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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8日的深夜，我难以入眠，身边19个月大的明明已经沉沉睡去，被口腔疱疹折磨了差不多一星期的他总算病情好转，明天我就能放心的带他坐飞机飞回北京了。

      公寓里已经没有任何家具了。我坐在地上，仰头看着窗外的月亮。有意思的是，七年快过去了，我竟然还很清晰的记得当时的坐姿和当时的心情。有忐忑不安吗？有兴奋不已吗？都没有。那天晚上的心情也并不复杂，脑子里只是反复充斥着一个问题和一个好奇，这就是我留在美国的最后的一个晚上了？我们今后在中国的日子会是怎样的呢？

      那个时候的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七年，我不仅度过了三年半的海归生活，还紧接着经历了三年半单身的归海生活。不仅仅如此，这期间所经历的各种人生体验，或许才是我这辈子精彩人生的开始吧。

      2001年11月2日，我第一次到美国，和在新泽西读博士的先生团聚。度过一年半的陪读生活以后，我去纽约城立大学的商学院攻读会计硕士，毕业后顺利开启四大税务生涯，没成想，一晃至今，已经十二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任何不好的影响，2009年甚至可以说是我此生当中最精彩最值得回味的一年。这一年，5月我生了可爱的儿子，9月升职做了税务经理，10月拿到了美国绿卡，这一年，要有多得意就有多得意。

      可是老天总是喜欢公平一些吧。那年我亲眼目睹很多因为金融危机失去工作甚至被逼回国的朋友，本以为自己已经幸免，没想到，家里的好运气被我用光了，先生的求职生涯陷入了困境。先生在博士和博士后阶段努力工作，发表了一些好文章，2009年10月又拿到了绿卡，本以为在美国找到教职工作不是件难事，可是尝试了两年，仍是前途渺茫。2010年3月，先生去参加一年一次在北美召开的全球物理大会，遇到了时任北大物理学院的院长王恩哥教授。王恩哥教授在成功发展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之后，被诚聘到北大担任物理学院的院长，并有心创办一个国际化水平的量子研究中心，急需一些海外科研人才。

      我先生和王教授面试之后，立马被聘用。他在会场当天给我电话，我可以听出他的兴奋，也感受到他的忐忑，毕竟来美读博并在美国找教职定居下来曾经是我们非常笃定的一件事，事情怎么就这样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呢？

      先生回家以后，我们前后讨论了两周，因为当时在职场上春风得意的我也很想回国发展，我们就很快下了决心。年轻就是好呀，因为无知无畏！那时的我刚过而立之年，先生不到34岁，在美国读了博士做了博士后，生活了近十年，生了孩子拿了绿卡，难道就留在美国开始过着一亩三分地的平淡日子了吗？当然不甘心。海归，我们夫妻俩达成了共识，并没有什么争执纠结，但却因为过于草率，对未来的生活工作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筹划，只是一味的想象和盲目乐观，为我们回国以后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埋下了伏笔。

      2010年9月，先生先回了北京，给我们打头阵，四个月之后，也就是2011年1月，在我32岁生日之前，在兔年新年到来之际，我带着儿子正式踏上了海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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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每想到1月9日那天回国的架势，我就不禁想笑。

      我在回国之前找好了北京的工作，就是从芝加哥的公司平调到了北京的公司，过程相当的顺利，薪资也持平，我很是满意。因为算是工作调动，回国的费用全部可以报销，于是我就给19个月大的儿子也买了张机票，于是那天的行李是这样的：4个大箱子，1个随机箱，1个小推车，1个car seat，1个背包，再加上20斤重的儿子。当这个仗势的我出现在接机的先生还有我的同乡好友面前时，我可以吃苦耐劳的形象就更是坐实了。

      飞机上13个小时，明明一直很乖，许是生病体弱的原因吧。因为他有自己的座位，又坐在自己熟悉的car seat里, 这一路上他几乎没有哭闹过，困了就睡，饿了就吃，只是飞机快降落的最后十分钟，因为气压导致的不舒适，他才大哭起来。下飞机时，周围的阿姨奶奶们啧啧称赞，小小的满足了一下我这当妈的虚荣心。

