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故事节丨那一刻什么也没发生

原创申明：本文参加“423简书故事节”，本人承诺文章内容为原创。

423故事节丨那一刻什么也没发生

一，成虫记

她是在许多年后回想起来才明白，有些事往往只是在一念之间，虽然一念之间的距离有时可能竟是生和死的分别。

如果那天发生了什么，她会永远后悔那个7月初的下午自己拨打的那个电话，如果还有机会后悔的话。

那个电话是打给电台的。她在电台的广告时段播出一条家教短讯，教中小学生写作。

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音。

握着话筒的时候她感觉自己激动得嗓子眼都快掉出来了。来电是一个女的，约好第二天下午在枫树林站附近的疗养院大门口见。

那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面试。她拼命设想未来雇主可能会提的问题，比如，你的背景（学历），你打算怎样教这门课，等等。她把所有可能用得着的材料全部装进一个文件夹里。面试的时候拎着一只文件夹总比随意背只书包要显得正式些，她那样想。

那一晚她失眠了，因为想得太多，最令她兴奋的是想到可以用自己亲手挣来的钱给妈妈买条连衣裙，像那个女人那条一样，风一吹便飘起来，把妈妈飘回到风一般的学生时代。

那个女人她以前管她叫晓风阿姨，是爸爸妈妈的高中同学。爸妈毕业二十周年的时候，她才开始在他们的世界里出现。她是个不算漂亮但还算优雅的女人。岁月的侵蚀开始爬上她那张年轻时曾经俏丽过的脸庞。生活在她那里似乎从来没有轻松过。和妈妈一样，她也是年幼就没了双亲。好在她虽然生在农村，却幸运地嫁了个工人。七八十年代工人可是铁饭碗，而农民的身份却是没有身份。

本来是一桩还算美满的婚姻，没想到婚后才几年丈夫就因病去世了，留下她和年幼的儿子。

爸爸在外面养金鱼的事传进妈妈耳朵里时，妈妈起初是死活不信的。妈妈认为夫妻在一起生活最重要是彼此信任。如果连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那就配不上夫妻这样的称号。

可惜信任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它有时候是一座冰山，看似坚不可摧，一旦裂开一道口子，随之而来的却往往是轰然倒塌，而且无可挽回。

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爸爸妈妈大吵是上一年寒假的一个晚上。他们虽然压低了声音不让她听见，但妈妈的哭声还是传进了她的耳朵。那时她静静地坐在写字台前，望着桌子上方那块“五好之家“的匾额发呆。

那块匾感觉她从记事起便挂在那里。她最先认识的字便是匾上写的“五好之家“那四个字。爸爸指着匾教她时，妈妈在一旁踩着缝糿机。爸爸说，这五好是指我们脑袋好，鼻子好，手好，脚好，嘴巴也好。说的时候还摸着她的脑袋，鼻子，手，脚，嘴巴。惹得妈妈在一旁不住地笑。爸爸就是他们家的开心果。

见面约在下午四点。她跟妈妈打了个招呼，两点钟就出门了。她没有告诉妈妈要去哪里。她准备等事情确定了再说，给她一个惊喜。

枫树林一带她从没去过。那是城西，她家在城南。那片山里有各种野生动物，因为种满了枫树而得名。靠山脚的地方有棵枫树已有好几十年的树龄，长得特别粗壮。也许太粗壮了，很多自杀的人便都选中了它。有年轻的姑娘，病重不治的老人，还有下乡的知青。

早些年那一代几乎没有人烟，“枫树林“在人们的心目中，直接等同于一个闹鬼的地方。爸爸有次去那里打猎，经过那棵树时突然传来一阵哗哗大响。他把头灯照过去，什么也没有，只有那棵粗壮的大树自己摇晃不已。从周边纹丝不动的其它树看来当时并没有风。爸爸吓得不轻，后来再不敢去那一带打猎。

不过现在那一带在大量建房，闹鬼的事好像渐渐少了。即便这样，约在下午四点去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瘆人。日本人说，黄昏是阴阳交替的时刻，在那个时刻可以见到各种奇怪的东西。

