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30
㈠管理，好像天经地义就是上管下。比如，宾馆总经理检查饭菜质量和口味好不好，每个锅里都夹一筷子尝尝。
先不说这样卫生与否，问题是，总经理仅以自己的偏好为标准，真的能管好饭菜口味这种事吗？
㈠那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还有一种管理方式，是横向管理。
比如，有一家餐馆，它评价饭菜质量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等客人走了之后，统计每一桌客人剩了多少菜，分别是什么菜。然后，根据它来调整饭菜的口味和菜单。
剩饭剩菜确实不会说话，但是它们最诚实。这才是高明的“横向管理”。
㈡加缪的《局外人》里，狱中的默尔索反反复复读的一则新闻报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早年外出谋生，过了二十多年他发了财，回到故里。他的母亲和妹妹在村里开了家旅店，他住进旅店时，母亲和妹妹都没认出他。他想开个大玩笑，给她们一个惊喜，就特意亮出自己的钱财。夜里，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谋财，用大锤砸死了他，把尸体扔进了河里。知道真相后，母亲和妹妹自尽而死。
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默尔索评价这个新闻时说：“不论怎样，我都觉得这个店客有点咎由自取。”
人性之复杂经常会超出人的预期，如果不想承受恶果，就不要去做任何试探人性的事情，不要诱惑，也不要挑战。《局外人》里，默尔索在读过那则结局悲惨的新闻后说：“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㈢在旧金山居家抗疫的日子，从梭罗散文中读到：“我的生活自身就是一种娱乐。”遂想及，如果此语没说中当下的状况，至少可启发我对这一较易获致的“娱乐性”作一次测试。所谓“生活自身”，该是尽可能做到：摒弃工具，切断与外界的通道，把“自我”当作独立自足的冶炼厂，提炼出一种叫“快乐”的产品。
我自问：能做到吗？以眼前论，贱躯老是老，但还能对付时间不长的体力活。扛一把锄头，把后院靠东的一块荒地翻了个遍。多年来，这里只长野草，但不是毫无看头。明黄的酢浆草花、艳红的虞美人、琐碎的满天星、高傲的美人蕉，轮番开谢，与死不退场的狗尾草混在一块。但我要对它们说声：对不起，请离开，我要种菜。
阳光正好，四顾无人。风与贴邻后院挂满柠檬的树低语。锄声噗噗，那是与性子柔和的沙土交谈；偶尔铿锵，那是碰上石头。把狡猾的杂草清除干净，放在过去是头疼事。可是，我慢条斯理地挑拣、归堆，让提供过视觉愉悦的翠绿享受最后的温存。但草的种子和根部是非清理不可的，尤其是美人蕉的块根，又大又善于结党，一扯就是一串。汗出来了，额头闪耀金辉，可惜无人欣赏。挥锄之际，陶渊明的“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在心里发酵。身心的合拍，人与土地、与天空、与风的和谐，算得高级娱乐。
劳作一个上午，食欲大增。腊肉是老妻这几天精心炮制的，过程颇复杂，腌制、晒干、置于烤箱除水分。我也作出贡献——从柜子里找出一瓶忘记来历的正宗汾酒。今天第一次试吃，把腊肉切碎，与椰菜花一起炒，我一气扫清，差点连洗盘子也省下。
写到这里，觉笔路有偏。“乐”取诸己，不是指“身外之物”绝对不用。梭罗此说，是与“四处寻欢作乐，忙于交际，上剧场看戏的人”并列，从而比较优劣。他自己就是这样，“坐在这一片松树山坡，山核桃树和漆树的林中，在远离尘嚣的孤寂和静谧中，沉思默想。”如果绝对排斥外物，那么我连锄头和筷子也不能拿了。古希腊的哲学家奥基尼斯一生都在木桶里思索，一次，国王亚历山大问他：“老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他连头也没抬，冷冷地说：“站开些，别遮住我的太阳。”这位哲人面对“权势”和“太阳”二者，作了适性任情的取舍。
同理，梭罗的“娱乐说”，真谛在于选择的智慧：如果可以向内寻索，就不必依赖外物；如果对自己抱有信心，就不必找人肯定。微信群的交流没有意思，宁愿与单个深谈。如果广场挤满无聊的起哄者，宁愿去深林溜达。欧洲人脱不了派对瘾，邻居们以长竿拴上盛香槟的高脚杯，伸出阳台碰个不亦乐乎，太费事了；不如磨墨，临一帖《石门颂》。
