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完成新儒家的志业！

陶扬鸿

大家晚上好，我和大家分享下新儒家的故事。末学才疏学浅，大家多年长于我，所讲有不当之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教！

我们要完成新儒家的志业！ 我们要完成新儒家的志业！

先问下大家看了《新儒家的志业》和新儒家的视频感受如何？是不是感到新儒家的责任重大，胸怀宽广，有家国天下情怀？是不是感到他们那种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对中国文化的悲壮守卫，为了整个民族，整个天下，他们付出他们的一生，念兹念兹，只为中国文化续命。真是其志可敬，其情也哀！我看了凤凰卫视播放的视频，也感动得泪下，这是文化的伤痛，深沉的道德沉痛，不是个人的伤痛，不是为个人得失而沉痛，乃是延伸于整个民族，升华为一种形而上的道体，把个体扩展为整个民族，把生命融化于道体，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民族，所存的一心都是忠于这个道体，让这个民族充满光明，让这个道体呈现于人间，闪亮世界！ 凤凰视频其实只是略微介绍了新儒家三圣，没有深入介绍他们的思想理念和背后更多感人的故事，今天晚上就给大家更深入的分享。

熊十力的开创

我们要完成新儒家的志业！

新儒家三圣就是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而以熊十力为代表，其哲学最具原创性，且影响甚大，传人最多。他有三个高足：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港台传承他的学问，他在新儒家占据中坚的地位，相当于宋儒的周敦颐，我就着重讲熊十力。先介绍熊十力，再讲述熊十力与牟宗三师徒间的故事，他们师徒情深，是中国现代学术界的一段佳话。熊为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牟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都很有哲学天才，都看重生命的学问，把学问融入于生命中，都是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 熊十力本名熊继智，“十力”是后来取的。“十力”是佛家的术语，出自佛典《大智度论》“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表明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他却取为自己的名字，可见熊十力有多狂，还动辄称“熊十力菩萨”。当然，熊十力有狂的资本，学贯古今、汇通中西，融摄道释、要归于儒，自成一家，为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新儒家的发展是由他奠定的。 熊十力的狂似乎与生俱来，人多称他意气自雄，有一种自然慑人的气魄。熊十力自幼与众不出，据坊间传言，他小小年纪就对人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句话出自宋代大儒陆象山的一首诗，前面是：“仰首攀南斗，翻高倚北辰。”陆象山是心学祖师，也很狂，王阳明也狂，说：“点也虽狂得我情。”其门下王龙溪、王心斋都是狂放不羁之人，心学之人多狂，而熊信奉陆王心学，他们的狂是一脉相承。 熊十力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穷苦的乡村教师之家，由于家境贫寒，幼年时他只能给邻居做牧童，只是偶尔有时间到父亲任职的乡塾旁听。父母相继离世后，13岁的熊十力才到父亲生前好友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因生性豪放不羁，不愿受管束，才上了半年学就径自离开了。也就是熊先生13岁之前只是牧牛，没接受过教育，13岁才正式上学，而只上了半年！这就是熊十力所受的全部教育，很不全，但就是这样一个出身贫贱，从未接受过旧式私塾教育或新式学校系统正规教育的人，居然可以凭借自学和因缘际会独创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为一代大师，且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其他很多家庭优裕，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读过大学，考过博士，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哲学水准都不及熊十力，没有成为新儒家的开山祖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文化担当！而熊十力的生命力很强，又极有文化担当。直觉能力也很强，悟性特高，不受框架的术语概念所束缚，直透本源！ 早年的熊十力，跟当时很多名人志士一样，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是什么？是想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革命！他自称十几岁就读了孟子、王船山、顾炎武的书，而萌生革命之志，王船山、顾炎武都是明末大儒，很有民族气节，满清入关，他们举兵抗清，抗清失败，就隐居山林，著书立说，坚决不与满清合作，他们的著作都有反清思想，浓厚的华夷之辨，对辛亥革命的志士影响甚大。尤其是王船山，最有族类之感，他出门都打伞，穿竹鞋，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完全与满清隔绝，子孙也不仕清。熊十力很敬仰他们的人格，也认同他们的思想。他14岁就从军，是辍学半年之后，曾投身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在辛亥革命中还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活动，后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心灰意冷。这一“心灰意冷”直接促成了熊十力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下决心走出政治，认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人心是根本问题，人心浮躁，人心不正，革命就是成功了，又何益于社会？

