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民主作为“价值”

作者陈嘉映｜原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7)期

一

民主是不是一种普遍价值？一开始我们多半并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本来，有些人主张中国应该采用民主制，但有人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回应说，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不仅适用于外国，也适用于中国。两造争来争去，最后可能一直争成有没有普遍价值这种“哲学问题”。以相似的方式，人们争论人权或自由是不是普遍价值，基督教或儒家理想能不能成为普遍价值。

“世上有没有普遍价值”跟“保险柜里有没有金条”不是同类问题。要确定保险柜里有没有金条，你打开保险柜看一看，但你无法用相似的办法确定有没有普遍价值。金条是一种物体，你可以指着它说，这是金条。价值不是这样的物体，你不能指着什么东西说，这是价值。价值不是物体，是什么呢？是属性？金黄色是一种属性，你可以指着金条说，这是金黄色，但尽管黄金价值很高，你似乎仍然不能指着金条说，这是价值。“指着金条说”“指着金黄色说”都成话，“指着价值说”听起来就很奇怪。金条看得见也摸得着，金黄色摸不着但看得见，价值却好像既摸不着又看不见。

看不见摸不着不等于没有。有谁拿一根金条和一根巧克力让我挑一样，我挑金条，因为金条有价值。它怎么就有价值了？据说，它凝结着更多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我不懂经济学，没办法往那个方向深想。不过，价值的确像是跟社会有关。要是没有社会，满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我大概会挑巧克力。金条有价值，是因为我能拿这根金条到别人那里换到很多很多巧克力。没有别人，金条就没什么价值了。

价值依赖于社会，既不像“水由二氢一氧组成”那么客观，又不像“我想有一屋子金条”那种幻想那么主观，于是，人们争论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甚至还有“主观价值”“客观价值”这些用语。我恐怕这些用语带来的麻烦多于它们想要解决的麻烦。黄金和民主有价值，都依赖于人类社会，但两者又有重要区别。黄金是不是普遍有很高价值，可以去做个调查；民主是不是普遍价值，这个办法就用不上。实际上，如果世上到处都在采用民主制，就没谁再去关心民主是不是普遍价值了。

这里的普遍说的不是事实上已经是普遍的，而是它值得为我们所有人所希望。为了区别于事实上的普遍性，“普适价值”优于“普遍价值”，虽然在英语里两者都叫Universal。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并非事情普遍是怎样，而是事情应该怎样，事涉应该怎样，“客观”这个词多半会误导。

二

在经济学里，在日常生活中，价值是个量，可以比多比少，黄金比白银值钱，白银比黄铜值钱。可是伦理价值、政治价值却好像不可通约无法折算。常听人说，中国人美国人的价值观不同，仿佛这就是争论的终点，不能接着问：哪个值得更多？“爱情多少钱一斤”这种问题，听起来怪犬儒的。爱情不是因为它能换来很多东西而有价值，它就是价值本身。生命也是一种价值，生命无价。当然，在实际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要衡量生命值多少。

一个花季女生被李刚的儿子撞死了，除了其他种种要追究的罪责，还有民事赔偿一项，商量赔多赔少。不过，在一个很基本的意义上，我仍然要说，生命无价。有些东西，法律倾向于禁止买卖，生命、自由、婴儿、器官，有时还包括性服务。我不能出卖自己的生命，但我被车撞死了，法院不得不规定一个赔偿价格。

我们说到价值，有时因为它能带来某种好处，有时因为它本身就是好处，价值的这种歧义表现在方方面面。还说民主这种价值吧。常听人论证说，民主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防腐败，这么一说，似乎民主是工具性的东西，要是有另一种制度，照样发展经济，甚至发展得更好，就用不着民主了。但另一方面，民主也可以是价值本身。例如，它给予草民以政治上的尊严。在给予草民以政治尊严这件事上，不能说公民尊严是目的，民主制是达到它的手段，就像下棋，不能说好玩是下棋的目的，下棋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下棋本身就好玩了，民主本身就是草民的政治尊严了。

为了躲开“价值”这个词的歧义，人们又发明了“绝对价值”“终极价值”这些说法，用来称那些作为目的的价值，区别于金银铜铁值多少的那种价值。有的文章就以“民主是绝对价值”为标题。词儿是越来越多，事情不见得越来越清楚。生命是终极价值吗？法律虽然禁止买卖生命，但我们却可以为某件事情献出生命。那就是说，有某种价值比生命更终极？民主是绝对价值，是不是要说不管民主有没有好处，我们都应该施行民主？其实，民主可以本身是一种价值，同时又有利于促进别的价值。而且，即使因它本身而有价值的东西，似乎也并非完全不能比较。

