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的变迁

前年春节，安的表侄从北方来。一见面便称安为“大大”。安听着却是一脸的朦胧。

安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没有北方的生活经历，不知道“大大”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表侄是在向他问好还是另表他意。因此没有及时回应表侄的问候。待至表侄数次叫他“大大”之后，站在安旁边的女儿才提醒安说：“老爸，表侄在向你问好哩。”安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的说了声“谢谢”。其心中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是称呼问题，我的尴尬与安的不太一样。

几十年来，我的称谓从“大叔”到“大哥”，从“同志”到“先生”，从“老板”到“老总”，再从“老总”到“老退”。一个简单的称呼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1、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夏天，天气热得非同寻常，像是中了魔似的，连续的冒出了37度以上的高温。这种高温对于处在热带气候的海岛人来说，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就在那样的大热天，我和六叔拖着凉鞋桃着满满的一担“雪贝”，步行二十多公里，来到文昌县城的电影院门前去练摊。

“雪贝”是一种很爽口的海产类零食。在我老家的那个小地方，人们喜欢它就像现在人们过年时啃瓜子一般的普遍。尤其是年轻的女孩们，更是爱不释口。

就是那个大热的日子里，县城的人民电影院里连续的放映着《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这是学大寨时期的农村人难得的一次娱乐生活。

春稻刚刚收割完毕，正值农闲时节，结伴观看电影的群众可谓人山人海。距离县城二十公里以内的年轻人几乎都云集在那里。一场接着一场的看。生怕漏掉了其中的一个分镜头似的。

那时候的年轻人埋头于“日干三刻夜加一班”难得看一场新上映的电影，就像小孩子过年一样的兴高采烈。三五成群的骑着各自破旧的自行车，单车的后架上几乎看不到空下来的位子。不是男带女便是女带男。顾不上烈日当空，顾不上路远水长，只顾拼命的用力蹬踏，嘠叽嘎叽的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追逐着。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醉翁之意不在于酒”。在于借机与亲爱的人来一场零距离的接触。那些初恋者更是借此机会去撩哥撩妹。

而这样的电影时刻，对我来说却是一个绝佳的赚钱机会。

适逢其时，我的“雪贝”生意往往比平时多赚数倍。最一般的都能在电影开演前的一个小时内将满满一箩筐的“雪贝”卖完。大概率总是如此。

那时候的我，初中刚毕业不久，还是一位嘴上无毛的小屁孩。还在荷尔蒙旺盛分泌的青春期。在那种人山人海的广众场合，见到漂亮的女孩子时，难免有些心跳加速，情不由衷。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腼腆和不好意思。

也是因为天气太热，我在卖“雪贝”时，头上经常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身着一袭黑色的粗布衣，行头极像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而且，大凡人多的场合，我还会将帽沿拉得很低很低。低到几乎遮住了我的整个的脸，让熟人看不清我的芦山真面目。于是，前来跟我买“雪贝”的大哥大姐们都会千篇一律的称呼我为“大叔”，一位未谙世面的“大叔”。

每逢此时，我均默不做声，只顾埋头于我的“小生意”。待到我将她们的“雪贝”包裹好后才提头去看看她们射来的好奇的目光，并会心的向她们笑着说：“小弟谢谢姐姐关照”。

大概如此，当她们发现了我的芦山真面目后总会发出嘻嘻的笑声。有些女孩还会惬意的来一句：“哟，原来是位帅哥呀？怎么打扮得这么老态横秋呀？让我误会成“大叔”了，对不起哦，帅哥同志！”

于是，伴随着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在她们转身远去的一刹那，我接受了“少年老成”的现实。内心泛起酸酸甜甜的味道。这种味道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人们改变了。

2、

八十年代初，广州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流经西江和北江的江水在广州那个地方汇入了珠江。源于东江的香江水也在涨潮时跃进了珠江。

由于开放了港资的进入，广州开始建起了一些比较豪华的酒店。位于珠江边上的白天鹅宾馆便是其中最耀眼的一座。那些年我正好在广州读书。眼见了它的与众不同。

那天正是星期天，出于对新事物的憧憬和好奇。我与广州的一位同学走进了白天鹅酒店的大堂，迎面而来的是大堂里的迎宾少姐，她们修长的身材外穿着漂亮的旗袍，彬彬有礼的向我们说声“先生您好，白天鹅欢迎您”。

