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耻感文化

        ——读《菊与刀》

令人不寒而栗的武士刀和让人心情怡然的秋菊，毫无冲突地共同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作。

既生性好斗又性格温和；既穷兵黩武又恬淡宁静；既倨傲蛮横又彬彬有礼；既冥古不化又温和善变；既效忠服从又自尊独立；既忠贞又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喜新；他们会十分在意外人对于自己行为的议论，但如果没有人了解其劣迹时，他们又会臣服于罪恶的膝下；

他们的军队被灌输绝对忠诚的信念，但却时时有着兵变的野心。这就是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各个方面的例子，让人难以理解。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6年。

全书并不长，共十三章，附一些日本词的注释和全书索引。

除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

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皇室家纹“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作为一组对比鲜明的矛盾的意象，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释和解说，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

日本的耻感文化

全文分为十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提出问题之后，第二章研究了日本人性格的现象：战争中的日本人。

本尼迪克特抓住了日本民族的两大典型性格表现，一是天皇的神最不可侵犯，二是被俘虏的日本人与美军的高度合作。

她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这样的性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处置有参考价值。

接下来的章节里，本尼迪克特还讨论日本的等级制度和明治维新对传统等级的冲击和改变，并尖锐地指出日本对等级文化的迷信导致其在侵略外国时也试图输入这种等级观念，而这种日本独特的伦理体系当然难以为他国所接受和消化。

然后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负恩”逻辑，并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和美国的罪感文化差异极大。

为了洗刷耻辱，日本人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

“按照他们的信条是，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

日本的耻感文化

在此基础上，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极端的道德准则使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作为补偿，日本文化对感官享乐宽容得令人惊讶。

本尼迪克特还探讨了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和育儿方式，不管具体的方法与形式，其本质上与严格的道德准则是一脉相承的。最后，她分析和评价了投降后的日本人与对日政策。

“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本尼迪克特用这两个词表示了日本人的两种矛盾的性格：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对于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格，本尼迪克特从等级制度、报恩意识、义理、日本儿童的养育方面展开分析。

作者认为，“在日本民族有关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国家关系的整个观点中，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乃是核心地位。”

“各守本位”是描述他们等级思想的关键词。

日本的耻感文化

在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有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每人都应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应得的权利，履行该地位所要求的义务。一个人必须向地位高于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权利，否则地位低的人的报复是正当的。

日本人在观念上认为自己是历史的“负债者”，这种债即有父母的“恩”，还是儿子欠父母的一切；

又有“皇恩”，是一个人对天皇的负债；还有别人施加给他的“恩”。

这些恩都是必须偿还的欠债。一个人要成为有德行的人，就必须报恩。

由于报恩意识的存在，日本的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服从的关系，比如子女要服从父母，下级要服从上级，人人都要服从天皇。

本尼迪克特还从日本儿童的养育习俗上来说明日本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因。

她认为，日本人的人生曲线和美国的不同。日本的幼儿和老人享受了最大的自由和从容。

幼儿期过后，限制逐渐加强。到了结婚前后，个人的自由达到最低的限度。

到60岁以后，日本人又可以像幼儿一样不受耻辱的烦扰。

日本儿童特别是男性儿童的教育存在着两重性，即幼时除了要对父亲表示恭顺之外，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对母亲和祖母大发脾气，随意发泄自己的挑衅心，而六七岁以后，慎重与“耻辱感”逐渐加至他们身上，并随着年龄的增大，训练越来越严厉。

这种教养方式在日本人的人生观中产生了矛盾的性格，即一方面日本人可以爱好赏樱花、菊花之类的优雅行为，另一方面又可以手执刀枪进行残酷的杀戮或者自杀。

其实，一个民族的行为表现，和他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作为岛国的日本，由于长期的物资缺乏，使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笃信精神力量的民族性格。

他们永恒的“精神胜利法”和不顾一切向前冲的勇敢精神，是他们凶恶好斗，拒不投降的背后逻辑。日本是个很奇怪的民族，不服输却向强者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