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名家】中医大师陈虬（下）
“忧国之思固未尝一日忘也。”他是中医大师，更是爱国志士；他的一生付诸爱国救国行动，办利济医学堂保种救国，结求志社以论国策，办心兰书社开启民智，寻求改良维新之路；他继承永嘉经世之学，博采中外之长，形成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他的爱国热情深沉而热烈，他的救国思想复杂而深邃。解放后，他的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几乎每一篇近代思想史的著作都提及他——
办心兰书社，光大永嘉学派
心兰书社是陈虬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留世资料并不多。走出利济医院，沿着公园路往西走，就是邮电北路，心兰书社就在公园路和邮电北路交叉地带。7月29日，记者寻访到此，看到这一带已被划入玉海文化游览区，心兰书社被建筑工地团团包围，远远望去满目疮痍、墙体破损、瓦片脱落，书社门口搭着几根竹竿，一些建筑工人在上面晾晒衣服。毫不起眼的书社，经细看还依稀能见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平面为凸字形、仿西洋式、占地5间、面积不大，但是立面精美，南立面则多为发券形拱门。
“心兰书社成立于1872年，是全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比上海的同文馆创建时间还要早15年。不久前，心兰书社还申报全国第七批重点文保单位。”市文物馆讲解员夏新乐如是说。
当时，许启畴、陈虬、陈国桢等人深感瑞安偏僻地处“浙江尽头”，“苦无书读”，而一般的殷富人家虽然也有藏书，但往往借阅困难。于是，他们倡议合资聚书，专设独立的心兰书社图书馆，以供学生借阅。
据陈虬在《拟广心兰书院藏书引》记载，书社由许启畴首创，创立之初，大约有20来人，每人出钱十五千，共有三百千购置书籍，后来社员们又在飞云江对岸置办涂田几十亩，用田租利息添置图书。
心兰书社原址并不在公园路。1893年，心兰书社扩大任务交给陈虬，陈虬将之迁到现在地址，改名心兰书院，“面城临水”。廿年间，书社规模慢慢扩大，“寻常文史略足可用”，而当初的集资人胡福臣、周拱藻、陈虬、陈黻宸等人一一考上恩科，中了举人。心兰书社名声在外，附近乡民们都知晓这一书社，而飞云江以南的地方也渐渐有类似学社出现。
其实，陈虬等人办书院，不仅旨在供人借阅，还在于同人之间的学术交流，更希望借书院重新光大永嘉学派。
结求志社，心系国家前途
心兰书社与玉海楼相隔不远，在当时都是“乡里后生皆可看”的藏书之处，但是心兰书社这座由民间集资的图书馆比起孙家浩瀚的藏书楼，却显得有些寒碜。而因为这两个藏书处的存在，当时公园路文人雅士、官绅大户齐聚，成为瑞城文化最兴盛的地方，这里也出现当时瑞安的维新人物群。瑞安文史研究学者俞雄认为，维新人物群的基础就是求志社和诒善祠塾。
1875年，孙衣言辞官回乡，设立诒善祠塾教导乡人，祠塾人才辈出。林庆衍、黄绍第、陈虬之弟陈国锵，平阳的杨景澄、宋恕等都是出自其门下。而与此同时，陈虬和许启畴、林香史、何石、陈黻宸、陈仲舫、王小方、金韬甫等人不屑依傍门户，另外组成求志社，“友朋人物极一时盛”。求志社仿陶渊明的桃花源，在瑞安西部山区寻得一处场所，以25家为一社，每家出500贯，置地3顷，结屋而居。社员可耕可樵、可士可隐、自由结合，在学习上持开放态度，博清议、谈新法，倡独立探讨，具有一定的反传统精神；生活上互帮互助，相约皆为布衣。求志社的大部分会员都来源于心兰书社。俞雄认为，心兰书社就是求志社前身，而他们取名“求志”，是取隐居求志之义。
当时，“吾乡谈文学、数人才，苟非诒善祠塾，则必求志社。”求志社声名远播，1890年，陈虬赴京考试，座师太史陈鼎还向他问及此事。原来，“东瓯布衣”名声传到京都，不少人对它有异议，强加以“布衣党”罪名。陈虬回乡后，“恐踵明季诸社之祸，罹及友朋”，求志社就此终止。
不过，当时的维新人士非常看重布衣党，梁启超还在《新民丛报》积极为“东瓯布衣”鼓吹，他所作的《广诗中八贤歌》中有一首题为《咏平阳宋恕平子》的诗还提到“东瓯布衣识绝伦”。
瑞安市志主编宋维远认为，陈虬等一干求志社社员虽然只是普通老百姓，可都具有关心祖国前途的高度责任感，他们从单纯应付科举的读经中跳出来，逐渐重视接受西方文明，大胆议论国家大事。这无疑是进步的，不过，他们的思想又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仿效陶渊明的桃花源做法，寻找“净土”，结社同住，“各穿布衣，戒罗绮”，有一定的局限性。
留心经世，举尽治国之策
温州文史资料第八辑《陈虬集》收录陈虬所遗留的大量书稿。其中《治平三议》、《经世博议》、《救时要议》、《报国录》等系列书稿，系陈虬写于不同时期的治国策略，从中能看出他治国思想的变化与逐步成熟。《陈虬集》编著者胡珠生认为，贯穿陈虬报国思想的主线就是温州永嘉经世之学。
经世致用之学是和汉学(考据)、宋学(义理)对立的社会改革之学，它发端于宋代永嘉事功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为代表)。鸦片战争以来，以魏源、林则徐、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社会改革思潮，是当代经世之学的具体表现。