熊十力三十五岁才弃政从学，师从佛学大师欧阳竞无研习佛法。那时穷得叮当响，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曾这么描述：“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可谓穷极！但也学习很刻苦。熊十力是经梁漱溟介绍去内学院学佛的，但熊才学了几年，就写了一部书，更系统地批判佛法，让梁很意想不到！后来归宗儒家，也有很大成就，真是天赋异禀，大器晚成。他写的书是《新唯识论》，批判唯识，对空宗有所不满，指其“耽空滞寂”，这本书影响很大，有攻击者，也有赞赏者。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他。欧阳大师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就是毁谤佛法，只有你熊子真最厉害了！子真是熊十力的字，措辞很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驳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再著《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应战，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相提并论，（王弼是玄学家代表，龙树为佛门龙像），称其学识创见还超越了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可谓推崇至极！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任佛教徒和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理直气壮，很有底气，不管别人怎么说，任其批评攻击，他自安其素，其气魄之大，自信之强，真与其狂成正比。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后，欧阳大师和其弟子一直耿耿于怀。尽管老师和同门那么批评攻击他，与他决裂，当欧阳大师病重时，熊十力还要去探望，学术感情分两面看，而同门都不准他进门，则同门狭隘了，把学术和感情一起算，因为一部书就决裂至此！ 熊十力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如牟宗三对初识熊十力的回忆写得很精彩：“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宿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那时身体不好，常有病，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忽然听见他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的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 不说则已，一说就不同凡响，很有气场气势，迥出流俗，威压众座。 牟宗三又说：“我们在学校中，个个自命不凡，实则憧憧往来，昏沉无觉，实无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随风气，趋时式，恭维青年，笑面相迎。以为学人标格直如此耳。今见熊先生，正不复尔，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反照出那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更大者。” 熊先生很有师道尊严。而自胡适恭维青年，对学生很客气，助长了其骄气、傲气，而不尊重老师，师道之坏，坏于五四，胡适为始作俑者，罪不可逭！胡适很崇拜美国的杜威，迷信杜威的实用主义，儿子都取名叫胡思杜！可是这个儿子后来却与胡适决裂，骂他父亲胡适是走狗，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对胡适进行尖锐的批判，投了共产党，做文史工作，与胡适对立，而1957年之后，他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杀身亡。胡适也曾多次说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失败的。杜威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很大，胡适引进美国那套教育，胡适的家教很失败，自己孩子都教不好，以浅薄的实用主义教育孩子，孩子长大之后，也以实用主义对他，真是作茧自缚！胡适对自己儿子的教育都失败了，他领导的中国近百年教育焉能不失败？这还不值得反思吗？可中国还是把这种教育实行了百年，真是莫明其妙！凭什么迷信杜威，凭什么遵从胡适？

牟宗三继续说：“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邀誉之知解，全说不上是学问。真性情，真生命，都还没有透出来，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里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反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此后我常往晤熊先生。他有一次说道，你不要以为自己懂得了，实则差得远。说到懂，谈何容易。这话也对我是一棒喝。因为在北大的气氛中，学生方面从来没有能听到这种教训的，教授方面也从没有肯说这种话的，也不能说，也不敢说。这也是一个很显明的对照。我由此得知学问是有其深度的发展的，我有了一个未企及或不能企及须待努力向上企及的前途。我以前没有这感觉，以为都可在我的意识涵盖中，我只是未接触而已，一接触未有不可企及者，我只是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中。我现在有了一个超越而永待向上企及的前途。这是个深度发展的问题，时时有个超越前景在那里，时时也使我返照到自己的生命现实之限度与层面。故我虽不轻易许可人，然亦知艰难与甘苦。我不许可人，因为我知道一般人的心思停在何层面上。这是一下子可以对照出来的。一般人只是停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的层面上。他们也知道学问无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们的这个知道只是属于故实的、材料的、经验的、知识的。这种知道实在不能说‘前途’的，所以他们都是无所谓的，他们的有所谓只是炫博斗富。他们不承认有德性义理的学问，他们也不知道人格价值是有层级的。他们也知道，但他们所知的，只是某人有多少考据知识，学问有多博，这和某人有钱，某人有权有位，是一样，都是外在的、量的、平面的。所以他们可以看不起圣人，可以诟诋程朱陆王。这种卑陋无知，庸俗浮薄，实在是一种堕落。这症结，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始终未感觉到有深度发展的问题，他们只是广度的增加或减少。只有德性义理的学问才有深度的发展。他们不承认这种学问，所以他们没有深度发展的感觉。他们的生命永远是干枯的、僵化的，外在化于材料中而吊在半空里，他们永不会落在‘存在的’现实上，所以他们也永不会正视现实，只藏在他那教授的干壳中以自鸣清高。实则是全无器识，全不知学问为何物。 ”牟宗三因此受熊十力的感染，而归宗儒家，敬仰熊的人格魅力和学问底蕴。 还有个蒋介石身边的军人也是被熊十力骂成新儒家的，怎么一骂？徐复观原为国民党陆军少将，是受蒋介石器重的高级幕僚，听说熊十力很有学问，就去拜见熊十力，请教该读什么书好，熊十力见武人也好学，不同凡响，就叫他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这是部庞大的史论，是王船山读了《资治通鉴》后，晚年写的对历史的看法，又发表了其哲学的见解，不是简单的历史评论，乃深度的历史哲学。而徐复观说那书很早就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复观又见熊十力，说书已读完，熊十力问他有何心得？徐便接二连三说了书中许多不满意处，熊十力没听完，就对他破口大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才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是太没出息！”这顿当头棒喝，让徐复观振聋发聩，突然猛醒，给徐复观人生一个重大的转变，从此也弃政从学，拜熊十力为师，后来成了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骂得很痛快，切中了很多人读书之一病！读书是为了什么？提高自己，充实自己，若只抓住书的坏处，而不看到书的好处，如何提升自己？不能钻牛角尖，那是浪费时间。比喻很好，吃东西要消化了才摄取营养，你都没消化，怎么会有营养？很多年后，徐复观回忆起这一番棒喝痛骂，还满怀深情地写到：“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近年来，我每遇见觉得没有什么书值得去读的人，便知道一定是以小聪明耽误一生的人。”