公交车越往西边开车上的乘客就越少，及至只有三四个站时车上就只剩她一个人了。

快接近枫树林时突然冒出一大片乌云把整片天空都遮住了，那阴郁的样子像是一下到了晚上。接下来狂风大作，看上去一场暴雨在所难免。

司机说前面的云更厚，不能再往前开了，下雨的话怕山路崩塌。

她犹豫了两秒钟，决定下车步行前往。毕竟那是她第一次面试，她不想因为一场可笑的暴雨而失去这个机会。

大风把她飘散的长发吹得满脸都是，手上拿着的文件袋也只好紧捂在胸口才不至于乱晃。

好在离疗养院不远了，要不是大风，本来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结果她亦步亦趋地走了将近半小时。

疗养院座落在枫树林的山脚下，门前是一大片空地。到达那片空地时风已渐渐停下来。

她小心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和被吹乱的长发，笔直地站在那里。她不确定那个人会从哪个方向出现，所以就在那里转着圈，以免那人突然从后面出现。她也不知道那个人会是什么样子，什么身份，甚至什么年龄，脑子里便糊乱地猜想，也许是名年轻的男子，或者同她一样的女生，或者由父母带着来的孩子。

电话里那个女的说她只是受人之托，那个人不方便打电话。

她在那里站了半小时，眼瞅着约定的时间已过，那个人却迟迟没有出现。

她不禁猜想，莫非是在这里疗养的老人，或者是坐着轮椅的残疾人？这场大风也许让他／她来不了了。

想到这里她不免有些失望。她不想自己精心准备并用心期待的一场面试就这样泡汤。再等半小时，似乎仍然一个影子也没有。她的脚已经开始发酸。为了面试她特地穿上了妈妈的高跟鞋。她并不习惯穿高跟鞋，估计脚后跟已经磨出了水泡。

天越来越黑，林子里的风呜咽作响，四周空荡荡的连一个鬼影也没有。一想到“鬼”她不禁打个寒战。脚步立刻不听使唤地架着她离去，尽管她仍然三步一回头指望奇迹突然出现。

车站并不远。有辆公交车已停在那里。她上了车，除了司机和售票员车上仍然只有她一个人。她把手臂搭在车窗边沿，头倚在前臂上，悻悻地望着窗外。

那场暴雨最终并没有下下来。一阵大风过后，却迎来一大片晚霞。把头探在窗口的时候夕阳满满地倾泻在她的脸上，身上。残阳的温暖下她发现自己的手和脸竟都是冰凉的。

突然一阵歌声传过来，接着走来一队穿着囚衣的年轻人。他们正高歌着凯旋而归，就像她在军训时那样。一抹斜阳探照灯似地罩住那支响彻天的队伍，她趴在窗边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突然发现队伍里一名男子也正紧盯着她打量。她忙把头缩回来，躲到车壁后面去。

回到家时已是晚饭时间。所幸妈妈并没问她去了哪里。一切波澜壮阔翻江倒海全都巧妙地伪装在她那副平静的外表下。

二，第一缕丝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家里电话铃响了。妈妈把电话递给她。

还是那个女的。她说抱歉昨天那个人因为突然发生一件事而没有如约出现。但是恳请她明天中午再走一趟。

她觉得自己要么是生财心切，要么是鬼使神差，竟然把之前生气的感觉一下抛诸脑后，想也没想便应了下来。

不过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她向来是一个好奇心极重的人。谁都知道好奇心害死猫，但谁又能克制住那种面对已揭开一半的布袋仍忍住不探过头去一窥究竟的冲动呢？

这次她不再精心准备，高跟鞋也没穿，只穿了平时那身蓝色的运动服，配一双简简单单的白球鞋。

工地仍然是在枫树林那一带，电话里那个女的说，坐到疗养院或下一站下都可以，工地在两个站点的中间位置。

于是她坐到疗养院那一站。重新回到那片空地时，竟有种愰如隔世的感觉，想想两天前在那里呆立那么久她觉得自己真像个傻瓜。而现在，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比之前更傻。

