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妓女娶回家，并培养成一代名画家
民国之际，有四大公子之说，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这四位：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在这里边，成就最小名声最大的是张学良；成就最高，事迹鲜为人知的是张伯驹。
张伯驹何许人也？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说：“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张伯驹的不休在哪里？在于他为保护国宝，散尽家财；在于他将毕生所藏，悉数捐给国家。著名作家章诒和在文章中说：
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张伯驹将毕生所藏捐给故宫博物院，所获得的褒奖）……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
而张伯驹捐献的名单中，都有什么呢？晋·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其余如唐·杜牧《张好好诗》、唐·李白《上阳台帖》、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赵佶《雪江归棹图》等。这里边，随便拿出一个来，不仅是在当时，即使在今世，也价值连城。
一
张伯驹（1898年3月14日—1982年2月26日），原名张家骐，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
一看到河南项城，你想到了谁？自然是袁大总统。而张伯驹家，与袁世凯是姻亲。其父，是袁世凯大哥的妻弟。凭借着这层关系，张家与袁家休戚相关。在袁家没落之后，张伯驹养了袁克定（袁世凯之长子）整整十年。
张伯驹的一生收藏之事业，与其父密切相关。并不是受其父的影响，而是其父留下的万贯家财，让他有了搞收藏之资本。
张镇芳（1863—1933），清光绪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署理直隶总督等职。民国成立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调回北京。次年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朱启钤等同被列为“七凶”。袁死后参与张勋复辟，任内阁议政大臣、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被捕。1918年获释，在天津任盐业银行董事、董事长。
这里边，最肥的缺是哪一个？总督、民政长？都不是，而是盐运史。自古以来，盐铁专营，意味着国家垄断。谁能当上盐运史，那意味着黄金万两滚滚来。而张镇芳，也是在这里“积攒下”了万贯家财，并且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盐银行。
张伯驹本不是张镇芳之子，而是其侄子。因张镇芳无子，遂过继而来。张镇芳将张伯驹视若己出，遍请名师，对其寄予厚望。如此，成就了一代“琴棋书画，风度翩翩”的贵公子。
二
张伯驹的青年时代，跟当时的贵公子们一样，“不务正业”，青馆楼台勤留恋，写诗作画、看戏唱曲了此生。直到他遇到了一位名动一时的青楼女子，方寻到了自己的真爱。
在遇到她之前，张伯驹有一妻二妾。在张伯驹7岁时，张镇芳就已为其订婚。十九岁（一九一六年）结婚，为正妻，名李月娥，不能生育；二十四岁（一九二一年）纳邓韵绮为妾，生一女夭折，后再不生育；第三次婚姻，二十七岁（一九二四年）与王韵缃同居，一九二八年生一子。
这三次婚姻，在张伯驹眼里都不幸福。两次纳妾，都是家里老人的意见——不孝有三，无后乃大。最让张伯驹感到痛苦的是，他是连香烟都不吸的，而他们都吸大烟，张伯驹起床的时候，正是他们睡觉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却是他们打牌吸烟的时候。直到，遇到了她。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挂职，每年都要去上海进行查账。沪上，当时号称东方明珠。来到这里，张伯驹怎能闲着。在青楼中，张伯驹碰到了潘素。
潘素原名潘白琴，字慧素，出身苏州名门，是前清宰相潘世恩的后人，母亲沈桂香也是大家闺秀出身，从潘素七岁开始便延请名师悉心教导。因此潘素自小行为举止落落大方，音画双绝，弹得一手好琵琶。怎奈命运捉弄，潘素十三岁时生母因病去世，家道中落。继母王氏狠毒异常，在潘素十五岁时以她“擅弹琵琶”为由设计将她卖到上海的妓院，自此一代佳人流落风尘。