熊十力对权贵也很傲岸。20世纪40年代，熊十力的学识，还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徐复观受蒋介石委托，前去看望熊十力，并给他带去了一张100万元的支票。没想到熊十力却大声吼着对徐复观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蒋介石不死心，后来又两次赠巨款，资助他筹办研究所，熊十力都拒绝了。他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很独立的人！在学术上和生活上都很独立！不愿受权贵的资助，虽然他也想办研究所。换在很多人身上，给你百万，资助你办学堂，谁不想接受？熊十力的傲案，独立人格在这点上就很难得！ 就是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脾气很硬，当时马列唯物主义笼盖天下，很多知识分子接受改造，而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真是确乎不可拔！还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但熊十力的很多著作，多在批判唯物论之缺失，不跟风随潮，就被当做“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痛批。“文革”开始后，熊十力感叹国家病矣！不挂领袖像，当时每家都要挂领袖像，挂毛泽东像，而他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对这三位圣贤朝夕膜拜。政治风气很坏，他还保持独立人格，不趋时势，且逆潮流，何等高洁，何等风范！但政治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虽有豪气，虽很有学问，而很多人跟风趋势，举国疯狂，他也无可奈何！学术是他所长，政局混乱诚非他一人所扭转。他常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良久呆坐。政治风气极恶，心已乱，太悲痛了。 后来，由于迭遭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其中悲凉，难以言表。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一代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残酷地淹没在“文化大革命”浊流之中。 对于自己一生的意兴豪放，熊十力曾自辩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这两句话，或许也是对熊十力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熊十力完全明白这种局面的产生根源，其中之一是逐臭之夫们的大量存在：“中国学人有一致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在这样无限寂寥的暮年，熊十力感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问学之青年，后顾茫茫……”他批评近代学人锢疾：“清季迄今，学人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柢，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泛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天积众刚以自强，董子《繁露》语。世界积无量强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虽然如此，他仍寄宏愿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圣人吉凶与民同患，佛氏大悲，亦同此精神。故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以左右民。参看吾著《读经示要》第三卷释《易》处。此与西洋人主张征服自然、纯为功利动机者，截然异恉。吾先哲为学之精神与蕲向，超脱小己与功利之私，此等血脉，万不可失。哲学无此血脉，不成哲学；科学无此血脉，且将以其知能供野心家之利用，而人类有自毁之忧。吾人今日必延续此血脉以为群生所托命，哲学固应发挥吾固有伟大精神，科学尤须本吾伟大精神发展去。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吾黄农虞夏之胄，不能不勇于自任也。”大哉斯言，其气魄远非五四学人的窝囊相所能及！我们也要以自此自勉啊！ 新儒家中，我最佩服熊十力，对熊十力最亲切，神契其学问，景仰其人格。尝有人问：二程、朱子、张横渠、王阳明、王船山都是博学高明之大儒，为何我对王船山最亲切？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都是很有学问、思想的哲学家，为何我对熊十力最亲切？因为他们都有深沉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生逢末世，多经磨难，而有生命的大感触，以热血铸成巨著，以至诚阐扬儒学、维续道统。他们的书字字由心而写，字字都露真情，未尝有所苟作。不仅启人心智，亦感人肺腑。故谭嗣同称王船山文章空绝千古，五百年唯一通天人之故者，牟宗三叹熊十力是真人，直承黄帝以来之文化生命。辛亥革命志士因王船山思想影响而推翻满清，牟宗三受熊十力的感染而归宗儒家。中国赖之而复，儒学由之而传。我怎能不感到敬佩，对之亲切呢？熊十力的学说自成体系，可谓统贯天人，平章华梵，汇通中西，《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最杰出之哲学家”，在海外，熊先生是颇受重视的，海外研究中国哲学的不能绕开熊十力，可在国内却被忽略，知道熊十力，了解熊学的很少，有如此哲人，且为新儒家的开山祖师，却被国人漠视、遗忘，这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熊十力就是面对西学的强势冲击，在儒学价值体系崩坏的时代，重建了儒家的道德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了人的主体性。可以说没有熊十力的奠基，没有他建立的那套道德本体哲学体系，儒家最后一道防线都可能失守，熊十力坚守了儒家的仁，拯儒家于垂危，可谓功比泰山，他是现代儒家对儒学作出贡献最大的儒者，他无愧为新儒家的祖师和代表。他坚守人格，捍卫道统，不屈服于威权，不为时势所动，且对抗时流的批孔运动，以死殉道！绝食抗议文革，绝食自尽！其对民族之忧患，其对道体之忠诚，是何等深厚！熊子死于文革，幸有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海外继承其学，延续儒家道脉，而后反哺大陆。熊十力很有文化意识，说：“亡国族者，常自亡其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没了，这个民族就只是个躯壳，如同行尸走肉。百年对传统的丢失，全盘西化，让中国成了无根之木，无本之水，而熊十力是用力抓住这个根本，重立大本，重开大用，他不满时流学人菲薄固有，盲崇西学的作风，而竭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且给予新的创造，建立一个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即所谓返本开新。熊十力祖述孔子，宗师二王，其哲学观点就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人与天地万物同具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生化。又主张人不被人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