远远地望见了那片工地，看起来那里正在兴建一座小区，三三两两十来层的高楼林林立立。可以想见不远的未来这里即将变得繁华起来。枫树林闹鬼的传说也许终将成为过去。

她在工地门口站定。约好了十二点钟，她提前五分钟到的。天很热，正午的太阳直射着照下来，这十分钟的路程让她仿佛桑拿一般浑身湿了个透。她把被汗打湿的刘海掖到耳后时，一个戴安全帽的年轻男子朝她走过来。他穿着件囚衣，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走路有点外八，步子似乎故意放慢，显出一种做错了事担心挨骂的犹豫。

刚开始她并没在意，直到走近了他伸出一只手来：你好，我就是电话里那个请你做家教的人。

她一下愣住了，半天也没晃过神来。这个局实在有点太出乎她的意料。

她没有伸手，只是点点头回个礼。

他领她来到工地里面一片阴凉的厂棚。那里像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摆了几张小板凳，一只装水的桶子，桶子里一个水舀。

他拉过一把凳子请她坐，并递给她一张纸壳。

那是一张从纸箱上撕下来的纸壳，边缘撕得带着缺口，纸箱上原来写的字已磨灭得看不太清。

她接过来，随意地扇着，以此掩示内心的慌乱。

他先打破沉默：对不起前天让你白跑一趟。突然刮大风，领导让我们提前收队，没办法过去。但是经过那辆公交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你。

他有点得意地笑。

这时她才想起来当时人群中盯着她看的那名年轻犯人，难怪当时他的眼里好像有话要说似的。

然后是一些简单的寒暄。

接着她把话题转一下：你为什么要学写作文？

他抿紧嘴，低下头去，很认真地说，我想把我的经历写下来。高墙内的生活，我以前做过的一些事，觉得可以写下来。

你觉得谁会是你的潜在读者呢？我的意思是，你首先要明白你的潜在读者是谁，写文章其实跟说话是一个道理，你首先要知道这些话是在对谁说，才知道应该用什么语气，讲到什么程度。

我不知道谁会对我的经历有兴趣，不过，也许跟我一样的年轻人吧。

那也没关系。这个问题你可以边写边想。你看书吗？

监狱图书馆有些书，我有时候会看。

不错，你看过什么书，说来听听。

他一时答不上来：其实也没什么，每次都只是随手翻翻，有些有兴趣的才会看下去。

嗯，我也是，不一定每本都有兴趣，很多都是扫一眼就扔一边了。说完她笑一笑。

他也跟着笑笑，气氛顿时轻松起来，他舒一口气，看起来刚才那种追问的语气让他感觉到压力了。

她有点抱歉：没事的，咱们就先聊聊你看的书吧。能让你产生看下去的冲动的书，一定有它的闪光点。我们可以试着去分析这本书给你带来的吸引力。

他想了想，说：我喜欢金庸的小说，不过监狱图书馆里没有。只有马列毛和法治书。

她点点头，金庸的书我也喜欢，射雕神雕都不错的。你最喜欢他笔下的哪个人物？

他说：杨过。

这时她才注意到，他虽然算不上十分帅，但高高的个子配上浓眉大眼，却也有几分俊秀。举手投足间那种带着野性但又刻意挤压出来的礼貌倒是跟早期那个无厘头的杨过有一点点相似。

那你喜欢杨过这个人物的哪一点？她想先从人物分析入手。她觉得写作跟盖房子是一回事，事先的构思是打地基，正如地基要牢，构思也一样要充分。然后是框架，主题就相当于那些栋梁之材，一定要足够有力才能撑起这幅框架。最后是细节部分，像人物，场景，对话，点评等等。这算是她给他讲的第一堂课。既然说到杨过这个人物，她准备就从人物这个细节讲起。

他却一时答不上来，笑一笑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回去好好想想。

接着他把话题岔开，先商定这次的暑期课程怎样开展。两人达成一致，每周三上一次课，因为他只有周三这天才能外出务工，每次一到两小时（视午休的时间而定），一堂课30元。

她原来在电台打广告是说一小时十元的。她说，不用，一堂课十元就可以了。

在学校她每天的生活费差不多就是十元，再说她也不用花太多精力，给人讲写作课，对她来说就跟聊天一样的轻松，何况以他现在的处境，她其实还在犹豫要不要收费呢。

后来两个人都不再争执，她说先上课吧，课程结束再一次性给也可以，不着急。

那天中午因为是临时安排的，他的时间有点紧，所以只简单聊了会儿她就走了。

回来的路上她隐隐感到一丝不安。高墙对于她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那里锁着无数人的青春和梦想，不过也许同样也保护着其他更多人的青春和梦想。她不确定此举是否过于冒险。

