经阻碍了国民教育的普及和公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成为“亡国灭种”的根源。1909年，自觉简化汉字的首倡者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高呼“最便而最易行者，莫如采用俗体字。此种字笔画简单”，“易习易记，其便利一也”；“若采用于普通教育，事顺而易行，其便利二也”。很快，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随着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汉字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了。如是，在一片骤风暴雨中，汉字简化运动拉开序幕。

钱玄同是文字改革的急先锋。1920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极力鼓吹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但“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制造成功”的。但“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了”。因此，主张用推广简化字，以作为向拼音文字的过渡。至今看来，钱玄同的文字改革思想深远，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文字改革还一直沿此思路进行。

很快，汉字简化运动进入高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简体字研究的专著先后问世，为日后简化汉字的施行提供了材料基础。1935年，由蔡元培、邵力子、郭沫若、白金等人在上海发起的“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声势浩大、愈演愈烈，多家报社杂志先后刊文介绍手头字，这在汉字简化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同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及《推行简体字办法》，采取强行措施推行简体字。一石激起千层浪，非议和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以戴季陶、何健等人为首的反对派联名抗议。各地出版商因缺少简体字铜模，反对意见也很大。在各方的压力下，半年后，旋即被废。虽然《第一批简体字表》很快被废，但在其中可以看到很多现行简化汉字的身影，如“丰、难、鸡、叶”。

百废待兴中“钻”出简化字

20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汉字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全世界都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而全人类的语言文字都是要通过统一的民族语走向区域语，进而实现共同的世界语！”斯大林的话曾给中国的文字改革指定了方向。在毛泽东“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精神指引下，声势浩大的汉字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主要围绕三项工作进行：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1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后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正式成立。在《文改会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汉字改革的方向，“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很快，文改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有资料显示，当时参与讨论的全国文字学家、各省市学校语文教师以及部队、工会的文教工作者约有20万人。在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审定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后，正式修正为《汉字简化方案》提请国务院审核，并于1956年正式实施。整个方案共收录简化字515个、简化偏旁54个，于1956年到1958年分四批推行。1964年，在对《汉字简化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后，文改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收录共计2238个简化字，作为使用简化字的规范。

汉字简化后，笔画减少，结构清晰，便于识字教学。诚如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人物》的报告中所说：“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体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简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又说：“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

很多文化界人士也对简体字表示热烈欢迎，冰心曾在《光明日报》上发文说：“首先，我是一万个赞成汉字简化的，先不必说为了听报告、写笔记的方便，这个念头可以说是在五十几年以前，我开始学写我的学名‘謝婉瑩’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萌动了。”

从简化字中受益最大的，应该属占当时全国80%人口的文盲。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绝大多数是农民……汉字简化帮助了他们学文化，拼音也帮助他们学文化。我们的农民将要变成现代的农民……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农民的地位在中国将有很大的改变。”家住江西赣州的肖老先生曾是50年代的扫盲工作的亲历者，1957年之前大队问他指标完成情况时，他往往会弄虚作假，“简体字推出来后，扫盲效果确实不错”。

仓促出台遭非议

伴随着简化汉字的研制与推行，反对意见从未停息过。在特定的舆论环境下，很多文化学术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批对简化字持保留态度的学者政要，也因此被留下把柄，遭受牵连。

1957年5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章伯钧在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中的讲话，“……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

“章罗联盟”的另一位代表罗隆基曾责问：“应该讨论汉字要不要简化，应怎样简化？而不是一上来就讨论具体的汉字方案，宣布毛主席支持简化字。”

文革时自缢而死的著名学人陈梦家也曾说过：“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到1958年初，对简化字的反对与批评就成了政治问题。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在整风运动初期，一些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汉字简化搞糟了，群众都反对，要国务院收回成命，‘把汉字简化方案’撤回。右派分子攻击文字改革，自然是别有用心，他们是要借此向党和政府进攻，但是另外他们确实也是反对文字改革。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

即使在“文革”大潮的冲击下，汉字的简化之路也没有止步。1972年，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6名同事被周恩来亲点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继续从事汉字的改革研究工作。1977年12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简称“二简”）开始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并在《人民日报》上试用。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二简”在制定过程中过于仓促、急于求成，又加之简化数量太多，一时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使用困难。同时，汉字随意简化的思想在民众中间迅速蔓延开，民间自造、乱造简体字的风气愈演愈烈，社会用字一度混乱不堪。到1986年6月，国务院不得不正式停止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决定“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至此，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终归告一段落。