熊十力治学甚苦，每天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也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熊十力的哲学能有这么大成就，不只是因为他天赋异禀，也跟他的刻苦分不开啊！因长期流离失所，熊十力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他自称：“吾平生著述与笔札之属，字字从胸中流出。稍有识者，当能知之。吾所为文字，向不肯引古书，有时对流俗需征引旧文，但此等处亦不多。……陆象山云：‘六经皆我注脚’，未可与言取义。”这一期间，他曾致信弟子牟宗三，说“吾无精力多写，汝好自做人。宏斯学者，吾不能无望于汝与唐君毅。”对弟子期望甚切。他还寄语唐君毅说：“又告君毅，评唯物文，故不可多作。而方正学、玉洙、郑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诸先贤民族思想之意，却切要。此一精神树不起，则一切无可谈也。名士习气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无真心肝，无真实力量，有何同类之爱，希独立之望乎？此等话说来，必人人皆曰早知之，其实确不知。陶诗有曰：摆落悠悠谈。此语至深哉！今人摇笔弄舌，知见多极，实皆悠悠谈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类沦亡之感否？”此语至深哉！一代大儒的学术良知、国族情怀、文化担当，深自流露。唐君毅一直把这个教导留在身边，引为座右铭，到香港后，便放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时时自省。 最能继承熊十力学问的是牟宗三，熊十力对牟宗三的影响最大，可谓牟宗三的精神之父，牟宗三对老师甚为尊崇，《五十自述》中有段话写得很沉痛，很感人，说：“夫以中国知识分子皆歧出而乖离，真可谓闵其室，无人矣。谁是炎黄之子孙？谁是真实之中国人？谁来给华族与中原河山作主人？有谁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皆陷落于躯壳、习气，窒息以死，而为行尸走肉，为偶寄之存在。生命已不畅通矣。而自五四以来，复假借科学与民主以自毁其根，自塞其源，是则本窒息不通而益增其睽隔也。未有生命不通而可以有所建树以自立者……华族至是乃彻底死矣。绝途逢生，非直通文化生命之本源，不能立大信，昭慧命。夫如是，吾焉得不独尊吾熊师。”

