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深处——德国的外国打工者

德国小城的鸡肉包装公司是两班制，流水线的工人至少有200人，看看停车场的汽车、自行车数量就知道规模不小。公司外来来往往的箱式大卡车日夜穿梭不停。工人来自东欧、俄罗斯、南美、非洲等国家，也有不少德国本土人，像个小联合国；他们的肤色各异，白皮肤、黄皮肤、半黑和全黑的，工人们像走马灯一样常变常新，每月每周都有新面孔，有的面孔刚刚熟悉就再也看不见了。可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打工者。

baby土豆

这里的工人大部分来自波兰。长睫毛大眼睛的波兰女孩马尔塔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我和她用英语、德语交流。上班第一天她指着旁边一个健壮女孩向我介绍：“这是萨宾娜，德国人，是土豆。”马尔塔称德国人为土豆。萨宾娜20多岁，头发短得像个男孩，皮肤很白，像是刚从地里刨出来的新鲜白皮土豆，她对“土豆”这个别称并不介意。

一个男孩拉着拖车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嘴里不时哼着小曲。空手走路时蹦蹦跳跳的，一看就是个精力旺盛、开朗热情的阳光男孩。

“他叫马龙。”马尔塔一边干活一边向我介绍。

“你多大了？”我问站着流水线一侧的马龙。

“19岁。”

在流水线另一头忙碌的“白皮土豆”萨宾娜说：“马龙是baby。”“也就是说，他是baby土豆。”我接了一句。四五个人听了都笑起来。“baby土豆”马尔塔一边笑着一边念叨着。

德国超市里的确有那种新鲜的小土豆，鲜嫩得似乎能掐出水来。这个名称送给马龙很是贴切。如此阳光的baby土豆在德国并不多见。

“他父母是意大利人。”马尔塔告诉我。

“难怪马龙的面孔不太像德国人。”

“你在德国出生的？”马尔塔问马龙。

“是的。我父母来德国已经20多年了。”显然，马龙是意大利裔移民的第二代。

19点左右，窗外还是白昼。透过磨砂玻璃窗，依然能感到明晃晃的阳光，今天室外最高温度30度。大家一边说笑着、闲聊着一边干活，氛围轻松。隔壁流水线还放着“蹦嚓嚓----”节奏感极强的摇滚音乐。每天8小时工作，只能站着，高强度的体力活令很多人难以承受，好在工人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彼此都很礼貌、友善，在这里听到最多的德语单词是“谢谢”。

 “我不叫盒子”

这天上班没有看到蹦蹦跳跳的baby土豆——马龙。

“马龙今天没来上班吗？”

“马龙今天休息”，白皮土豆萨宾娜告诉我。周一到周六之间，每个工人可以选择一天休息，但周六上班，一周要上满五天班。

半黑脸儿的南美女人M身材健壮，底气十足，德语流利，在这个公司上班十多年，戴的是绿色无纺布帽子，是流水线的负责人之一。从冷库用拖车拉货、入库的活基本是男人做的，女士们将塑料箱子里的鸡肉分拣到盒子里。一个鼻子下面蓄着浓重胡子、貌似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男人拉着车，穿梭于冷库和包装流水线之间。女士们包装的时候他们有空也帮忙。包装鸡肉的塑料透明包装盒子快用完了，南美女人M就亮开嗓门喊：“阿拉德，Schale（德语，盒子的意思）。”有时候，阿拉德正在十米开外的地方忙碌着，没有应声，南美女人M用她那雄壮的胸腔共鸣继续喊：“阿拉德，Schale。”听不到回音，M就省略名字直接高声喊：“Schale！”周围的人听到她的大嗓门咯咯地笑着，M自己也在笑。

一会儿，阿拉德悄无声息地走到M跟前，一脸严肃地对M说：“我叫阿拉德，不叫Schale！”M还是咯咯地笑个不停。马尔塔告诉我：他们在共事十多年，彼此很熟悉，经常开玩笑。

会说四种语言的波兰女孩

漂亮的马耳塔是个热心肠，我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如果恰巧不知道，她会帮我问她的波兰老乡。这天不忙，我就和马耳塔用英语、德语聊天。马耳塔今年只有22岁，住在十公里以外的村子。

“你自己开车上班吗?”我问马耳塔。

“我没有驾照，琳达开车，我们4个人一辆车，一起上下班。”琳达是她的波兰老乡。马耳塔虽然年轻，但已经有4年打工历史，前几年一直在荷兰几个地方的西红柿温室工厂上班，会说一些荷兰语、英语和德语。聪明的马耳塔德语只学了3个月，但工作用语基本都听得懂、说得出。只是她的英语还不太敢恭维，当有些词德语不会表达我改说英语时，她忽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用英语一字一顿地说：“我不知道。”这一句英语基本上每天都要说上几遍。

“在这里打工累不累？”我问马耳塔。“现在不累了。”打工者的日子主要有三件事儿：上班、睡觉，吃饭，循环往复。在所谓富裕文明的德国，做着最卑微的工作，拿着最低的收入，起早贪黑，挨冻受饿，睡眠不足，每天过着出门上班，回家睡觉的日子。我佩服马尔娜们坚强乐观的波兰打工者，他们不以此为苦，乐天知命，用双手成全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来自异乡的打工者，他们在这里过着简单却踏实的打工生活，做着少有本地人做的体力活，每一分钱都挣得辛苦，但他们知足，在德国至少有钱赚，在波兰，工作机会很少。如果不是向往更好的生活，谁愿意背井离乡在异国他乡的红尘深处打拼、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