胡珠生认为，陈虬的青年时代，经历太平天国战争、列强联合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民族危机加深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严峻现实，促使他由“治词章训诂”转而“留心经世”。陈虬自称“生永嘉先生后七百年矣”，以永嘉学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自命。他花大量时间研究永嘉学派，1877年，孙诒让刊布《征访温州遗书约》，陈虬就“代访遗书多种”，并论“吾乡学派大略”，孙氏认为“精当无匹”。足见，陈虬对永嘉经世之学研究深透。
33岁时，陈虬在病中通过口授，由兄弟记录撰写《治平三议》——《宗法议》、《封建议》和《大一统议》，他有志改革社会制度，却寄希望于通过宗族的血缘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之后，他广泛阅读欧西新书译本，以及明清名臣的奏议，包括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之后，认识开始有转变，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
1890年，陈虬赴京会试，经徐树铭推荐，前往济南谒见山东巡抚张曜。张曜非常欣赏他，陈虬向张曜提出8条条陈，第一条“创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采用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倡议。
虽然这次建议没被接受，但是陈虬之后对自己的救国之策进行整理，1891年著就《治平通议》，并在1893年出版。他认为，祖国处于通商时代，“欲图自强，首在变法”。他提出富策14项、强策16项、治策16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全面申述变法纲领。该书一出，迅即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十分赞赏，梁启超则将该书列入《西学书目表》。此后，陈虬声名鹊起，成为早期维新派人士的一面旗帜。解放后，《治平通议》被选录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之中。
重视事功，积极参与变法
胡珠生认为，陈虬和孙诒让都以光大永嘉学派为己任，但是两人在学术上却走了不同的道路。孙诒让走经学训诂学之路，而陈虬以为训诂非救国良方。两人经常发生冲突，“互相丑诋，俱失其平”，以致在当时成为全县皆知之事。
在《陈虬集》内一篇名为《瑞安何氏旌节坊记》的文章引起记者注意，这是陈虬1882年为本地一位林何氏节妇所写的传，在文章结束处，陈虬痛心地提到“瑞安俗诞而好巫，高明之家妇女喜与觋妪、斋尼相往还，而妖妄之婢因挟以自重”。他指出，好巫习俗影响社会风气，但是“夫若辈之足以乱人闺阃也，学士大夫有身受其毒而尚不自知者。”胡珠生以为，这段文字看似平常，却深藏着他与孙氏的矛盾，文中的“学士大夫”所指正是孙衣言和孙锵鸣，陈虬与孙家的矛盾直到孙诒让晚年才有所缓解。
1898年3月，陈虬、陈黻宸、章献猷等人在京参加会试，康有为等人发起组织保国会，题名者184人，以梁启超为首，陈虬等人积极参与，之后“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陈虬等人又组织保浙公会。不料8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康梁等避难日本。陈虬没有参加戊戌变法，他已于4月离开京城。但是，陈虬素与瑞安地方官绅不和，政变后，时值陈黻宸大闹乡试考场事件，一些乡绅逮住机会“乃挟康党二字以图置志三、介石于死地”，“且以禁制乡人之为志三、介石鸣冤。”陈虬遭遇政治和经济双重打击。“罢学堂，闭报馆，云散二百徒，累拜八千金，任当世之诬谤、笑忌、倾挤”。之后，陈虬被迫离开温州前往上海。
此时，孙诒让表现出一名学者的大度和正直，他先后多次给汪康年写信提及陈虬，在信中公平持正地陈述事情经过，同时指出“且其事在六月间，时康梁方得志，岂有假以攻二陈之理？”后在多方斡旋调停之下，事情终于平息，而孙诒让也公开表示“敝里讼事未已，然至今无一字及志三，亦尚无一字及保国会”。陈虬这才得以回到瑞安。
中医实践和维新变法贯穿陈虬一生，这两个貌似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领域，在他身上却得以完美结合，那就是爱国救国的理想和实践。作为我国近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中医大师，研究陈虬无疑是学术史和医学史上一个重大课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陈虬所遗书籍没能妥善保存，也疏于整理，尚需更多学人前赴后继，更好地展开相关研究工作，这对瑞安来说，将会是一笔巨大财富。
(题头图片由市旧城办提供)(记者吴益敏 实习生王周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