就是五四那班人，打着科学民主的旗号，诋毁中国文化，打倒中国文化，甚至狠到挖自己民族文化的根！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真是数典忘祖，变态自虐！以科学为独尊，以民主为至高无上，这是科学吗？这是民主吗？口口声声要自由民主，而把民主泛滥于整个社会和生活，父子要平等，则父母不能管教儿子，师生之间平等，则老师不能教育学生，社会能不乱套？人是有尊卑上下的，而欲同之，是趋人于禽兽也！民主在社会生活的泛滥只是导致政治的极权主义，到文化大革命，政治笼盖一切，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不能幸免！遭到批判和侮辱！这也是五四知识分子自食恶果！把中国文化打倒了，把儒家仁义礼智打倒了，而西方文化只学得皮毛，破坏了没有建设，适足以让统治者肆无忌惮！让政治之恶播于天下！可谓误尽苍生，亦以自敝也！ 徐复观也在《民主评论》中痛愤地说：“我们谈文化问题的重点，原来是放在中西文化沟通上面。但因不断发现，这一有五千年历史，七亿人所共有的中国文化，正被极权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和其走狗们，大规模、有计划地加以出乎常情之外的曲解、诬蔑、侮辱，以共图达到彻底消灭的目的。面对这种情形，而没有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说几句公道话，这不仅表示中华民族精神上已经死亡，并且这是全人类自身的耻辱！古希腊、罗马的民族，早从历史中消失了，但他们遗留的文化，尚在人类的学术上、良心中被承传，被尊重。何以有活生生七亿人口的中国文化，竟自卑自贱到要自加毁灭？或凭藉殖民主义者的势力加以毁灭？同时，我十五年前，在一篇文章中已指出，人民假使能从极权中站出来，还是要凭藉着性善为基底的中国文化中的人伦之教。因此把中国文化从历史专制政治的污泥中澄清出来，使其以人性纯白之姿，向人类呼唤，正是这一时代的伟大使命。”徐先生此言可谓沉痛且激愤，拳拳之心，直透笔尖！讲出我等人的心声，把中国近代的落后和政治问题通通归罪于中国文化也是为那些专制的统治者开脱责任！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诬蔑和侮辱只是加强了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使政治笼盖了社会的一切，而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和近几十年的道德沦丧！ 牟宗三说：“夫一民族衍变既久，积习既深，若复顺其习而下委，则只成一团习气之堕性。稍有文物度数之沾溉者，则又沾着于陈迹而玩物丧志，不能通文化生命之源也。呫哔吟哦于诗词典籍者，则又习焉而不察，使为其黏牙嚼舌之资具。有终生读中国典籍而与其生命无交涉者。稍有颖悟者，亦能就眼前积习风光而略得旨趣，然而不能深入底蕴而通文化生命之源也。此为感性之欣趣，而非思想慧命、德性光辉之遥契。又有较为颖悟者，亦能稍通义理之源，然而浅尝捷取，不能资之深而左右逢源也。此如淤滞麻木者，药力不足，只略一开启而复闭塞，未能周身畅通他。又如溯流而上者，只溯至半途而止，未能直通其源而综览在胸也。又如千条万绪，百川归海，然而浅尝捷取者，则只理得一条半绪，未能洞澈光明之源，故不能‘大德敦化’也。此皆为积习所限，不能拨陈迹而通慧命，故不能开拓变化，为民族生命立道路。此非有大才大智大信，强烈之原始生命，固难语于华族之慧命也。然则当今之世，未有如熊师者也。 ”