然而，“二简”字却没有因此而死亡，今天在一些中老年人的笔下仍不时可以看到它们的残迹，如“歺（餐）、迠（建）、祘（算）、午（舞）”等 。更多的“二简”字被保留在中国人的姓氏中，如“闫（阎）、肖（萧）、付（傅）、代（戴）”等。

时至今日，简化字最大的优点——“易认好记”、“简便好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德籍华人学者彭小明曾撰文指出，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发现，人脑是通过并行过程处理文字的整体图像，而非一笔一笔地记录。汉字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同时处理的，简化字并不比繁体字好记。而简化字的推行，是以对那些未被收入的历史常见行草简字的禁绝为前提的。强调正楷，批判知识分子书写行草化、艺术化为不规范、为“打击和迫害劳动人民”、“迫害工农子弟”的行为，反而影响了书写效率。

简化字的传播

拨乱反正后，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逐步走向正轨。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前身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在1964版基础上作了个别调整，收录简化字2235个，成规范汉字的标准。《简化字总表》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350个不可用做简化偏旁的字，第二部分为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字，另含简化偏旁14个，第三部分为由第二部分作偏旁类推产生的简化字，共1753个，第四部分收录部分异体字和地名更改用字。

《简化字总表》收录的简化汉字并非信手拈来，而是采取“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即广泛借鉴采纳历史用字和民间俗字，真正的新造字数量少之又少。文字学家叶籁士、傅永和曾做过统计，现行的简化字中，始见于先秦的有49字，占12.63%；始见于秦汉的共62字，占15.98%；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始见于隋唐的31字，占7.99%；始见于宋（金）的共29字，占7.47%；始见于元代的有72字，占18.56%；始见于明清的共74字，占19.07%；始见于民国的共46字，占11.86%；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有一字，占0.26%。

简化字初创之时，在海外一度引起轩然大波。1971年，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合法席位，简化字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官方使用文字之一，并由此逐步得到各国的认可。

早在1969年，新加坡就公布了与中国大陆相同的502个简化字。到7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已经使用和中国大陆完全一致的简化字。泰国原本严令禁止华文学校教授简体字，但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禁令也逐步取消，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授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

日本使用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日本称之为“略字”），其余为传统汉字。略字中，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简体字有53个，如“体（體）、会（會）、学（學）、礼（禮）”；相似的有9个，如“変（變）、 辺（邊）、桟（棧）、 斉（齊）”；当然，也有完全不同的，如“図（圖）、応（應）、芸（藝）、実（實）”。

在欧美国家中，简化字的实力由小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形成了简体字和繁体字平分天下的局面，给外国人学习汉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的大陆移民数量逐渐增多，加之孔子学院的推广，简体字的传播领域越来越广，很多国家的汉语教学机构甚至放弃繁体字教学。联合国也在2008年宣布所有中文资料采用简化汉字书写，而不再使用繁体汉字。

在使用繁体字最坚实的大本营——中国台湾地区，简体字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深入。1979年，台湾“教育部”公布《标准行书范本》，搜罗历史上早就存在民间的俗体字编纂而成，供学生及社会人士学习而用，其中不少与中国大陆的简化字同形同体，如“乱（亂）、孙（孫）、价（價）、帮（幫）”等，但仅限于民间手写领域。

中国大陆近年来“恢复繁体字”的呼声越来越大，令人意外的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却在2009年提出两岸对于汉字应该秉持“识正书简”的态度，这和季羡林、朱德熙等老一辈学人“识繁用简”的观点不谋而合。看来“天下汉字，繁久必简，简久必繁”，未来全球汉字的统一形体是何模样，目前看来，还是个未知数。

汉字简化的具体做法

1. “草书楷化”是最常见的原则，这类字往往根据汉字草书的笔画走势精简而成，如

“书（書）、头（頭）、为（為）、东（東）”等；

2. “同音合并”即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对同音字进行合并，如

“发（發、髮）、后（后、後）、松（松、鬆）、干（干、乾、幹）”等；

3. “部件简省”则保留了一个字中最有特点的部件，而省略其他部件，如

“声（聲）、气（氣）、广（廣）、务（務）”；

4. “符号替换”就是用简单的符号替换原字形中的复杂部件，如

“汉（漢）、观（觀）、区（區）、赵（趙）”；

5. “废今留古”往往采用字形较简的古字形替代后起字形，如

“网（網）、众（眾）、尘（塵）、云（雲）”；

6. “替换声符”是以较简部件替换形声字中的声符，如

“运（運）、忆（憶）、邮（郵）、辽（遼）”；

7. “另造新字”，对于结构复杂的字形，多会另造字形结构明晰的会意字，如

“惊（驚）、肤（膚）、护（護）、灭（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