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人间的太阳——诗圣杜甫(下)
杜甫诗
作为一代诗史，杜甫在诗中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悬殊的贫富差距。唐玄宗穷兵黩武，不仅严重破坏生产，也大大加剧了对人民的盘剥，在其作品《兵车行》中有形象的描述：
诗人用集中概括、典型对比的手法，揭露了造成黎民百姓苦难的根源。
早在安史之乱前夕，祸根就已经埋下，在杜甫《丽人行》中，对杨家游宴曲江的侍从之盛、饮食之精、衣着之丽做了描摹，揭露其骄横：
《后出塞》中，对唐玄宗骄纵安禄山的做法，也有揭露：
安史之乱，诗人写了《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等一系列反映时局的诗作；两京收复，写了《洗兵马》。其他如吐蕃洗劫长安、宦官乱权、蕃镇作乱等政治痼疾，杜甫所论皆见微知著，针切时弊。
杜甫的作品，常融入身世飘零、忧国忧民之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和个性特征。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常常推己及人，将个人和家庭的不幸，连带出对社稷苍生的关怀，其胸怀之博大、人品之高尚，可见一斑。
杜甫诗众体兼长，他在继承前代文学遗产和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提炼出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他不仅能熟练运用各种诗体，而且有很大的探索和发掘，对各种诗体产生了长足的发展促进。
乐府诗是杜诗的常见体裁，但其并不完全沿袭乐府旧题，而是根据内容自拟新题，其《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及“三吏三别”都是自拟的新题乐府。
七言律诗在杜甫之前，多用来诗酒唱和或歌功颂德，表现范围较为狭窄。杜甫为其注入了丰富内涵，用它反映政治现实，书写忧国忧民的情怀。
七律古诗《秋兴》《诸将》，联系国家过去、现在和未来，将时间与空间交织，在对整个历史进程进行俯瞰和追忆的基础上，多角度多层次反映了历史与现实，表达了诗人深重的忧虑。
五言长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规模宏伟而构思精密，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开合变化，波澜壮阔。
七言古诗，杜甫多用来抒发激越、慷慨、奔放的情感，如《醉时歌》《丹青引》《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感情充沛，气势卓绝。
七绝的写法也有出新，有的通篇对仗，有的纯以议论入诗，有的语言通俗如民歌，这些写法在唐诗中都是独创一格的。
众所周知，七言律诗的大成，就是以杜甫诗大成为标志的。杜甫对七言律诗的开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大大拓展了表现题材，其次是用多首律诗围绕一个主题抒写，表现一些内涵深邃复杂的内容。如《秦州杂诗二十首》，特别是上文中的《秋兴八首》，是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
杜诗曲尽其变，合律而不受声律束缚，对仗工整而不觉其迹，从而营构出浑然一体的诗境。如：
《登高》一诗，将多个动词连贯使用，使整首诗具流动感和整体感。八句对仗，严密而流畅，被称为“古来七律第一”。
杜甫善用动词使诗境鲜活，善用副词诗流畅而富转折，用颜色字强化某种感情色彩，用叠字创造氛围，用双声叠韵使声调更加悦耳，用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正如其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所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除了在律诗创作的巨大成就，在古体诗创作上也体现出开拓与创新。
如五言古体叙事长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
他的乐府诗，摆脱陈陈相因的俗套，如《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
其写法也灵活多变，如《石壕吏》全从耳闻目击者的身份道出；《无家别》以无家可归的士卒口吻叙述；《新安吏》从诗人与新安吏的对话。其章法开阖、遣词造句的照应和变化亦在其中。
杜甫善用典型事例反映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对现实进行高度艺术概括。如：
杜甫的古体诗还善于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并对细节做精确描绘。如《新婚别》。
杜甫还十分重视诗歌的形象性，并常把自己的主观爱憎融入其中。有时纯用对话和人物独白代替叙述描写，在“三吏三别”、前后《出塞》、《兵车行》等作品中，通过人物对自己生活经历的诉说来反映人民普遍遭受的悲惨命运，真切感人。
杜甫思
杜甫的诗歌虽然多样，但主要的风格还是“沉郁顿挫”(杜甫《进雕赋表》)。
沉郁指感情深沉苍凉、境界开阔壮大；顿挫指语言刚健、音调铿锵和章法多变。这是杜诗思想上忧愤深广，表达上波澜曲折的特点。
杜甫时刻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动乱的时代，杜甫的所历、所见、所闻，都会在其内心掀起滔天巨浪。但无论是生民疾苦，还是个人的坎坷遭遇，每当厚积的感情力量要喷涌而出时，都会被他的儒家涵养抑制住，从而使情感变得低回起伏。
如“入门闻嚎啕，幼子饿已卒。”悲痛欲绝的情感已经难以忍受，却没有喷涌而出，而是转而“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将个人的悲痛转引出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忧愁，迸发出无穷的感染力。
杜甫的诗作，由盛唐的高歌个人理想，到对中晚唐对社会的客观写实和深入剖析，在艺术上完成了荟萃前人诗歌技巧的历史使命。他集以往之大成，又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加以革新创造。
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等，将色彩字或词置于句首，在色彩组合上先声夺人。或有意用内涵宽泛的动词构建浑融含蓄的意境，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杜甫的思想，是儒家的真正精髓——“仁政”和“民本”思想。同时，他对儒家的消极因素也有批判。儒家的“在其位谋其政”杜甫并不遵奉，不管在什么情境下，永远都心系人民，关注时局；儒家轻视劳动，时常带着自命清高的陋习，这一点在杜甫身上也完全不存在。他不但接近劳动人民，还愿意为了广大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济世肯杀身”，这一点，也当之无愧“诗圣”之名。
杜甫开拓出的各种艺术运用技巧与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稹、白居易、张籍、皮日休等人，学习其关注民生的写实精神；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人，学习其遣词炼字的艺术技巧，在宋代，杜诗更是成为作诗的标准典范。
除此之外，杜甫作品中传达出的爱国爱民之心，也产生了巨大的文学影响力，对后世及至现当代来说，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他的作品中反映的思想精神，就如文学星空中的太阳，永远绽放着光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