我们要完成新儒家的志业！

牟宗三又说：“我们这些人都有俗气，都未能免俗。免俗是不容易的，无论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有什么大名誉，大学问，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上看，从他们的生命格调上看，都是些俗人，更不必说一般人，一般人那能免俗呢？什么叫‘不俗’呢？把俗与不俗分辨开来也不容易。陆象山说韩退之就是俗，像程明道，程伊川那样，方为不俗。二程才做到一个‘不俗’，而这在陆象山看起来，已算是不容易的了。你们可在这点上看。什么叫俗，再粗浅的说，就是任何人都有无聊的时候，无聊便是俗。人见面时都有无聊的话，敷衍的话；诸位有些是见过熊先生的，你看熊先生有无聊的地方没有呢？没有！这就不容易。不管你什么人来，他就照他那一套来讲学。就是居觉老，他是党国元老，他来，熊先生也照样讲这一套，不管你听不听。不管你是将军、总司令、商人，乃至任何人，只要来，熊先生便讲他那一套。这是绝对忠于形而上学，绝对忠于道体。任何人来都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依我们看，对一个做生意的人讲这一套有什么用呢？不可与言而言谓之失言，但熊先生没有所谓失言，他都讲。小孩子来，便教训他要好好念书；党国元老来，也一样教训他。他没有敷衍，没有无聊。今天天气好，今天天气哈哈哈，便是无聊敷衍。这个一般人谁能免呢？我所认识、接近的人，不论前辈、平辈、后辈，能免于无聊的人很少，几乎没有，就只有熊先生。这就是真实，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们看到孔子这话时，总觉很严重，很可怕，担子太重了，但熊先生却能将孔子这话表现出来，表现得很轻松。他无所谓，就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无聊，所以当初在中央公园吃茶的时候，开始那些人在随意谈，他却不能永远和你无聊，突然把桌子一拍，便要开骂，说‘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这表示他不能安于无聊。 这一点我们便差得很，我自愧不能达到我老师的万分之一。尽管我讲哲学系统、哲学概念或许比我们老师知道得多，他一生想要写的量论写不出来，而我或可以写出来，我可以顺着他所呈现的内容真理来讲，把它建立起来，而往前发展，但这并不表示我比我老师好。世俗之见会以为我超过我老师，但真正了解起来，其实是差得远。我这个人也并没有堕落过，一生也没有得意过，没有飞黄腾达，生命也没有波澜壮阔，只是教一辈子书，没有什么堕落。但每当我见到熊先生，我总觉自己的生命颓废，在往下退堕。我平常觉得自己并没有堕落，也很努力，很用功，但我一见熊先生我便会往上跃一步。像皮球浸在水中，打它一下，便会蹦上来。你不见熊先生，你这球便永远平浮在水上，不会蹦上来。这就表示说我们有无聊，有未能免俗的地方，生命不能像熊先生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能精诚不已。他就是这样，永远都有创造性，任何人来都可和他讲道理，讲圣人之道。所以熊先生门下来的人很怪，什么人都有。但你又不可以说他迂腐，说他迂腐是不可以的，他并不是三家村气。 自明朝一亡，乾嘉学问形成以后，中国的学统便断绝了。所以至清末民初，中国人都不会用思想，尽管中国人有聪明，但并不会用思想。所以我常说：中国人不会运用观念，没有观念，便没有生命。思想不能是胡思乱想，不论是要解决那一方面的问题，都要有所根据。如要解决政治问题，便要根据政治的传统，要解决科学的问题，便要根据科学的传统，其它一切皆然。中国自清朝以来，全部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说文尔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乎？都不能！那中华民族的生命凭什么来应付环境，应付挑战呢？所以恢复这生命的学问、恢复儒家这中国的老传统，大汉声光、汉家威仪，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这是熊先生的功劳。是熊先生开始把这传统恢复过来的，那为什么不能当台大教授？其实台大的人都应重新来受教。有这样一个人而大家都不知道尊重，那你凭什么东西来生存在这世上？凭什么东西来抵抗gonchan党？这传统能复兴起来，是熊先生的功劳，你不能要求他大多，他不懂洋文，不懂西方哲学，这没有关系。你懂得这一点那一点算得什么呢？现在的人浅薄无聊，动不动以自己懂得的一点来欺负老前辈。你那能欺负老前辈，你那能抵得过老前辈呢？你懂的这一点那一点算得什么？他把这汉家威仪的传统复兴起来，我们便可以顺着往前进，这便是将来中国各个人生命的道路，国家生命的道路，文化生命的道路，这道路不是凭空可以讲的。”

