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高考工厂
在人类历史上，工业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虽然时间跨度也是以世纪为单位，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依然是一个瞬间，也正是工业化，才真正拉开了国家的差距。屹立东方的中国固然轮番挨打，即使在欧洲曾经引领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最终在工业化时代掉队，北欧诸国倒是追上了步伐，成为最富有的国家。二战的三个输家轴心国，也凭借工业化程度的优势，迅速翻身、如今依然是经济发达国家，可以说工业化代表了一种效率。
在工业化历史进程中，蒸汽机是开始的标志，而老福特和他的T型车生产，则是代表了大规模工业化时代的巅峰，通过单一品种，极致规模实现效率最大化。老福特的汽车是清一色的黑，符合普遍的审美，或者说是多数人的审美，福特通过巨大的效率优势，成就了美国汽车时代的开启。
在老福特赢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世界上有一群不合时宜的人开始反思工业化的负面，文学电影各自交出了自己的回答，这种消除差异化的工业化，在终极意义上还是扼杀人性的、把人变成机器，变成驯服的工具。老福特本身没有错，他的做法符合福特公司，也符合产业发展，而且他提高工资水平，让他的雇员同样可以买起福特汽车。但是总体而言，那是一个效率为先的时代，人们把效率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以结果决定路径。
在社会层面上，很少有比工业化更为高效的模式。所以，当高考成为唯一标尺的时候，教育领域出现高考工厂这样的模式，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这是一个恐怕人人都明白，有点不得不的选择。
高考工厂是这些年的新名词，但是从源头来说，则是早已有之，在恢复高考几年之后，应试数育就开始显现，而应试模式，其实就是高考工厂的基本“生产手段”。而与新时代高考同步的恰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对于工业化带来的技术解决思路，也是很多人比较认可的，所以对于高考这样一个关系到很多人人生的关键节点，采取技术化的终极解决，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特别是资源匮缺的地区，加上中国数育传统向来不缺悬梁刺股的鼓励。于是最终高考工厂模式脱颖而出，特別对于寒门子弟而言，更是必不可少。
在高考历史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在停顿多年之后，大学之门开始敞开，以学习为尺度，这也符合学校的标准。但是，大学本身被赋予了一个不该属于大学的东西，叫做干部身份。这个名号如今来看，没有多大意义，在二三十年前，意味着成为体制一部分，是吃皇粮的，这使得高考的科举味道浓厚许多，考上大学与范进中举差别不大，举人也是一个“干部身份”。
这个身份对于城市里的孩子们诱惑不大，而且干部身份本身也不代表更多的收入，表面上的现实利益诱惑有限（尽管隐性的东西很多），但是对于城乡二元分化的中国社会来说，这意味着农村户口的学子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吃皇粮的。这对于农家子弟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在恢复高考前期，农家子弟体现了城里孩子所欠缺的勤奋刻苦，他们也成为校园里的主流，那个时候，以湖北的天门中学黄冈中学为代表的一系列县里的中学，开始了高考工厂的雏形。
不同于城里，县一级的教育资源有限，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学生不得不住宿，几十里路程的来回，基本不大可行，于是住宿成为必选，从此多了在校学习时间。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应届毕业生成为高考主力，几年考试下来，竞争出一批重点中学，城乡二元的社会，也带来城乡间的高考竞争，从师资配备上，城里自然占据绝对优势，特别是外语艺术类教师队伍，基本沉淀在城市里。但是在升学率上，往往是县里的中学力压一头，学生刻苦自然是一个因素，但是刻苦本身有部分是需要克制人性的一些欲望，这需要内外作用，而不仅仅是内因。当时普遍采取的题海战术，或许技术含量不高，不需要举一反三，但是却与如今大数据的理念颇为符合，涵盖一切可能的题型，即使不会，也可以建立正确的反射弧，蒙对正确的答案，也正是因此，才有了高分低能的说法。
1988年奥运会，韩国凭借集中营式的训练，完成了金牌奖牌的丰收，那一年中国代表团比较凄惨，以致于国内有“兵败汉城”的说法(当年韩国首都的中文名字还叫汉城，而不是女如今西文音译的首尔）。两年前的亚运会，韩国队在最后一刻才以一块金牌的差距，屈居第二，当时也是这套训练模式。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始，中国就开始狂揽金牌，而训练模式里面的“铁血”手段，也是重要因素，羽毛球队的男单头号吴文凯就被李永波清除出队。
体育界的这种经验不会被直接移植到教育领域，但是，两者有相似性，与体育掐尖不同，高考竞争对于一些资源不足的学校，需要解决的是提高平均水平，用工厂的话，叫提高合格率，教育业叫做升学率。在师资生源双重不足的前提下如何在竞争中出头？麦当劳式的工业化成为必然选择，规模化重复做题，高度竞争，促进学生的“斗志”。学习体育界的三从一大，再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只管高考几门课，其余一概马虎了事，任何与考试没有直接关联的事可以统统排斥，也就是一个单点突破，以点带面，最终成就了名扬国内的几大“名厂”。这些学校的升学率优秀率都可以非常了得，但是真正的尖子，与那些传统名校的尖子生相比，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性。
而另一方面，由于高中教育并非国家义务，为了保证升学率，很多学校会选择降低分母的办法，让一些无望的学生放弃高考，对于这些学生也确实没有实际的伤害(考了也考不上)，但是学校因此光鲜许多。
九十年代以来，大学生逐渐需要自己找工作了，国家不管了，干部身份也没有了，对于有爹可拼的少数人来说，这是更大的自由。当然，这是总体趋势，火上浇油的是扩招，摊稀了文凭的价值，于是名校成为更重要的选择。而且对于毕业生来说，学校的出身确实影响就业，于是高分复读的考生开始出现，他们成为产业界的香饽饽。另一个概念开始爆炸：状元。我们那时最多只有省状元的说法，现在扩展到县市一级，于是学校就有了炒作的素材，他们就成为“优质钢材回炉”，从而创造更优质。
教育到这个程度，那些已然名声卓著的“高考名厂”也会关注“原材料”生源了，于是入学竞争也会激烈起来，而这种激烈使得学校管理上的“铁腕”更好操作。这如同富士康的连跳事件，依然无法阻挡人们去富士康打工的热情，无论是怎样的冰冷制度，富士康依然是相对规范许多的工厂。
在现实中国，高考之外的路并不好，劳动最光荣依然是个华丽的口号，职业歧视依旧，这不是钱可以解决的。农民工收入高过大学生，本身只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反映，但是在话题讨论的时候，我们依然会体会到对于农民工的歧视，包括城市落户政策，大都有学历尺度，这些都强化了高考在社会中的过分重要性。
在通往高考这条路上，更多的家长基本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他们只能寄托于一个好学校，而这群家长也没有能力判断什么是好学校，他们全部的赌注就是考上大学，于是高考竞争异常惨烈，大学之后一片迷茫，毕业就业也就越发不知所以了。一个人十几年的成长中只有一个高考目标，等到目标实现之后，也就失去了驱动力，因为这个目标往往是家庭施加的。更遗憾的是中国高考侧重知识点，十几年的考试训练之后，往往失去了构建知识体系的能力，失去了对于事物的正确反应，马加爵的案子算是极端的例子。
对于偌大的中国，取消高考，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但是，高考本身与公平真的没有太大关系，无论高考怎样调整，都会引发公平的焦虑。高考只是一把尺子，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人，本身就会有问题，而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其实不想用别的尺子，任何对自己不利的尺子，都是会遭到反对。于是我们将依旧绑在高考唯一的标准尺子，对此，我们将会继续观看年复一年的高考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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