潘素当时在上海，名噪一时，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惠乐里“张帜迎客”，素有潘妃之称。当时上海的青楼也有分工，有的只招呼达官贵人，而潘素的却客人多为“白相人”、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在她那里打牌、吃花酒。而她，照样出堂差，且应接不暇。她和那些白相人一样，在胳膊上刺了一朵花，借以招徕客人。
张伯驹一见潘素，惊为天人，才情大发，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而潘素见到这位翩翩贵公子，也是春心荡漾，十分倾心。
而此时的潘素，却已经名花有主，对方是国民党中将臧卓。当臧卓知道潘素另有新欢后，怎能就此罢休，于是将潘素软禁起来。此时的潘素只能以泪洗面，而张伯驹已经不是北洋时代的贵公子，无权无势的他，只能干着急。
此时，他想到了拜把兄弟孙曜东。孙曜东也是名门之后，更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孙曜东问张伯驹“兄弟，你真喜欢他？”张伯驹回答：“难割难舍！”孙曜东又问：“你打算怎么办？”张伯驹答：“将她接出来带走。”
孙曜东看张伯驹铁了心，于是心生一计。趁着天黑，他开着一辆车带着张伯驹来到潘素被囚禁之附近，在这里租了一套房子，以观动静。他买通了臧卓的卫兵，趁着臧卓不在的时候，急急冲进去，把潘素带走。于是乎，张伯驹就带着潘素北上而去。
这段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上海，那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三
张伯驹与潘素，让人不自觉的想起来明末清初的钱谦益与柳如是。有意思的是，张伯驹在一日之间得到过两方名砚，主人分别就是上述的这两位。
婚后，张伯驹发现了潘素的绘画天分，不仅大加赞赏，更是着力栽培。在他的引荐下，她二十一岁，便正式拜名师朱德甫学习花鸟画，接着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各教所长。
张大千夸潘素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潘素的《溪山秋色图》题跋：“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画曾被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日本天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老布什等。
反过来，潘素也积极地支持张伯驹进行文物收藏。有一次，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卖家要价不菲。而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当年贵气的“民国四公子”，没有实职，尽是闲差。画虽然好，可是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实际生活，潘素终究犹豫了。
张伯驹见她没答应，便嚷嚷开了，最后索性躺倒在地上，任凭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哭笑不得的潘素只得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于是，大她十七岁的张伯驹才翻身爬起，拍拍沾在身上的灰尘，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为了保护国家之重宝，张伯驹与潘素可谓是煞费苦心，甚至是不惜生命。日伪时期，张伯驹去上海打理银行事物，被人绑票。其幕后的指使者一是银行内奸李祖莱（因张伯驹阻挠了他的升迁之路），二则是七十六号机关。绑匪放出风来，让潘素拿200条金子来赎人（一条金子十两）。而张伯驹，家道早已中落，何来200条金子？明摆着，是让他卖手中的文物。
潘素赶紧去找孙曜东，此时的孙是周佛海的秘书。在他的斡旋下，潘素得以见到了张伯驹。此时的张伯驹有气无力憔悴不堪，见到潘素后，悄悄地对她说：宁肯死在这里，也绝不变卖家中文物赎身。由于张伯驹的不买账，他一直被扣押了8个月。而在此之间，梁鸿志跟任道援（均为汉奸大头目），托人让潘素转卖珍贵字画，但是都被其所拒绝。后来，还是在孙曜东的帮助下，由周佛海亲自过问，张伯驹才得以挣脱魔窟。
由这件事，张伯驹知道待在日伪地区迟早还会出大事，为了自己手中的国宝之安全，他决定避难后方。在逃难的过程中，张伯驹跟潘素将所有珍贵字画全部缝进随身所带的棉被中，“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潘素自述）
晚清至民国，妻妾成群的名士多矣，却很少有张伯驹与潘素这样志趣相投交相辉映者。为何？世间奇男子多，奇女子亦多，但是能够碰到一起并能擦出火花者少。可是说，张伯驹得潘素，幸；潘素嫁张伯驹，亦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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