熊十力之死，徐复观也作文哀悼，称熊十力先生的死是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徐说：“在两个月前，我收到汉米敦老博士为大英百科全书一九六八年版写的熊先生小传时，引起许多复杂的感想，熊先生在学术界，一直受到胡适派的压力，始终处于冷落寂寞的地位。谁能想到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部，请年届八十五岁高龄的汉米敦博士，为熊先生写此小传，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是‘佛学、儒家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是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由此可以了解西方人的学术良心，远非中国西化派所能模拟于万一。 在前几天，我接到唐君毅、牟宗三两先生来信，知道熊先生已于今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很凄凉地死在上海，我当下的反应，这是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 近百年，反对中国文化的固然蚊声成雷，但口头赞成中国文化的也未尝完全绝响。姑不论各人的造诣如何，在基本态度上，有谁能像熊先生投出其生命的全部，以为中国文化尽其继绝存亡之责。许多人是把中国文化当作其个人的利禄名誉的工具。当中国文化与其个人利禄名誉不相容时，便立刻歪曲中国文化，践踏中国文化。熊先生则是牺牲个人现实上的一切，以阐发中国文化的光辉，担当中国文化所应当尽的责任，他每一起心动念，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生命与中国文化，在他是凝为一体，在无数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动。所以，熊先生的生命，即是中国文化活生生的长城。他生命的终结，不能不使我感到这是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 熊先生的体系哲学，应以他的《新唯识论》作代表，陶铸百家，钳锤中外，以形成他创造性的哲学系统。我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此一系统的成立，乃由他深刻体会与严密的思辨交相运用，将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分析到极其精微而无深不入，综合到极其广大而无远不包，结构谨严，条理密察，使其表达之形式，能与其内容，融合无间。拟之于康德，则康德析而为三者，先生乃能贯之为一；拟之于黑格尔，则黑格尔拘于普鲁士之私者，先生乃扩而为人类之公。儒家致广大而尽精微之义蕴，固由先生而发煌；而其思辨组织之功，融合贯通之力，乃三千年之特出。由内容到形式，皆不愧为一伟大之体系哲学著作；在我国三千年中，除了《新唯识论》外，谁还能举得出第二部？ 然仅就中国文化的意义上讲，我认为熊先生的《十力语要》及《读经示要》较之《新唯识论》的意义更为重大，我们对古典的理解，必须由文字的训诂，以进入到精神的体认和思辨的分析、综合，才算完成了理解的过程。但乾嘉以来，既否定了宋明儒所用的体认的工夫，又自己堵塞了思辨的通路，而仅停留在枝节零碎的文字训诂上，更出之以矜心戾气，妄相标榜，实则他们读了许多书，并不曾读懂古人所说的紧要的话；由此著为文字，累牍连篇，只把中国文化的精神面目，涂上层层的乌烟瘴气。熊先生则对古人紧要的语言层层透入，由文字以直透到古人之心，而其文字表现的天才，又能将其所到达者，完全表现出来，先生每遣一词，立一义，铢秤寸度，精确分明，语意上不能稍作左右前后之移转，而古人之心，乃跃然于纸上。必如此而言中国文化，始真有中国之文化可言。以熊先生体认思辨水准来看一般人的著作，则章太炎、冯友兰诸人，只是说糊涂话而已，其他更待何论。所以学者必须在熊先生这两部书把握中国文化的核心，也由此以得到中国文化的钥匙。 ” 1993年1月11日，牟宗三在台大医院对看护他的学生发出一段感怀，忆及他当年师侍熊十力先生的情形，弟子王财贵教授如此记录： “先生曰：‘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遂哽咽不能言。久之，又云：‘熊先生一辈子就想我一个人能传他的道，我的聪明智慧都不及他甚多,但他知道自己有见识而学力不及。我所知虽只一点点，但要到我这程度也不容易，其他的人更差多了。熊先生知道我可以为他传……’又哽咽，悲泣，掩面叹息，久之方止。”可见其师徒何等情深！ 从这段引文，为牟宗三继承熊十力衣钵做了最好的注释，牟宗三也把中国哲学推向一个巨大的高峰，使新儒家香火不断，且日渐光大。关于牟宗三先生，王财贵教授有篇《“说法第一”的哲学大师”——我所知道的牟宗三》，我给大家念念……牟宗三融贯中西，以一人之力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与儒学汇通，真是旷古绝今！ 牟先生说新儒家要完成三大志业，哪三大志业？即道统的继承，学统的开出，政统的完成，乃新儒学三统。就是继承圣贤之道，开出科学之术，完成外王大业。这是新儒家的伟大志愿！牟宗三说：“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 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返本开新，返中国文化之本，开新外王。

