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乡，兑现不了的光明

乱世时期农民争大利。

和平时期农民争蝇头小利。

不见往时模样

七十几年前，费孝通先生提出过“乡土重建”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再看看，所谓的重建变成了推倒而不见建。

正如费先生说的：光明的希望之所以有光明，必须在希望者有兑现的理念。

中国目前还有接近70%的人还是从事着小农经济的农业人口，也就是说农民群体的小农思想还在社会上占据着主流地位。

我们都知道，小农思想就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家庭的温饱，在分得的一亩三分地上面求得生存，久而久之形成了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宗派亲族的观念和行为。

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小农思想就发生了变异，变成了Chairman Mao批判的小资情调，城乡经济差距在快速发展中不断拉大，他们那种唯我、唯家的思想得到了更加的强化。

乱世时期的农民争夺大利。

纵观中国历史朝代更迭，无不都是在民不聊生，对土地、对安稳生活饥渴到癫狂情况下揭竿而起的故事，我们不否认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大地主阶层夺取了政权，而真正从农民到宫廷之主最典型的不过朱重八了。

这在另一个层面上说明了小农思想中存在的小富即安、目光短视的特征。

可能大多数人对真正的农村情况也就停留在农家乐这个层面上，我自己是农村出生，现在回过头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人心最难揣摩

小农民始终无法理解，合作才有共赢，无法理解生存并非只能依靠土地。

老家在鄂西山区，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肩扛背托中勉强度过劳苦的一生。

自从记事儿开始，就目睹了农民们抢山林争土地的争斗。应该来说制度的设计本来是很好的，耕者有其田，炊者有其山场林地，但是很多人不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山林，总是在想着如何挪动地界、林界增加自己的土地和山林。

老家住在原L姓留下的四合院祠堂，祠堂中还靠解放后分到房屋的Q姓人家，在老家那个村里， L姓和Q姓是两个大的世族，在联姻和明争暗斗中交替中心安理得的居住在大山里。

院子里的Q姓家庭就是典型的农村和平时期争蝇头小利的家庭，我们两个家庭之间也是在时而表面和平时而红脸争吵中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即使让村委的协调也都是偏向他们一边。

父亲是典型的不争利就争气的乡土汉子，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忍气吞声，父母亲的一生就是生活在供我们兄弟四人上学这个主线上，从未偏离。

他们深信只有走出农村才能摆脱土地的束缚，而走出农村唯一的依靠就是相信“读书有用论”，即使是吃不饱饭也要让我们读上书，靠着这种信仰的韧性他们也如愿以偿。

反观院子里的同龄人，都是一起上小学、一起上初中，然后他们就戛然而止，变成了不知前途的第二代打工者。

时至今日，回家祭祖的时候发现，他们还生活在那片土地，而那些他们争夺过的山林已经是郁郁葱葱、土地几近荒芜，子女仍然在无尽的打工路上寻求着生存。

这其实并非农村个例。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回到我们说的“乡土重建”的问题，八九十年代那一辈人，一部分人依靠教育真正的走出了山村，而留下的那一部分人仍然还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即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改变现状的能力也很无奈。

生命是有长度的，而精力也是有限度的。老一辈人逐渐的凋零，葬在了他们日夜耕作的土地上。他们的下一辈人在外务工到四十来岁直到年纪大没技术被迫返乡，用自己的积蓄在原来的祖屋上盖间砖房作为奔波大半辈子的犒赏。

而他们的子女没有了老一辈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精神，他们向往城市生活，所以必然的成为了第二代打工者，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徘徊者。

他们融入不了城市生活，却习惯了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所以回乡娶媳妇的时候就裹胁父母甚至祖辈的积蓄到镇上去买栋小房子，摇身一变成了他们向往的城里人。

他们根本还没有兑现光明的理念

费孝通先生向往的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乡土社会已经逐渐消亡。

乡村还是那个乡村，但是已经没有了曾经的模样，没有人愿意继承乡村，乡村的思想住进了城市，乡村最后回归到了自然的模样。

他们的身体虽然脱离了土地，但他们的思想终归还是摆脱不了土地的束缚，在土地上形成的那种小富即安、目光短浅的思想永远禁锢着他们，赚点钱就过小日子，不图更大发展，缺乏冒险精神。

他们根本还没有兑现光明的理念。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缺乏冒险精神的，不用去想也不用否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70%的农民仍然造就了这个社会的主流思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