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和：南怀瑾学术思想与巴蜀文化（七）

编者

本文作者谭继和教授，1940年生，今重庆市开县人，1965年川大历史系徐中舒先生指导的先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硏究员，博士后导师，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川大中华文化研究院咨询委员，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佛教协会顾问。四川省司马相如、扬雄、郭沫若等研究会和省武术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大禹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省李冰、武则天、杜甫、杨升庵等研究中心顾问，省大禹研究会和省杜甫研究会顾问，省图书馆理事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顾问，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巴蜀文化通史主编。曾任五至八届省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省社科院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津专家。主要著作有《刘沅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巴蜀文化辨思集》《巴蜀文脉》等。

本文系作者为纪念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而作，授权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发表，全文约两万四千字，分期连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南怀瑾学术思想

与巴蜀文化 （七）

文 \ 谭继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三）蜀学以“训诂”为宗要，上通“义理”，下达“考据”的治学方法，与南师“做学问”，“我不大管考据”“靠理论和实验去证得智慧”的治学方式的关系。

南师也讲到他著学问的思维方式的特点。他认为“偏重或迷信于考据，则有时会发生很大的错误加过失。考据是一种死的方法，它依赖于或然性的陈年往迹，而又根据变动无常的人心思想去推断。人们自己日常的言行如亲历的事物，因时间空间世事的变迁，还随时随地走了样，何况要远追昔人的陈迹，以现代观念去判断环境不同的古人呢？人们可以从考据方法中求得某一种知识，但是智慧并不必从考据中得来，它是要靠理论和实验去证得的。”他晚年更进一步批判了“考据古人的骨头拿来当学问”的现象，著诗《答学人文章考据之争》，他说自己“做学问，我不大管考据的”， 认为死考据是“唾余残朽乱抛物”，“庄子说的，这些文章考据，都是拿古人的口水当营养的，千古文章一大偷，都是偷来的，抄来的。‘精气游魂早伏藏’，然后把骨头从坟墓挖出来，推测古人是什么样子。你又不是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知道呵？”

南师这两段话，实质上说到了他一生治学的研究范式和思考方法，牵涉到如何对待汉学重考据的特点和宋学重义理的特点以及汉宋学的弊端问题。乾嘉汉学重在考据，重史料校勘、考释，定正讹，辨事实，在朴学发展上有大贡献。而其流弊则是迷恋和偏执于琐碎，拿古人的骨头当学问，拿古人的口水当营养，被注疏者引入钻牛角尖的境地，只能当个“文抄公”，得不到真正的思想和智慧。怀瑾师反对的是这种脱离元典本来面目的繁琐考据。宋学重义理，但其弊则流于空疏，徒托空言而易坠玄虚。这也是怀瑾师反对的。他的主张是治学当“靠理论和实验去证得智慧”。这些主张，不能说怀瑾师不懂考据，不要考据，恰恰相反，是深懂考据的切肤之言，是具有扎实考据功底的超脱之言。他的上述言论体现了他能够透视解析汉学和宋学，也就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流俗和弊端，从批判性中找到治学的真实道路。当然，这条道路也包括宋学家、今文经学家和汉学家、古文经学家的真实卓绝贡献。南师没有否定这对立的两派的基本治学方向，而是避其两派流弊，把考据与义理会通圆融起来。会通圆融的方法就是“理论（创新） +实验（实践体验）”。其方法与路径是：

在探析经书元典原本原文真实史料的基础上，从前人、古人学术真实的历史渊源和历史语境入手，先用前人古人本身的话语，直解前人古人语境，探求前人、古人思想的真实，然后再以今人视角、今人话语加以检视解析，从中还原历史的真实，找出历史的经验，点晴历史的智慧，提供现实的答案，求得真知，获得般若智慧，用以净化自己的身心。这套治学路径和方法，绝不同于拿考据古人骨头当学问炫耀的名利场，只知争斗名利，“可笑承虚诸野犬，却来啃骨斗名场。”“承虚”指的是“宏论的空虚”，“啃骨”指的是泥于章句的“死考据”，这两大弊端都是南师观察和亲历的当今时代轻浮的学术失衡的弊病，所以痛心疾首，甚至于“骂人啦”，实际上就起着当头棒喝的作用，直至今天犹是指路的警钟。

南师“靠理论和实验”证得“智慧”的治学范式，正是历代蜀学家思考的重点和治学途径，两者有着高度的一致。例如清代刘沅治学，为避注疏考据之迷惘，又避徒托空言之大乱真，独抓住“训诂”环节以沟通形而下的考据和形而上的义理，以此作为求真知学问的治学途径。他的《十三经恒解》就用的这种思想方法。当其时，一般读书人解析经典的方法分为“著作、考据、训诂”三途。就一般士林风习，认为个人解经义理的“著作”是上等的，其次是章句考据之学，而根据经书章句文义“训诂”原典的根本宗旨的方法被认为是“下”等之作，为士林所不屑。而刘沅独抗时俗狂流，高扬“训诂”路标，走了一条独特的治学之路。他分析“著作”的空疏，表面是高谠宏论，实则是妄自尊大，妄议是非，是经书义理的“大乱真”，“修己治人之术”的大歪曲。而“考据”一途又耽于寻章摘句、索瘢片言，抄来袭去，引起元典文本的是非，钻牛角尖“毫无坦途”。这里，刘沅破解对乾嘉汉学考据的迷恋和对道咸以后兴起的宋学义理的空疏的思想，同当代怀瑾师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可视为蜀学传统的承传，这个定语应不为过。

刘沅治学独选“训诂”为宗，以“训诂”为关键枢纽。既以形而下的考据为实学之基，找出元典为依据，离其章句，核其指归，从章句考证处解析经传元典之源流，“训诂”出正确的史实依据；同时，又“训诂”元典义理，在元典之内寻找“吾心之天理人情，中正之秉彝”，而不在元典之外，游学无根地妄点古人之意。以坚实的史料史实把经典原生点、原生态、原史意落到实处，成为不刊之论。通俗地说，抓住“训诂”治学，就是抓住了元典的真精神，而不是灌输“心灵鸡汤”。这是历代蜀学家治学的精神。早在汉代“（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直到当代郭沫若，虽有坚实卓绝的小学（文字学）工夫，但也只是做为工具而已，重在探求思想原点、经典义理。这个特点，可谓蜀学古今一脉相承。所以，我们这里根据怀瑾师与蜀学传统的治学范式一致的考察，考虑到四川现当代蜀学，尤其是抗战时期的蜀学发展环境，得出怀瑾师学术范式受到蜀学传统的深刻影响，应该是能成立的。何况南师还把蜀学以“训诂”沟通形而上与形而下两头的治学范式，提升和发展为以“理论与实验两头求证真智慧”的治学范式，其中的渊源因果和时代发展关系是很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