这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之为“先生”。在此之前我们的称谓几乎都是习惯了“同志”的。此称呼开始使得我有点不知所措。后来便慢慢的习惯了。再后来，我们到湖南去实习，又被湖南的人们称之为“同志”而不习惯了。在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称呼常常在“先生”和“同志”之间进行切换。由习惯成为自然。

一九八八年以后，我的家乡从广东的一个自治区升格成了全国最大的特区省。

建省之初，由于十万人才下海南。在海口的大街小巷里呼啦呼啦的挤满了前来淘宝的各路人马。有经商的，有搞技术的，有来谋求官职的，还有一些搞算命杂玩之类的。

某天的早上，我奉单位之命到海口的望海国际大酒店去接一客人。进入大堂时，照样有其迎宾少姐呼我“先生”，我总是乐意的笑纳了。因为时间尚早，我便在酒店的大堂里溜达溜达。突然有一高一矮的两个陌生人向我走来，一唱一和的企图跟我搭讪。

“老板，你好！”其中高个子跟我打了招呼。

“看你浓眉阔额，气质不错，将来必将成就一翻大业。”

另一个矮子接着说。“要不要我们帮你算一卜？保你前程似锦，官运亨通。”

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称我为“老板”。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老板”是与“资本家”为伍的。怎么能与我这样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划等号呢？于是我便与他聊了几句，试探性的了解他们想的是什么。当他打算逐渐向我索费时，我便借故着客人已到而离开了他们。离开后不远便听到那俩位在自说：“又遇上了一名抠包”。我只是偷偷的笑了。

其实我对那些“算命先生”从来都没有什么好的感觉，总觉得他们的那些雕虫小技都是骗人的把戏。

在此之前，我曾经认识过一位“风水大师”。听说那大师十分“行时”，是我的老板的座上贵宾。

那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由于我所在的那个小厂关闭了，我成了下岗中年。因此而受聘于一家私营房地产公司当老板的秘书。主要是帮助老板写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之类的策划工作。因为是房地产项目，那时候的房地产业流行一句话：“第一位置，第二位置，第三还是位置”。可见九十年代的房地产萧条的时候，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它不得不与风水扯上关系。因为那时候的许多当官的都比较相信风水。

为了在我执笔时能够“拉风水做大旗”，老板把我介绍给了他的那位“风水大师”。开始时大师对我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自认学贯五车，尤其是〈风水学〉我只能与他聊人情世故，偶尔也谈谈人生哲学。他总是把他的《风水学》吹得神乎其神，还不时的吹嘘他自己的朋友圈和得意洋洋的介绍他曾帮助过XX老板发大财的“丰功伟绩”。我总是投其所好的夸他几句。

有一次，我与他单独聊的时候我就问他“风水这东西到底准还是不准？有根据吗？”他总是模棱两可的说“心诚则灵”。于是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给自家搞个大风水而赚大钱呢？总比帮他人强吧？”

这时他就会对我说“我的命中注定是帮别人看命的，自己不能算自己的命”。于是，我便无话可说了，毕竟这是人家的饭碗。

从那之后，我对算命先生是沉默的。因此我对于那位算命人只好逃之夭夭了。

不过，我倒是对他当时称呼我为“老板”的事感到耐人寻味。没有料到的是，若干年后，“老板”的称呼却成了一种时髦。

不久之后，在一次酒席上，我发现一位现任局座称他们的书记为“老板”的，而且还叫得十分的自然。

再往后，国企改革，私企日昌，老板的称呼巳经不再时髦。一批批的私企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布满了海口的大街小巷。为了炒“楼花”而出现的“宇宙”公司的“老总”和“经理”便们便席地而起。最多的时候，据说在海口的大街上掉下一个椰子就有可能砸中几个“经理”或“老总”。而像我这样的一名技术人员也被人们戏称为“老总”了。听着虽觉别扭，其心还是其乐融融的。逐渐又习惯成自然了。

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最让我高兴的还是，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我还能稳稳当当的当了一回“大哥”。

那是零零年代，每逢单位宴请宾客，我都充当着“买单”的老板。因为是“老板”，酒店里的年轻人都亲亲的称我为“大哥”。从少年时的“大叔”到老年的“大哥”，我的人生终于开掛了一回，这才是我最该高兴的事。

因为一声“大哥”拾起了我年轻时的那些记忆。便有着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

几十年的人世间，人生称谓的变迁，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吗？

              2020.3.28日于海口写在疫情转好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