      来接机的除了先生，还有先生北大的一位同事和他太太，以及我的高中好友和她先生。我先生因为刚刚回国，没有买车，而正准备买车时又遇上了北京在2011年1月开始实行的摇号制度，于是就只能兴师动众的找了两家有车的朋友来帮忙。

      说到北京的买车摇号制度，这是我回国以后遇到的第一件匪夷所思却可能是合乎中国国情的事情。2010年12月23日，北京交通治堵新政——《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宣布正式实施。小客车配置指标将以摇号方式无偿分配。2011年机动车放牌量为24万，平均每月2万个。自实行摇号购车后，中签的比例随着越来越多的排队者的加入而变得越发困难，有人戏称，北京人买车像买彩票。

      回国前，我先生已经开始参加摇号，大概是10个月之后，我们才终于摇到了号。摇到号之前的一两个月，我的一个要好的同事先摇到了号，他说这喜气要赶紧传下来，不知怎地，就传到了我这。记得拿到号的那天，我竟有种天上掉馅饼的幸福感，我和先生开玩笑说，这摇号摇的一个娃都可以生出来了。

      话说回到接机的那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的这位年轻同事，他在国内读的博士，是王恩哥教授的学生，之后去美国做了两三年的博士后，回国以后应导师邀请，也加入了这个科研中心。他和我先生都是这个中心第一批招募的教授，我先生是副教授，而他因为年纪轻资历浅一些，好像是当时唯一的一位助理教授。他个性开朗、工作努力勤奋，因在中国读博反而在国内建立了良好的人脉积累，在之后的几年里竟比中心里好几个洋博士的海归发展的都要好。从他的身上，再次印证了我以后的一个体会，在能力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无论是商界还是科研界，很多“土鳖”最后都完胜“海龟”，使得不少海归渐渐进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况。

      来到住处，发现先生租的房子很是不错，三居室，空间大且装修还不错，租金是每月6500人民币，不算便宜。很快我就发现了这个小区的好处，它位于北京市亚运村主干道，交通便利，是具有军队特色、多功能的大型住宅小区，安置军队退休干部的，并不对外销售。小区对面是一个美食城，周围还有干洗店、健身房、美发厅、托儿所等等，地铁则距离10分钟，现在想想，这大概是回国后租的房子里最好的一个了。可惜后来因为明明上学，我们不得不搬去海淀区，房子变小了，房租上涨了，生活水准也感觉减低了不止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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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仍然记得自己刚回北京时的心态。

      虽然是主动做出海归的选择，表面上端的谦和有礼，其实内心里却总是禁不住的去对比去评价，这样的心态导致我在以后三年多的海归生活中（主要是后期）总是患得患失，尤其在做重大选择时经常纠结在值不值得的思量上，终究是失了份真诚和洒脱。

      话说刚回北京时，已是入冬。因为回国前明明生病，我一人在美国照顾他已是体力消耗过多，于是像大多数刚回国的朋友一样，我也开始发烧感冒，头疼欲裂。而明明口腔疱疹的症状虽然缓解，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到了晚上更是需要抱着入睡，半夜还闹几次醒夜。我坚持了两晚，实在是受不住了，于是和先生商量去找保姆。

      在国内找保姆不是件难事，找到称心的就要靠运气了。当时距离过年还有两三周，保姆们大多都准备回老家过年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小区的物业管理处最后给我们推荐了一位河北来的住家保姆，每月3500元，是当时市场上比较高的价位了。保姆姓张，人高马大，为人还挺和善，我们就把她领回了家。

      可惜这次保姆选的太仓促，考虑不周，最大的问题出现在了饮食上。张保姆为人勤快，一到我们家，就开始买菜做饭，她是北方人，最拿手的是做馒头包子，经常是一大笼一大笼的做。刚开始，南方人的我百般新奇，要知道我们很少会自己做这类面食的。但是持续早中晚都吃面食，哪能受得了呀。我又刚刚做人家的东家，怕被骂苛刻无理，于是就忍着不说。大约连续吃了几天的包子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早上起来，看到她又要去拿面粉，于是大叫，我们要吃米饭，这时张保姆才意识到东家其实已经受不了面食了，于是才开始改做饭菜来。这一改，短板就出现了。她做的饭菜连我的水平都没到，虽说不是难以下咽，但是我已经是暗暗叫苦了。好在我很快就上了班，没多久，“入乡随俗“的我开始中饭晚饭都在公司里和同事们一起吃，先生也基本上在学校里解决伙食，明明也上了小区对面的私立托儿所，在家开伙的机会不多了。半年以后，在国内”闯荡”了一阵子之后的我，终于鼓起勇气辞退了她。之后找的保姆是安徽人，手脚麻利，做的菜很是美味，这是后话了。