我们小时候人人都知道裴多菲的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因其本身就是价值的东西不止一种，爱情、音乐、生命、自由、尊严、平等、信仰，都是价值。人们都说，现在是价值多元时代。其实从来没有什么人什么时代只有单一的价值，要么“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份苦恼就不会说在两千多年以前了。既然到处有多种价值，这些价值又不大可能兼得，就难免要有权衡有选择。

哪种价值是更高的价值，因人因时而异。自由和安全，如果大家都要（我估计都要），那它们都是普适的，不过，它们的权重不一定到处一样——有人把自由看得更重，有人把安全看得更重。民族之间也有差异，有的民族把自由看得更重，有的民族把安全看得更重。中世纪人把信仰和乡土看得更重，今人把富足看得更重。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一种普遍的价值排序办法。而且，价值排序的做法天然就有点儿外在，政治-伦理价值虽然有时也要分出轻重，但不像黄金、白银、黄铜那样可以放在一个单一的尺度上衡量。它们不仅各自有无法还原的品质，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远比谁多谁少孰轻孰重复杂，有时这一样和那一样冲突，有时这一样和那一样互相促进。信仰和安全比较亲近，音乐与自由比较亲近，另一方面，自由与安全、平等与效率难免有点儿相克。

不过，在一个持存的文化里，各种价值终究要有个大致稳定的配置，形成一套价值系统。各个民族的价值系统或多或少有点儿差异。各种伦理-政治价值本来就不像金银的价值那样可以通约，价值系统之间就更不容易通约了。价值系统也是自古多元的，不独今日为然。

然而，如上文所言，不可通约不等于完全不可比较。尤其不等于不能互相欣赏，不能从别人那里学习。我一向刻苦用功，一直被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走于昊天之际的朋友笑话，我呢，一直反过来希望他们少超脱一点儿，多干点儿活儿。我们到头来谁也不曾改变了谁的价值观，但半世交往，互相影响，各自丰富了自己的心性。

泛泛说来，中国文化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不过，这套价值观一直在调整、变化。无论你是佩服明成祖还是佩服方孝孺，你的价值观跟他们已经大不相同。而变化的一个来源是向别的价值体系学习。学习既可以是直接模仿他人，也可以是参照别人调整自己。

三

我们本来关心的，是中国是否应当施行民主制，或能否恢复儒家道德，其恢复是否有助于解决当前世界上的一些道德困境，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但随着思考和争论的推进，我们就可能来到有没有普适价值这种问题上。

我的看法是，中国当前除了民主制，别无合理的选择。然而，我看不出这跟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多大关系。

一、民主本身是一种价值，并不意味着它是脱离了历史环境的普适价值。在不同历史环境中，草民参与政治的欲求不同——要是我生活在唐太宗时候，我大概不会认民主是一种重要的价值。

二、即使大多数国家不认为民主可欲，照样可以论证民主对我们是好的，否则第一个民主政体怎么为自己提供辩护呢？在我看，论证中国是否应该并可能施行民主，用不着管民主普适不普适，若能表明民主制对我们是好的，那还不够吗？

三、即使承认民主要求的普遍存在，还要看它占多大权重。你我都认为个人自由是好东西，但我认为自由绝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或者绝不能触犯对真主的信仰，这时，说你我都承认自由的价值，意思不大。

我与那些提倡普遍价值的人士，政治主张也许没什么两样，但我不觉得需要借道“普遍价值”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我相信我们能为中国应当施行民主提供很多更切实的论证。我们去考虑民主体制的历史，多种民主国家的现状，它们在哪些方面有得哪些方面有失，我们去考虑中国方方面面的实情。说到得失，我们去考虑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民主制框架下是否更容易建设有效的防腐败机制（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慧田哲学”推送）。我不会只从工具性来论证民主可欲，我还会论证说，民主制满足草民参与政治的欲求。前一类理由是工具性的，后一类理由把民主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但这不意味着它是惟一价值，不为任何别的价值服务，不向任何别的价值妥协。民主带来好处和民主本身就是好处这两类理由相辅相成。

这些论证都跟民主是不是一种普适价值关系不大。要说它们跟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有点儿什么关系，也许不如从反面说：民主体制没有那么特殊，特殊到只适合白种人采用。此外，有很多邻居都采用了民主制而且发展得不错，也算沾一点普适性吧。

所有这些论证，都已经承认民主不是绝对价值，绝不能向任何别的价值妥协。反对意见照样可以合情合理——即使反对施行民主制的人不能改变我们推进民主的决心，他们的反对意见仍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我们要的是何种形式的民主，我们应如何推进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