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愤怒就没有偏见

没有愤怒就没有偏见

不要吃陌生的水果，在原始社会这是一种偏见；不要吃陌生人给的糖果，在现代社会这也是一种偏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偏见可能会让错失一些机遇，但有的时候也会保护生存。

但是偏见不是所有人都行之有效的科学，在《理解人性》一书中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将人分成两类：

第一类人是过着自知生活的人，他们采取客观而果断的方法解决生活问题；第二类人是带着偏见生活的人，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很片面，而且这类人的言行举止通常带有潜意识的色彩。

东野圭吾的《信》讲述了哥哥刚志为了替弟弟直贵筹学费而闯入民宅偷窃，失手杀人。刚志为此入狱服刑，兄弟俩只能用书信互相联络。哥哥在狱中为自己的行为赎罪，身为弟弟的直贵尽管无辜，却从此背上了“杀人犯的弟弟“身份，在社会上一次又一次的被歧视，被驱逐，使得愤怒的直贵两次与哥哥断绝关系，终止书信。

所谓偏见，就是不平等看待，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的自私本性。这里的不平等看待，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的态度平衡缺失，而总是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倾斜，除非不同的立场之间不存在厉害冲突。一般情况下，人都是首先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会力图站在他人的立场来考量，完全意义上的中立是不可能的，由己及人是必然的思维定势，偏见遂自然而生。

——东野圭吾 信

在《人民的名义》剧中，祈同伟靠着自己的能耐脱贫，人前富贵，却并未对自己充满自信。正是因为受到等级的歧视进而愤怒产生的不安全感，使他更加关注权力和地位，僵硬的权力至上的偏见才能在权力比自己大的面前如此压抑自尊，卑躬屈膝。

除了直贵，祈同伟，中国现在最大的偏见来源就是贫富差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认为中国经历过三个不平等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体制，关乎政治地位。你是局长，你就有能力把儿子、女儿通通塞到体制内，让他们得到优势。但这个优势是要体制认可的，你不能直接给予。比如，你不能把你的局长职位直接给儿子、女儿，只能托朋友、找关系，把你儿子、女儿也带进体制，得到提拔。

第二个阶段是收入阶段。大家有钱了，体制开放了，你的钱可以拿来请老师，让孩子上补习班、出国留学。这段时期，钱可以转换为你对子女的投资，让他们得到好的教育，得到好的职位。

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财产不平等的阶段。你可以直接把财产给子女，他不需要工作，可以生下来就是将来的董事长。

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飞机上坐商务舱的女人为自己的孩子配备两名保姆，目的是想让保姆有换休时间以便心情更愉快的和孩子相处，讨论这件事的焦点不是在是否应该平和的满足孩子的要求转而进攻到“商务舱”，“两个保姆”的字眼上。可怕的是“低端人口”四个充满歧视的字眼尽公然见诸报端。贫穷而操劳的父母将孩子抚养长大，卖血卖肾的给孩子买超过经济条件的物品，好像如果不这样，自己就真的有罪，对不起孩子？

社会的公正应该有更有力的组织去维护，想要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身处其中的每个人若因这种不公让自己形成偏见，如直贵和祈同伟，就将身陷不幸。挫折滋生敌意，愤怒产生偏见。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问题？我们是否在为了践行所谓的带有偏见的理念，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