      回国休整了四周，春假一过，病也好了，我就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东方广场上班了。

      头一两天是入职培训。记得一同培训的还有两三位海归人士，一位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审计，另一位是从美国回来的从事有关企业资产评估的工作，而我则是放弃了在美国积累几年的美国税的工作经验，加入了中国税务团队。我转换跑道，一切从零开始，之后的职业发展很是艰辛，而他们两位因为是依托自己以前的工作经验，甚至可以说是比国内先进的工作经验，两三年之后，他们的职场发展果然比我顺畅很多。

      入职培训完毕，我就来到了传说中极其tough的税务1组，正式开启了中国税的税务经理之旅。

      在四大，刚到一个新环境，可能首当其冲的是去多认识人，拿到项目做，然后逐渐拥有自己的客户群以及在公司里的口碑，而且很多时候都必须自己主动出击，去争取项目，尤其是在国内。而我作为一个空降部队，处在中层管理的位置上，就额外需要花费精力上上下下的沟通打点。

      将我招到北京office 的合伙人，除了第一天和我见面简单聊了会天，之后就任由我自生自灭了。我一直猜想，当时她是不是故意那么做，想看看我能不能通过一己之力存活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她再考虑用我？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我大约使用了三四个方法成功打入”敌营“。

第一，经常在coffee room出没，和新同事有的没的打个招呼聊个小天。

第二，回国头一周我就去书店买了一整套的《中国注册税务师》的书，头一个月没事做，基本上就啃那五本书了。遇到不懂的，问问周围看似比较友善的同事，树立一个比较认真积极的形象。哈哈。

第三，6点下班后不着急回家，发现1组经理级别以上的同事几乎都在加班（春假之后到5月底是国内税务忙季），于是留下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再加班（基本上他们加班我看书）。吃晚饭的时间（通常有1小时）就成了我们互相了解的好机会，他们很多人对美国生活和工作很感兴趣，我就耐心解答，赢得好感。

第四，我了解到税务组还有一两位海归，于是主动找到他们，向他们咨询职业发展计划或是讨教一下刚到中国工作需要注意的方面。

      于是，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就和税务1组的三四位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同事关系。这几位后来有的成为了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有的在工作上不断提点帮助我，而有的则在我后来的一场职场危机里帮了我大忙，至今想来都是非常感激和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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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章我提到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才和组里的三五个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主动给我分配工作，大部分时间我仍然在坐着冷板凳。

      三月初的有一天，我又是百无聊赖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股无奈、郁闷、气愤、焦虑的情绪紧紧压迫着我，我已经是如此努力如此认真的去融入了，为什么还没有结果？难道还要这样被动的一直等待下去吗？问题是还要等多久？从没经历过这样待遇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一拍桌子（当然还是轻轻的），站了起来，径直走到一位高级经理的办公桌前。

      我觉得在识人方面我有种直觉。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找她，其实她才刚刚升做高级经理，资历上并不比我深多少，也不是那三五个同事里对我最友好的，但是我却直觉觉得这个人比较仗义，且她看似最有权限，应该能帮上忙。果然，第二年当我出现职业危机的时候，是她出面为我抱的不平。再过三四年，她也是这群同事中唯一一位升到合伙人的。

      “XXX, 你有没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你做的？什么事都可以，不charge时间都可以，我就是想找点事开始做起来。”我想我那时的脸色一定不怎么好看。

      她抬头看了看我，想了想，回过头对另一个同事说：”YYY，你最近不是在和我做一个中海油的跨境项目吗？说不定Wendy可以帮你忙，你带着她一起做吧。”

      这位同事和我同级，是那三五个同事里和我最谈得来的。她两年前到美国公干，最近才回到北京，到一个新环境后的辛苦打拼，她大概比任何一个人都感同身受，也因而对我最是友好。听到领导说话了，她调皮的朝我笑笑，于是我们美好的两年革命友情就正式开始了。