对于开新外王，我也早想过，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入侵中国，并取代中国文化本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在于中国的制度不敌西方，跟不上时代，而中国的学人遂将中国文化也贬低，打入深渊，崇拜西学，惟西学是崇。中国的制度于近代何以不敌西方？在于宋明以来，重内轻外，君权愈盛的原因。魏晋兴起玄学，空谈哲理，虽可给以精神之安慰，然无益时政，而有清谈误国之诫。汉末经学走上了死胡同，失去了政治经济的效用性，无法维持社会的治安，玄学作为经学的反动兴起，其弊更甚，加上佛学的侵入和影响，中国文化更趋于软弱，而乏刚毅之气魄。宋明理学心学的兴起，哲学思辨上虽对前代有所进步，而使儒学局限于心性，而忽视制度的建设和外王的开张，所谈者多为修身养性，明心见性，而有王霸之辨，义利之辨，存天理，灭人欲，内圣学独尊，哪能在政治制度上有所作为呢？哪能使国家强大起来？清朝后来虽反对宋学，提倡汉学，而所谓汉学无非考据，有汉儒的策论，对于制度上的贡献吗？由是学术日趋于败坏，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干瘪瘪的工具。当代大儒蒋庆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着重上政治儒学的重建，欲实现当年牟宗三返本开新的提议。所以儒家要能复兴，必须建立起一个先进的制度，中国文化要能复兴，要能建立一个超越西方的制度。不能开新王，不能建立新制，儒家难以复兴，中国文化难以复兴。解决了制度的问题，那些崇洋者就不会贬低中国文化，文化也就会回归本位。制度是文化的体现，文化不能体现一种优良的制度，人们就对这种文化失去尊崇和信心。中国不能建立先进的制度，于清朝落后于西方，并非中国文化本体不好，不如西方，而是后来的学人一味高谈性理，忽视制度，或专于考据，埋于故纸堆，虽有高明之外王学，然郁而不张。而重建外王学，以损益传统、西方之制度，必在今日也！若只回归旧制，或尽依西制，文化之复兴，无从谈起！开新外王，完成政统是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们当代儒家要努力开创新制！儒家要想复兴，必须能开出新外王，也即能创立新制，然后把内圣外王打通为一。近代，儒家沦为修身之学，大多人谓儒学不能治国，此乃儒家所以萎靡不振也，故欲兴儒，必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为当今体制作出贡献。儒家不同佛道基督，儒家之旨在修齐治平，是世间法，只能修齐，不能治平，非儒之大者也。儒家不仅要培养哲学家，还要培养政治家。 从花果飘零到反哺大陆 牟宗三先生是新儒家的集大成者，而王财贵教授又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新儒家飘零港台，在港台生根发芽，到王教授这代是反哺大陆，开始去实现熊师、牟师未竟之愿！他不远万里而来大陆宣传、推广读经教育，二十余年兢兢业业，日夜操劳，以其深厚之学问，崇高之精神，伟大之人格感召众多有志之士，许多读经学堂因之而办，其魄力之大，真可谓扭转乾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董可贤老师又是王教授的弟子，贯彻王教授的读经教育理念，开办了黄河孔子学堂，也是致力于文化教育，四处推广读经教育。他们对文化的担当真是一脉相承，其百折不回，一心为文化教育的奉献精神真是感染了很多人，他们精进不已，一刻未尝放松，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新儒家的希望，看到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

王教授亲临黄河孔子学堂，和董老师

我们要完成新儒家的志业！ 我们要完成新儒家的志业！ 我们要完成新儒家的志业！

王教授是用生命去践履他的学问，践行他的教育，用生命去为中国文化谋出路，谋复兴，去奔劳，去奋斗，竭力完成熊师、牟师的未竞之业！董老师也是秉承王教授的教育理念，感召很多人来黄河孔子学堂，也是用生命去做教育，去做宣导！孙老师受董老师的感召，提起黄河孔子学堂的师资培训，也是用生命做培训，带动各学堂的发展。他与董老师互相配合，把黄河孔子学堂办得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全心全意地给大家最好的学习。 我们要感恩董老师，给我们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而没有王教授倡导读经教育，也就没有黄河孔子学堂的开办，我们又要感恩王教授。王教授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而牟又受熊十力先生的影响，是熊师的感召，让牟先生归宗儒家。没有熊师对儒家道体的重建，收了唐君毅、牟宗三这些弟子，中国传统文化很难恢复，所以归宗溯源，我们都要感恩熊十力老先生，给我们守住了儒家的道体，让儒家延续下来，让读经教育的曙光复见于今，（熊先生也写了部《读经示要》，以经为常道，不可不读，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我们就是继承他建立的道体，在他的学问基础上，把儒家发扬光大！ 我们要完成新儒家的志业！即使我们不能完成，也要培养下一代完成，下一代不能，就培养两代，乃至三代，代代相传，只有有人在，有儒者在，每代都能向前奋斗，文化就一定能复兴，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星星之火，尚可以燎原，何况读经教育的曙光已照耀四方，在我们几代人的努力下，新儒家的志业是一定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