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我）一
（镜我）一
十七
科学一直都很愚蠢，我们现在已经能研究纳米层面的问题，它是米的一千分之一的一千分之一再一千分之一，科学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但依旧愚蠢。研究越来越微观，苍蝇腿上的绒毛可放大如纤绳，植物被送上太空育种，只为了改造几个bp的碱基，我们测得全人类的基因组，可仍无法彻底了解自己，我们是宇宙间孑然的唯一，却永远不被自己人理解。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很多工作，先是给一家心理辅导机构做助手，以我以往的经历和学识，完全可以胜任医生工作，但经理说我年纪太小，看起来不够稳重，中国人一直信奉屁股决定脑袋，既然你是医生，或者说像医生，病人就不得不听你的——他没有别的办法。约半年后，我因受不了愚蠢的氛围，和拿病人的隐私经历开玩笑的低级趣味交了辞职表，尽管我的薪水很可观，是当地公务员工资的五倍左右，但比起那帮恶棍，这点工资就是可悲的低保。他们不光要榨干可悲病人的家庭，还企图让病人买高额医疗险，再吃一部分回扣。他们是活在阳光下的吸血鬼，从不幸的人身上攫取暴利。带着这份工作经历，我去到新东方的人事部门做HR，面试教师和推广人员，我惊奇的发现，教育机构教师的门槛很低，尽管来这儿的补习费昂贵，但教师们都是一等一的垃圾，大部分连证书都没有，大学生们集合起来集体辅导半个月就草草上岗。但这并不能怪面试官们，既然教育被商业化，成本可是很关键的经济因素。我们才不管怎样的人给怎样的学生灌输怎样的狗屎。绩效才是唯一的标准。期间，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有惊无险的通过面试，直到现在，它还被当作一件收藏品，放在书房抽屉的最下面。
在我做HR的第二年，我所在的分公司进行裁员，整个部门除了经理外，其他人，包括够条件晋升的我们都将被解雇，换上一批更年轻，更“便宜”的新鲜血液。股东们眼睛长在头顶上，他们的野心像鲨鱼牙齿一般疯狂，对金钱的直觉像鹰眼一般敏锐。无论HR们怎样挑选精英，公司还是会把他们培养成会捞钱的垃圾，倒不如一开始就招些更便宜的垃圾。我们谈好价钱，出售生命，被资本家们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然后残忍抛弃。当然，我对经济和政治只有片面主观的见解，但我深知，要想活得更好，只能做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去剥削别人。
我找上川，一个拥有纸杯设计专利的朋友，合伙经营一家小型公司，以它的规模，说是工厂更加贴切，但它每年还是能为我们带来不小的利润。我不必为川付专利费，我们每个纸杯只赚五厘钱，做这种薄利多销的生意需要很多廉价劳动力，但我们舍得拿出的工资实在太低，便只好用奖金作为诱饵。这种朝三暮四的把戏却让很多人上钩，在流水线上不停运作，川恨不得用鞭子抽打他们加快进度。实际上，我们八个月后就够钱买专门生产的机器，体会了一把解雇别人的滋味，我们捂紧钱包，一分钱奖金也没掏。
不出所料，一周后，我们收到工人们联合署名的法院传票，但看起来像是讨伐书。“司令官”们在纸上为我们拟划罪名，包括节假日无休，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午休时间不足半小时等，我只看了一眼就把它扔给川。如果法院判决生效，我们要给工人们十万以上的赔偿，以及承受名誉的损失。
“我来搞定这件事。”川露出自信的笑容，他并不刻意隐藏本性中的邪恶，看起来非常可怕，像是一只对你微笑的狮子。
“十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还有些积蓄。”我知道川口中的解决并不是指静静等待法院传唤。
川把那张纸塞到我手里，“看看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句子，他们有这本事？屁大个城市，我直接去找接这个案子的律师谈。”
我并不想节外生枝，事实上，就算十万全拿出去，我们也有很大余头，工人们的奖金还装在我们钱包里头呢。“你要动用你的魅力，让她下不了床么？”我打趣道，我并不觉得律师所会畏惧我们目前的权势。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川露出邪魅的笑。“不过，我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向律师请求私了，但第一次只接受带头那名工人的要求，等部分人拿了好处脱离群体，剩下的就像张大嘴等着喂食的雏鸟。到那时，我们就占主动权啦。”
一切都进展的很顺利，唯一让我感到不爽的是，川这个门外汉竟然比我更懂人的心理，这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我他妈到底在大学学到了什么。第一名工人按时来到律师所签合同，合同是律师亲手拟的，一点也没留情面，假如有机会的话，她能像鸡啄米一般，不慌不忙的把我的钱一点点抠进口袋。我们给了他高于平均数的赔偿，我能看出他淳朴的高兴，他用黝黑的手掌拿起笔，签下歪歪扭扭的黑色名字，塑料笔杆也是黑的，要不注意，那字真像用手刻出来的。我们在合同后面附加了一条：合同生效后，不得再与公司作对，不得向别人透露合同赔偿金额，一经发现，公司有权没收。很明显，这句话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甚至有点像小孩子之间的约定。但这已经足够了，我们写在了合同上——没读过多少书的人总对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充满恐惧。
川从古奇皮包里拿出两沓钱，皮包瘪了许多，那钱一小时前刚从银行取出来，残留着淡淡的油墨味道，闻起来十分诱惑。川抽走一些，剩下全随着合同纸被包走了。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见了第二个，第三个人，他们都满意的拿钱离开，很快，消息在他们内部传开，我们陆陆续续接到每个人的电话，但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了。一周过后，几个人要求的赔偿数额降低了一半，我们约在市区的一家彩票站见面，我准备下班以后顺路解决掉这件萦绕心头已久的麻烦事。
我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开着银灰色捷达轿车在市区里瞎逛，悠闲的放着coolplay乐队的专辑，伴着轻摇滚，副驾驶座位上的汉堡晃出包装袋，油腻很快蔓延到整个车厢，让人非常不舒服。我把车熄火，身体缩到方向盘和座椅之间，没有眼泪，但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轻轻啜泣。我这是怎么啦，我手上沾满了鞋底的泥土，在“抹眼泪”的时候全蹭到脸上了。一股悲哀的力量挟持着我，使我牢牢卡在座椅的空当里头，忍受内外的巨大压力，我-这-是-怎-么-啦，我挣扎着从罅缝间爬出来，用沾满泥土的手拉开车门，企图逃出陷阱。外面正好是餐点，街上人很少，路边店铺灯火通明，我手扶着冰凉的大理石台阶，企图休整安顿下来，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手指结实地插进泥土里，轻微的不愉快又波动了我脆弱的神经，我靠在台阶的一角像个孩子似的抽抽嗒嗒，手指粘着泥土不停地在皮鞋上画圆圈。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被不耐烦的电话铃声吵醒。我的脸倒影在手机屏幕上，看起来好像老了十岁，沾满了黏湿的泥土和纵横的鼻涕眼泪。我也许得了“情绪倒错症”，我在心理咨询室工作的时候接待过几个这样的患者，他们平时很正常，发起病来却什么都敢做，有个甚至把吃屎当成一种快感，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我拍去身上的泥土，或者说，把手上的泥土抹到衣服上，拉开车门，钻进小捷达里头愤恨地拍着方向盘。嘈杂的喇叭声贯穿整条街区，——为什么倒霉事总爱找上我。我失去理智，期待着喇叭声激怒某个路人，和我打上一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