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师》（二）与道共舞

舞过了，曲罢了，蔺且想起庄子曾经说过的话，问道：“先生曾说，有真人，而后天下的知识才能得到正确的认知，这是何意？”

庄子说：“凡人执着于知，知是分，知识越多，分的越厉害。有真人出，以和统摄知，知才能各尽其妙而不相悖。”

蔺且问：“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做真人呢？”

庄子说：“古代的真人，他不会违逆少数,不自恃功劳,不从事机巧。像他这样的人,错过了时机不后悔，赶上了机遇不得意。他登上高处不颤慄,下到水里不会沾湿，进入火中不觉灼热。这是领悟大道的人才能如此啊。古代的真人,他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不忧愁，饮食不求甘美，呼吸时气息深沉。真人呼吸从脚后根开始,而一般人呼吸只在喉咙。那些嗜欲深的人,天生的智慧就很浅了。古代的真人，不懂得以生存为乐，也不懂得以死亡为苦；他出生不欣喜,死亡时不会推辞；他无拘无束的走了,自由自在的又来了。他忘记了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他随遇而安，忘记了所有回归根本，这就叫做不用心智去损害道，也不用人为去帮助天。这样的人就叫真人。像这样的人,他忘知忘境，随遇而安，恬淡安闲。他面貌朴实，严肃时像秋天，温暖时像春天，或喜或怒与四时变化一样自然，和外境相宜而没人知道他的精神世界。”

蔺且说：“我明白了。所谓的真人，他随物所宜而无偏爱；广大无余似有不足，率性而动似无禀赋，常游于独而不固执；心量空虚而智德真实，随变任化，畅然和顺，似时时喜乐。动静行止，好像不得不如此。心如止水，汇聚群生，而无减损。接物应机，恒容无为，动而常寂。一于安危，同于祸福。高蹈超然，不可禁制。渺眇深远，不见其门，放任自然，恍然忘言。”

庄子说：“这样的真人，并非逃遁世俗。他以刑法当做存世之本，以礼乐当做驭物之仪，以顺时为智慧，以自性为依循。为什么把刑法当做存世之本？刑法是顺天止杀；为什么把礼乐当做驭物之仪？礼是行世之大方。为什么以顺时为智慧？势不可逆也。为什么以自性为依循？性本自然，就如有足之人遇着山丘自然登岭而上，别人还以为他是勤行如此呢。凡人喜欢这样，喜欢那样，但对真人来说，不管喜欢不喜欢，自然的运行就是如此。纠结于喜怒是凡人的事，真人无为恬淡，与物为一。能认识到天与人是合一的，它是合一的，不能认识到天与人合一的，它也是合一的。认识到天与人合一的，他是与圣道同类，没有认识到天与人合一的，他是与凡庶同类。天与人不相对立，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就叫做‘真人’。”

庄子望着山间飘荡的白云，继续说道：“凡人常纠结生死，但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就像命定一样。我们习惯于日夜的交替，而死生就像日夜交替一样自然。人对这样的事情是无法干预的，而这正是万物的实际情况。人们认为这个天是给予自己生命的父亲，而全心爱慕它，何况是那卓然独立的道呢？人们认为君主比自己尊贵，而舍身效命它，何况对那真实无比的道呢？”

蔺且道：“我曾经听先生说，泉水干涸了，鱼被困在陆地上，互相吐着唾沫湿润对方，这哪里比得上在江湖中互相忘记对方，自由畅快的遨游呢。先生之意，人就如鱼，与其互相依赖苟延残喘，不如在道中互相忘却，自由自在啊。”

庄子说：“人间的困境，是由人性被损坏引起的。我们常常称颂尧而批评桀，岂不知尧以仁义淫人之性，桀以暴力扭曲人性，就破坏人性而言，两者是一样的，不如忘记两者而与道相融。道啊，它以形体让我寄托，用生活让我劳苦，用老年让我安逸，用死亡让我安息。道妥善安排我的生活，也妥善安排我的死亡。把小船藏在山谷里，把舢板藏在大泽中，应该万无一失了，但半夜有个大力士把它背走了，糊涂的人还不知道呢。如果把天下藏在天下里，它还会遗失吗？”

蔺且说：“先生的意思，依赖外物获得幸福，积累的再多，也不能够保证一定能够维持，因为命运千变万化，你所积聚的也许一夜之间就会失去。不依赖外物，与道合一，快乐又怎么能够失去呢？”

庄子长叹一声，说道：“你说的好。道是真实的，可以验证的。但它无为无形，可以心传而不可口授，可以体悟而不可以看见。它自己为本，自己为根。在天地没有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造就鬼神，产生上帝；它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它无所不在，在太极之上而不以为高，在六合之下而不以为深。它永恒存在，先天地生而不以为久，比上古年长而不以为老。领悟它，体会它，以它来指导人生，岂有不善？悠悠天下，能知此者，有几人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