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有瘾——张爱玲的旗袍简史
老照片中的张爱玲，双手叉腰，头颅高昂。眉眼和唇角都极力上扬，含着笑意。虽非十全十美的相貌，却是倾城之姿。
她幼时就曾放言：“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对于美的早熟，或许来自母亲的遗传。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是湘军水师提督之后，骨子里有湘女的果敢，又是个思想前卫的新女性，会画画、弹钢琴，曾与徐悲鸿、蒋碧薇等人深交。而父亲则恰好相反，一副遗少的做派，终日流连于烟榻和酒馆。
张爱玲十二岁时，得到人生中第一笔稿费，旋即去买了一只小号丹琪唇膏。爱美之心，由此一发不可收拾。不幸的是，由于思想冲突严重，母亲选择留洋进修，父亲之后再娶妻子。继母有阿芙蓉癖，曾与陆小曼同榻吞云吐雾。她对待爱玲十分苛刻，过门时将自己的两大箱旧衣扔给她穿。
彼时，张爱玲正就读于贵族化的女校，周边皆是打扮时新的女孩，而她却只能拣继母穿剩的衣服穿。那些衣服不是磨损了边角，就是款式陈旧，令她十分难堪，“碎牛肉颜色”的薄棉袍更是成了她青春期里抹不去的伤疤。
谁曾想，这个以自恋和孤傲出名的女作家，那时候却沉默寡言，看起来十分纤弱。她身形修长，线条流畅如画，从颈脖到腰身顺势而下，勾勒出一个薄而长的倩影。那身体被包裹在素灰的旗袍中，清瘦得几乎不见，如一缕似有还无的诗魂。
满人入关两百多年，汉族女人都未彻底易服，反而在民国之后开始迷恋旗袍，多少令人有些不解。其实，这并非民族问题，而是性别战争导致的结果。
中土女装一直是上衣下裙，入清以后仍旧保留明代遗风，而男子却严令剃发留辫，穿长袍马褂。这便是所谓的“男降女不降”。清代旗人女子不满于长袍的肥大笨拙，曾打算改穿更能彰显女性美的袄袴，却遭到皇帝的明令禁止。
谁料到了北伐前夕，女子们纷纷改穿旗袍，还将头发剪短。其用意是要与男子平起平坐，投身时代的洪流。这些女子们赌气似的要与“第二性”划清界限，同时又有几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气概。因此张爱玲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九十年代初，柯灵回忆起自己与张爱玲的初相识。那是七月的一天，张爱玲身着素雅的丝质碎花旗袍，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走进了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中央书店。报纸包中就是日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和她自己绘制的插画。这身普通上海小姐的装束，是张爱玲一生中少有的保守造型，像是林黛玉初入贾府，谨小慎微。
之后的几年里，张爱玲红遍上海滩，急吼吼地喊着：“出名要趁早”。她凭借笔杆子获得了可观的收入，终于在父亲面前抬起头，也有了立足于世的底气。而少女时期穿旧衣服留下的阴影，在此时彻底爆发，她成了一个十足的Clothes-crazy。
一片式的旗袍，线条流畅优美，又节省人工和衣料。它可以迎合高矮胖瘦各种身段，适用于一切场合，不管是作常服，还是舞衣、制服，都十分合适。因此，旗袍很快席卷全社会，从学生到女工，乃至上流名媛，都开始穿旗袍。“服分等级，饰别尊卑”的规条不复存在，旗袍就是民意所向。
然而，到了三十年代以后，旗袍需要被重新定义。
此时的旗袍，削减了腰身，放低了领口，宽大的喇叭袖渐渐缩短收窄。最令人骇然的是，裙摆的开衩不断上升，甚至一度高至臀部。裙身里的鼓鼓囊囊的棉裤被换成了薄如蝉翼的丝袜。行动之时，步履前后交错，不经意似地露出珠白圆润的玉腿，修长曼妙。被禁锢了几千年的身体，骤然苏醒。
西风渐进，传统的中国裁缝也开始借鉴西方剪裁，设计出更加立体贴身的旗袍。镂空的领与袖，皮毛珠翠的装饰，还有时新的外国面料，都成了旗袍上的新元素。传统与现代就这么握手言欢，彷佛在一夕之间达成和解。从此，旗袍勾勒出的婀娜线条，成了旧时上海的海岸线。
当然，到了此时，旗袍再也不是单枪匹马的行头。时髦的女子在旗袍外披上裘皮大衣、披肩、线衫，以适应四季更迭。夏季的旗袍则被减省至无袖或短袖，薄汗轻衣透，自有一种妩媚风情。
彼时的上海被称作东方巴黎，这里的时尚潮，通过月份牌传播到全国各地，影响着一代人衣食住行。
如今，张爱玲被看作是旧上海的一个符号。其实，对于张爱玲来说，上海这座城才是她的审美胎教。在上海，摩登与传统并存，东方与西方互相渗透，这个大熔炉赐予了她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她对美的痴迷，超出常人，似乎全身毛孔都呼吸着美感，对气味、声音、颜色的感触也极其敏锐。她的文字像是濡湿的颜料盘，绚烂陆离，一不留神那些色彩就会随时流动，形成另一幅风景。
张爱玲偏爱鲜明的对照，沉重的黑与轻盈的白，清冷与明丽，简约的现代线条与传统花纹，皆是她的心头好。她为自己设计的许多旗袍亦是如此，愈激烈愈着迷。在香港念书之时，她就将奖学金全数拿去买衣料做衣服，并且乐此不疲。她还独创了很多穿法，譬如说在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在旗袍外穿上清装大袄和浴衣，别有一番风情。
与胡兰成热恋时，她穿“能闻得见香气”的桃红单旗袍，绣着双凤的绣花鞋。她曾在香港淘到一块广东土布，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绿的叶子，印在深蓝或碧绿地上。这布在乡下也只有婴儿才穿，她却做成了衣服，穿着四处招摇，“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她还用旧被面做过衣裳，穿着它与李香兰合影。两人对阵，张爱玲毫不怯场，反而更有范儿，实在怪煞人也。
张爱玲信奉惊世骇俗的美学，衣不惊人死不休。她去看望苏青的时候，身着怪异的服装，引得弄堂里的孩童在身后追赶。还有一次，她去印刷厂校对，工人们齐齐停工，驻足观看她的奇装。这些瞩目令她十分满足，彷佛瞬间扬眉吐气，一扫少时的服装阴影。
她曾经告诉旁人：“要想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人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了吗？”张爱玲回答：“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她本人就像是一个调色盘，一切不协调的色彩、装束到了她身上，都显得合理而隆重。
张爱玲曾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张氏小说中，旗袍亦是出镜率最高的道具。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以女学生的身份出场，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处处透露出一个内地少女的不合时宜。经历过梁太太的调教之后，她开始穿磁青薄绸旗袍，增添了几分成熟，亦有妖娆气息。而白流苏这个“擅长低头”的东方佳人，与范柳原初见之时，穿的一袭月白蝉翼纱旗袍，婉约中流露出性感的意味，难怪可以吸人眼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