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

所谓“时机”，用一句俗语作比喻，便是“时来天地共努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故《将苑·应机》云：“夫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在于机也。”

在利用“时机”问题上，应该持重，不可忘乎轻举妄动。正如《说苑·谈丛》有云：时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意思是时机未到不可强求去做，事情没有研究透彻也不可勉强去求得成功。时机不到，不可强行地创造机会；事情没做成，不要强行地必须做成。暗示人们做事情要审时度势，顺其自然，才能事半功倍。

机遇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时候太过强求，反而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所以也要有随缘豁达的心态，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夫唯不争，故无尤”。应懂得一个简单的真理：机遇错失，这说明事实上它并不是属于自己，作如是观，则自然会释然。

“时”的精义是善于把握时机。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认识“时”，可以溯源于老子。从老子的“动善时”到范蠡的丰富而成熟的“时”论，经过了范蠡的计然这一中间环节。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计然论述聚财致富之道的一些言论，从中就可以看出对“时”的认识的深化。如“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司马贞《索隐》曰：“时用知物。案：言知时所用之物。”又如“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再如“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索隐》曰：“夫物极贵必贱，极贱必贵。贵出如粪土者，既极贵，后恐其必贱，故乘时出之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者，既极贱，后恐其必贵，故乘时取之如珠玉。此所以为货殖也。”

这都是建立在“时将有反”认识之上的“乘时”之论，反映了计然对“时”的认识的具体化和深化。

范蠡的“时”论集中在《国语•越语下》中，较之计然更是丰富和深化了许多。范蠡亦称“时”为“天时”、“天节”，对“时”的把握，则有“随时”、“守时”、“因时”、“从时”等多种表述。

具体来讲，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其一，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只能是耐心等待，而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必将招致“天殃”。如“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又如“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韦昭注曰：“攻者为客”、“先动为始。”

其二，一旦时机成熟，就必须及时把握，立即采取行动。对此，范蠡有极为形象生动的表述：“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一旦误了天时，同样也会招致失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得时勿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贏缩转化，后将悔之。天节固然，唯谋不迁。”当时机不成熟时，他以极大的耐心待时并积蓄力量，而当时机一旦成熟，就即刻付诸行动，绝不迟疑延误，终于灭吴霸越，成就了彪炳千秋的不朽功业。

范蠡所谓“时”其实是“天时”与“人事”的有机统一，越王勾践数次急于伐吴，范蠡先是止之曰“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后又止之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并解释说：“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可见，范蠡所谓“时”，是天人关系的关节点，也是天、地、人一体观的核心观念。

范蠡的“时”论，是对老子“动善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范蠡是对“时”的涵义进行深入发掘并将其上升为普遍的方法论的第一人。在战国时期的帛书《黄帝四经》、《管子》的部分篇章等黄老著作中，都有大量关于“时”的论述和应用，都是对范蠡“时”论的传承、阐发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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