独处的光阴，欲检验生活方式所含的“娱乐性”，最好的尺子是：有没有注意时间的流逝。孤独、无聊、烦闷、疲倦、焦虑，这些情绪是和“度日如年”连在一起的；沉溺于绘事、文事、演算、设计、哲思，或为了嘉奖自己的勤劳，小酌而微醺，怎会频繁地看挂钟？忽略光阴的压力，古人称为“不知老之将至”。前提是抛弃对难以改变之局的忧虑，明白即使愁死，将来也得支付房贷和信用卡账单，不如尽可能让自己快乐。越是耽溺于爱做的事情，“时间”就离你越远，你的收获就越大。
这么说来，我们都可通过审视“宅”的生存状态，从而评估生命质量。
㈣现在的孩子应该很难想象，在我儿时，拍照是一件多么隆重的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出现一个能打家具的木匠，同时也会冒出一个自学成才的摄影师。
在我们家里，这个角色一直是由姨父担任的——所以，至少十八岁之前，每逢家族聚会，表妹总是能把头抬得比我更高一些。他们家的墙上挂着表妹五六岁时拍的肖像，她满头硬邦邦的鬈发是阿姨买回来的冷烫精的杰作，她的表情动作则是直接拷贝印在饼干听上的女孩——都是那时候最显眼的流行元素。照片是用方头方脑的120相机装上黑白胶卷拍的，姨父拿着底片到他的单位里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就放大成十寸，还着了色，表妹的嘴唇顿时就粉嘟嘟起来。在前电脑时代，给黑白照片染色可没有PS帮忙，一笔一笔全是人工画上去的。我至今都没弄清姨父的手艺是从哪里学来的，只知道他是中学里的化学老师。总而言之，从那天起，我便想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躲在实验室里，窗帘一拉就是暗房，世界一点点从黑白转成了彩色。
在中国家庭摄影史上，那几年也确实是黑白与彩色的分水岭。姨父的照相机从120换成了海鸥135，逢年过节，他就换上彩色胶卷。小孩喜欢明艳的富士，大人则更中意稳重的柯达，可它们都很贵——买一个胶卷够看好多部电影，到照相馆里精放加印还得再花一笔钱，又是好多部电影。一家人跑到公园里，跟很多家人挤在一起：同一座假山、同一棵大树、同一片草地，N种人跟人、表情与表情的排列组合。作为家族里最小的两名女性，我和表妹得到格外优待，不仅单人照最多，还获得“偷照片”的特权。
数码时代的人没法理解什么叫偷照片。一个胶卷，卷片时拖在最后的尾巴长度不一，三十六张份额拍满以后常常还能往后卷，具体卷几张得看命运的安排。胶卷时代充满悬念，不到冲印完成就不会真相大白。抓拍、偷拍或者纯拍风景的“空镜头”，都是普通家庭无力承担的奢侈，所以那时照片上几乎全是人像，表情普遍比现在严肃，相纸上弥漫着箭在弦上的紧张感。哪怕迎着阳光，人们的眼睛也会努力睁大，最后眼睑肌肉终于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扛不住生理极限，耷拉下来——这样的惨剧在每个胶卷里至少会出现两三回。倒是偷来的照片，画中人没有心理负担，只有意外之喜。喜终究形于色，所以放肆一点的动作、平时不敢轻易尝试的表情，往往出现在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甚至第三十九张里。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皆大欢喜的“偷”——在稀缺的载体上，我们仿佛又额外留住了一点岁月。
但载体终于不再稀缺，柯达终于倒闭，技术进步让我们偷着偷着就不用偷了。现在，我们对于数码图像已经熟悉得仿佛能从活人脸上看出像素来。每天，我们都会把无数个自己存在云上。那个叫“云”的东西好像大得没有边，它给予我们在胶片时代无法想象的自由——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拍多少就拍多少。出门旅游，你对着日出和瀑布，举起自拍杆对着海滩上的你，按下自动连拍。影像与影像之间没有空隙，你以为再也不会漏掉什么珍贵的记忆了。然而，对于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的照片而言，拍下的一刹那就释放了它所有的存在感。我们不需要整理，不需要冲印，不需要把它们一张张插进照相簿。几个月以后，偶然想起这次旅行，好几个G的影像交叠在一起从眼前滑过。太多的面孔几乎等于没有面孔，你甚至已经懒得再去找它们究竟储存在哪片“云”上了。一年以后，你对于自己去年的长相，也许还不如对几十年前的自己熟悉——那个青涩慌张的你，寥寥几张照片，早已飞出发黄的相簿，铭刻在你大脑的永久储存盘里。
这实在是一道难解的数学题：我们试图用技术填满记忆的盲点，减少岁月的流逝，但最后真正珍藏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增加？或者说，到底是不是更清晰、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