      自这个项目之后，我又如法炮制，“无偿” 帮助另一位经理在进行的一个高盛项目。然后大概是三月底，正式进入公司报税的忙季，另外两三位高级经理大概是忙不过来，于是给我分配了三四个客户的年终报税工作，于是我就开始真正忙碌起来了。

      我虽说是经理，但是因为不熟悉中国税法，就把自己当senior，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上手。接手这些报税这些事情以后，发现中国的应税收入计算太简单了，只是因为税法的不明确，需要和各地各区的税局打交道。我对跟税局打交道没兴趣（这是个失误，后面就吃了个亏），也不喜欢在电话里对着一群不认识的税务官员“卑躬屈膝”，于是就把打电话这样的事交给了senior，自己则主攻应税收入计算、理解中国税法细节以及和客户沟通上，记得当时还记了满满一本笔记本。

      就这样，到了5月底报税忙季结束的时候，我海归后的第一阶段算是比较圆满的结束了。在6月的绩效评估里，我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基本上都是说我上手快、负责任、工作质量不错一类的评语。我暗暗松了一口气，于是又开始积极筹划接下来想做什么该做什么。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在北京安永工作的三年是我职业生涯中特别刺激又极有收获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海归后的第一阶段。当跨过苦寻工作而不得的尴尬时期之后（大约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吧），我每天的工作就可以用好奇和兴奋来形容了，特别是在做那些咨询工作的时候。

      回中国之前，我分别在纽约工作2年、芝加哥工作4年，基本从事的都是公司报税和税务会计的工作，一直做到了税务经理。这份工作比较常规性，季度申报和年度申报，周而复始，有些重复劳动，时间长了，便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而北京的税务工作，因为国情和市场需求不同，报税和税务会计工作只是日常税务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3月到5月，因为收费低，公司领导们的业务主攻方向还是各种各样的咨询工作，也因此，转换跑道、转换思路之后的我，面临的挑战、承受的压力和体会到的魅力，也主要就是在这些咨询业务上了。

      上面提到，3月初，我“无偿”帮助一位税务经理进行协助一家油气田大国企到印度尼西亚设立子公司的咨询工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这位同事积极调研，和安永印尼同事精诚合作，充分考虑与印尼合作伙伴合作的各种因素，了解在印尼成立子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股东持股要求、收益分配、资本缴纳要求等等），选择印尼子公司的投资主体（包括投资资金的来源、在哪个国家设立中间控股公司以及该国税法要求、中国海外投资的审批过程等等），分析利润分配的税务影响，分析股权转让收益的税务影响，以及了解印尼设立子公司时如何确定公司的经营范围、设立流程和时间表以及所需材料清单，同时还要了解在印尼雇佣外籍人员的注意事项。

      与其说是让我去无偿帮助她，倒不如说是我获得了一次无偿学习的宝贵机会。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从商业运营、企业设立、税务筹划再到人事雇佣，这个广泛涉猎的过程让我大开眼界，在如饥似渴的学习过程中，我对当时火热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业务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中国同事的中英文自如切换的水平也让我佩服不已，我会在下一章聊聊这个语言关。

      这个项目之后，我又无偿参与了一个反避税调研项目，主要研究在中美税收协定没有规定一般反避税条款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税务局（SAT）能否运用国内一般反避税规定来判定某公司的境外股权架构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因为国内这方面的法规不完善以及国内相关案例的缺乏，我们就着手研究其它国家的相关税法规定和案例，了解类似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国家税务局是采取怎样的立场的。合伙人提供了一些资源和调研资料，我们几个就狂看案例并做总结，涉及比利时、丹麦、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美国、韩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荷兰、卢森堡、新西兰等等国家。事后主管经理整理了一份长达8页的总结报告，理解的透彻、分析的缜密，读的我是那个五体投地呀。这位经理好像是清华毕业，一直是组里的精英人士。过了两三年他辞职离开了安永，现在供职于阿里巴巴。

      这两个项目一做，我充分意识到国内真是人才济济，我之前的美国工作经历简单直接，可能根本不足以让我在中国职场轻松应付（除了报税工作，哈哈），更别提可以如鱼得水的发展了，我唯有认清现实，不断努力学习提高专业技能，才可能在这竞争激烈的环境里拥有自己的一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