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勋：人需要出走

文章转自网络，作者蒋勋，2015年读后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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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用的字眼是“出走”。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对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

我上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读书，那时候要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回答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就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

当时我身上就是一个背包，两件衬衫。我曾经睡过火车站，那时候戛纳火车站里有一堆年轻人睡在里面。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报纸？要铺报纸的。”他们就分给我报纸。早上五点，警察带了一大桶的咖啡，当、当、当，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火车站要营运了。

欧洲有种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认识一个14岁的苏格兰小孩，带个毡呢帽，打扫厕所一个学期存了点钱，就到欧洲来旅行，钱花完了他一点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苏格兰风笛赚钱，再继续下一段的旅行。我那时候感触很深，不同的文化背景，年轻人可以这么不一样。他们将来长大以后，能担当的事情也绝对不一样。

宋朝词人柳永说：“今宵酒醒何处？”中国文化里面本来有这个东西。可是这个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年轻人的生命力消失了。

我希望壮游能带动年轻人走出去，打出一片天。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将来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很多人要去欧洲，都会觉得我在欧洲很久，就会来问我：“我要去欧洲，要准备什么？”我就会反问他：“你觉得你要去做什么？”当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么、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可以一层层地被克服。今天的小孩做的准备，他们的信用卡、语言，绝对比当年拿着商品样本在欧洲闯的台湾商人好，但是他们就是走不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有人好几年都在问我，但最后就是走不出去。其实壮游有一部分，是先走出去再说。

我常常跟朋友说，《西游记》孙悟空那么厉害，他一翻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那他去取经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是唐三藏取经？因为孙悟空没有动机，而唐三藏有动机，虽然他没有取经的能力。动机比能力更重要，没有动机，根本就没有出发点。只要有动机，都很棒。最怕的是无所爱。如果年轻人想要走出去，我会问他：“你爱什么？”如果喜欢摇滚，要去玩重金属，想要跟乐团，我都觉得很好。

“壮游”的“壮”字，不只是炫耀。“壮”这个字，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跟当地文化没有偏见的对话关系。旅行是很大的反省，是用异文化来检查自身文化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在比较中，才能了解文化的不同——只是不同，并没有优劣。就像写《裨海纪游》（清朝康熙年间记录台湾山川风物之著作）的郁永河，他看到原住民被抓来拖牛车，下雨了他们就露天站着淋雨。他就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屋檐下躲雨？”翻译官就告诉他：“他们其实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是不怕淋雨的。”郁永河就叹了一口气说：“亦人也！”

所有好的旅游书，都会有这个观点。写《真腊风土记》、出使吴哥城（今柬埔寨吴哥窟）的周达观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时候，受不了南方的天气。他不了解当地人为什么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后，他变了。起初他是带着大国心态的（当时元朝那么强大），但后来他说，真腊虽然只是一个小国，可是礼仪那么严整，“不可轻视也”。

人不可能不主观，可是在旅行时，可以慢慢修正自己的偏见跟主观。即使只是参加旅行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视野。现在信息真的很发达，在出发以前，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到现场之后，可以尽量检讨自己的主观。我带朋友去吴哥窟，我会说：“我现在带你们去柬埔寨人的家。”他们下车都会吓一跳，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形容人穷，叫“家徒四壁”，柬埔寨人连壁都没有。我在台湾，老觉得我还缺什么，到了柬埔寨，我第一次想：“我在台北的家有什么？”我以为我比柬埔寨人富有。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男男女女从田里回来，脱得光光的，在河里莲花当中，彼此泼水、唱歌，我觉得他们比我富裕太多了。我一生当中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这就是个很大的收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旅游都值得，因为只要一对比，你都会回来检讨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旅游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壮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而是向内的反省。

出走当然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若短期无法成行，阅读、写作、聊天、学习、陪伴、分享、运动、散心、唱歌、画画……也是很不错的方法——只要是能让你的生活比重产生变化的。大自然也会改变你的生活质量，避免脑子僵化、心灵麻木。

你有多久没抬头看天，低头看路边的小花小草，侧耳听在行道树上吱喳的小鸟鸣叫？就从这个简单的改变开始吧！

（原载豆瓣网、《教师博览》文摘版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