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乃吾师
第47天（2023-1-16）良知乃吾师
嘉靖六年（1527）八月，王阳明在出征思恩、田州前夕写下了《客坐私祝》（《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这是写给他的子弟以及受托教育其子弟的门生的，该文简洁地记述了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谨记于心的事项。我们读完之后，能够体会到王阳明对子弟的殷切期望。
文中，王阳明训诫说，应当从良士而不从凶人。
关于良士，他是这样解释的：“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毋陷于非僻。”文中的“温恭”出自子贡对孔子人品的概括：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直谅”出自孔子讲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篇》）。
九月八日，钱德洪与王龙溪到船上拜访张元冲，谈论老师教的“四句宗旨”。王阳明的“四句宗旨”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龙溪将“四句宗旨”理解为：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他主张“四无”说、“无善”说，即如果心之本体无善无恶，意、知、物皆无善无恶。
钱德洪反对王龙溪的说法，他说：“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他主张“四有”说、“有善”说，辩论王阳明的“四句宗旨”的正当性。
关于两人的观点，换句话说，王龙溪认为心体是超越善恶的！绝对无的东西，即便想通过修行达到，终会因拘泥于善恶之念而无法领悟绝对无的心体。因此，必须一举领悟绝对无之处。
而钱德洪则认为龙溪这么说是太不了解现实中的人心了，还是必须积累修行，才能到达绝对无的心体。像王龙溪说的那样，一举领悟绝对无的心体，反倒会陷入虚妄。
用禅语来讲，王龙溪主张直悟、顿悟，钱德洪主张渐修。
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
王阳明思考片刻，又说：“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禅的本来面目是空，王阳明的学说是天理。我们必须知道佛教与儒教在世界观、人生观、事物观方面的不同。心体即本性，在王阳明看来是天理是实理，而禅则认为是虚无的，两者之间有虚实之别。
王阳明在书信《启问道通书》中解释《周易·系辞下传》中的“何思何虑”，他说：“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传习录》中卷）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何思何虑”并不是断绝思虑，而是不思虑天理以外的东西。
“钱德洪与王龙溪到此就该与王阳明分别了。当时王阳明与王龙溪的对话后来被世人称为“严滩问答”。王龙溪谈论到佛教的实相和幻相，王阳明这样说道：“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
这一说法云遮雾罩，看上去有点像禅的问答那样自相矛盾。而王龙溪则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功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说本体。”
王阳明回答说：“然也。”
在上述问答中，王阳明分别使用了两次“有心”和“无心”。必须注意的是，前半部分的“心”与后半部分的“心”内涵不同。也就是说，前半部分的“心”指的是“本来的心”，即“本心”；而后半部分的“心”指的是“私心、人心”。因此，前半部分说的“本心”，有则为实，无则为幻，为保持“本心”，努力使其不丧失，便是“本体上说功夫”。相反，后半部分的“心”是“私心”，无则为实，有则为幻，努力去除“私心”，保持本心，便是“功夫上说本体”。
总之，这段问答讲述的是本体即功夫、功夫即本体。也就是说，本体之中有功夫，功夫之中有本体，本体与功夫合一，与知行合一主旨相同。
换句话说，王阳明认为，既没有无本体的功夫，也没有无功夫的本体，本体总是在功夫中提高，功夫是本体的作用。他说的本体就是良知，功夫就是致良知，即发挥心之良知。
现将《长生》诗抄录如下：
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
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
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
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
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
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
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
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
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王阳明站立讲学，他讲道：“尧、舜生知安行的圣人，犹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功夫。吾侪以困勉的资质，而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岂不误己误人？”又说：“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变通不居’。若假以文过饰非，为害大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临别时又说：“功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王阳明如此论述良知学的简易，简易之学到了王阳明这里已经达到极致。王阳明此时写下了书信《寄安福诸同志》（《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上一段话便记录在书信末尾。
在第一卷中，他简洁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如下写道：“吾平日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亦无良知可致。”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最重要的是先要有万物一体之仁，即对所有人的诚爱恻怛之爱心，也就是说对人要有诚意，要有怜悯之心。”
如前所述，诚意贯穿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到王阳明晚年，“诚意”说成为一种重视诚爱恻怛之情意的思想。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在寄给浙江省参政朱应周的《南冈说》中写道：“夫天地之道，诚焉而已耳；圣人之学，诚焉而已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
“关于诚，《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中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章句上》）王阳明关于诚的说法虽然秉承了先贤的教诲，但他已将诚发展为自己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个人感言：
阳明一生学习钻研儒释道，加上遭贬遭非议，剿匪平乱，书本上的，社会实践的，人情世故的，都对阳明的心灵产生重要影响，朱子一生著书立说，希望格物穷理来达至天道，阳明悟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在知行合一处致良知，不唯书不唯上，躬身入局，直面现实，去解决实际问题，从体认天理良知出发，发现真正的“夫天地之道，诚焉而已耳；圣人之学，诚焉而已耳。”如何做到至诚如神？这是关键！一个充满诚意的人，能够感受感应到天地人互动的能量，就像阳明剿匪与平定辰濠之乱，虽然手无寸兵，依然镇定自若，采取攻心为上，一封封书信，或情真意切，或代天讨伐雷霆万钧，迅速瓦解对手意志，为此阳明认为这只是结果，本质上还是在本心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身外事物纷繁杂乱，每一件事虽然都有其理，但是心外之物，变化莫测，非人力所控！真正的大本大原一定要落实在本心上，阳明感概“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外物虽变化莫测，本心更是飘浮不定，如果不在本心下功夫，努力不使本心散失，阳明为此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保持本心就是实，保不住本心就是虚幻！因此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如果连本心都没有保住，一味外求，那就良知被弄丢，所追求的学问也就是枝枝叶叶，也就是支离破碎，无法把握根本！正如阳明所言“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王阳明大传》余超林解读之47:良知乃吾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