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天：三论“游于艺”
花蕾抹茶蜜豆包
12月17日，星期五，雨，0至14度
在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谈录中读到：
“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恰恰是因为历史的进步，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科技的进步更需要另一种东西来补充、来对抗、来‘解毒’，来解理性过分之‘毒’，文学就是一种。”
我脑子里忽然又跳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志道、据德、依仁不就是确立人的理性吗？但如果片面地强调理性，就会以理性取代感情，就会扑灭感情，取消感情。所以，孔子又在后面添了一句“游于艺”。“艺”就相当于李泽厚所说的文学功用，可用来解理性过分之毒。孔子的思维逻辑就像一架天平，始终兼顾矛盾的两端，前面讲理性，后面必要补一句感性。但“游于艺”与前三项并不是对抗关系。如果是对抗，就该写“立于艺”、“执于艺”，既然写“游”，可见前三项是渗透、融化在艺（情感）中，而艺（情感）虽受其规范、引导，却丝毫无拘束感，反而得其天性，如鱼入湖海，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
人性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感性（动物本能）——理性（教化、规范）——由理性塑造的感性（人性）。游于艺即指这最后、最高的阶段。
《论语》里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文章”指诗书礼乐，“性与天道”即后世所谈的理。孔子在教学中很少谈形而上的理，他讲得更多的是“仁”，“仁”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之情。孔子甚至有重情轻理（法律、规则）的倾向。《论语·子路》篇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叶公关于情与法的交谈：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有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攘羊，就是偷羊。叶公说，我乡里有个实诚人，他父亲偷羊，他就去做证人。孔子说，我们乡里的实诚的人做法与他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情理自在其中。
现在我们讲求寓情于理。可孔子好像更主张寓理于情。一个不顾亲亲之情的理，就是违背了人道之直。孔子在《论语》里多处提到“直”字，比如“以直报怨”、“质直而好义”。这个“直”，后人常翻译成“正直”。为人正直，是指符合外在的道义准则。其实孔子所说的“直”，是指忠实于我们的内心。倘若我们内心的情感难以接受，难以做到，就不必去装，或强迫自己依照道义、法律的原则来处世，倘若如此，便不是直，是曲，是以理灭情。
既如此，孔子何为又要说“克己复礼”呢？此“礼”非彼“理”也。孔子所谓的“礼”，除了外部形式，更强调其内在本质，即仁。礼是用来陶冶、塑造人的情感的。孔子并不压制、否定人的欲望，只是要求以礼来节制欲望，不放纵、不过度，守持情性之中正。
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礼，难道指玉帛等馈赠之礼吗?乐，难道仅仅是钟鼓发出的声音吗?人一定先要有敬爱之心再奉之以玉帛，方称之为礼，也一定要胸有和气再发之以钟鼓，才称之为乐。所以礼乐是本质仍是对情感的熏陶。
那么孔子的礼是如何做到化规矩于无形的呢？
有位叫宰我的弟子对“三年之丧”提出质疑，说，为父母守丧三年太久了。孔子说，孩子生下来，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怀抱，父母走了，我们也要用三年时间才能走出伤痛啊。孔子将外在的礼转化为人的自然情感的需要，当人明白这道理后，遵从礼，才顺其天性，若不遵从，反不能心安。于是这礼就不再是外在的规矩，而是人自发的意愿。如此克己复礼塑造的人格，才能问心无愧、无所羁绊地存活于世。“游于艺”之艺，狭义指“六艺”：礼乐书数射御，广义泛指人类一切生产实践活动。饱含深情地待人处事，我们就活在一个有情的世界。情是这个世界的润滑剂，是心灵的软化剂。我们的心是柔软温润的，就能在这个世上活得游刃有余。
中国人讲道理喜欢在人心上做文章，讲求“合情合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记得李泽厚曾评价鲁迅道：与其说鲁迅思想深刻，不如说鲁迅的思想中充满情感的张力。“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如此深沉有力的情感，穿透读者的心。但思想中的情感，一定得由理性发而中节的情感，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情感，才能点燃人内心的良知。那些偏激的言论，也包含激烈的情感，但因未受理性节制，并不能称之为情感，只是动物性的情绪，会将人引入非理性。
今日早餐：花蕾抹茶蜜豆包+蕃茄土豆浓汤
今天的花蕾包形状很漂亮，可惜抹茶粉存的时间长，有点褪色，本来中间部分是青草绿的。
儿今天写了一期公众号，本来挺得意的。晚上，有人指出其中一张照片医务人员着装不规范，领导命令删除，明天重发，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我得安慰他，给他鼓劲。
孩子，世事就是如此，常会乐极生悲。搞材料，在文字以外的细节，比如数字、图片、关键词等等尤不可掉以轻心。别人能指出问题，是关心你院和你工作，要感激，虚心接受，不要强辩。总院没发现问题，是他们工作不仔细。别人指正你一次，能提高你政治敏感度。要正确对待，做事一定要精益求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