到家的时候妈妈刚卖菜回来。篮子里的菜只卖剩一点点。妈妈问她吃了没有，这时她才觉得饿。于是草草吃一口，妈妈要去菜地拔草，她拿了一本书跟着去。

放假的时候她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妈妈，不论妈妈去哪里她都要跟着，妈妈总笑说她才三岁呢。虽然这样说，但彼此都知道这个三岁的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离开。

菜地离家有段距离，走路得要二十来分钟。午后的太阳把柏油马路晒得滚烫，妈妈让她踩着路边的野草走。

她手里拿着书，踩在野草上走的时候不停地在心里挣扎：要不要跟妈妈说呢？那是一件多奇怪的事啊。妈妈肯定会反对的。可是不说的话要是有危险怎么办？

好几次跟妈妈齐肩的时候她转过头去看妈妈，正好看见她鬓角新长出的几丝白发，她不禁眼圈一红。但是她的心疼却并不用言语表达。

妈妈是一个把感情藏得极深的人，如今她也变得一样。她们之间传递爱的方式多半是以沉默来表达。印象中最亲近的一次是五岁那年妈妈带她去湖边拍照，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妈妈走过来帮她把头发掖到耳后。她当时很有一种扑进妈妈怀里的冲动，不过也只是冲动而已。

自从爸爸离开这个家，她开始不知不觉地用另一种身份与妈妈相处，之前那个任性的她突然不见了，更多时候她倒像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妈妈没什么主见，以前什么都听爸爸的，现在变成什么都听她的。

所以这个事，即使跟妈妈说了，她也未必能帮上忙。她决定还是自己作主。不管怎么说，她总是可以随时叫停的。一切开心就好。不开心的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她并不会有什么损失。

这样想定之后，那个下午她坐在自家菜地边的大樟树下看书时就感觉无比的轻松和愝意。

三，作茧自缚

虽然才去了三次，枫树林一带对她来说却变得熟悉起来。从家里过去约莫一小时的车程。中午12点她准时到了，然后径直走到那座厂棚。

这次除了那个人（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每当她想起那段往事仍然只用“那个人“来称呼他。对她而言，他只是那样一个陌生人而已）还有另外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叔。

那个人给她介绍：这是二叔。

原来二叔是他在班里的号。小号子们都这么叫他。

有二叔在，那天的课自然就变成了闲聊。

她没看错，二叔果然是公务员，原来铁路局的局长。因为贪污进去的。

聊了一会儿大家开始变得熟了起来，她开玩笑地问，那你贪了多少钱呢，要进去五年？

二叔被问得有点窘，盯着地板不作声。

那个人代他回答：一百块的钞票叠起来比你高。

她没有概念叠起来超过170厘米的百元钞票是多少，但一定不是小数目。

二叔大概并不愿意谈及那个话题，她后来从那个人口里得知，二叔因为贪污的事进去后，紧接着是妻离子散，和一屁股要退还的款项。这一切都令他焦头烂额。对他来说，那一壶是不能提的。

二叔果然很快把话题岔开来：你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吗？

二叔指着那个人说，眼里闪现出一丝得意的报复似的笑。又仿佛他只是把悬浮在她和他头顶上的一个疑团轻轻地掀开了而已。

那个人被这一问弄得有点不安起来。

谈话嘎然而止尴尬地停顿几秒后，那个人小声地答：拐卖妇女。

二叔补充道，他把人家的老婆骗去卖掉了。

哦，卖到哪里？

河南。

然后呢？

然后人家逃回来了。再然后他就进来了。

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有点好奇。

那个人显得有点犹豫，好像经过了一段非常慎重的思考最后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似的：你是十里河的？你们村大吗？

她很奇怪问题怎么突然转到自己身上。她点点头，村子不大，一百来号人吧。

那你一定认识红红。

当然，她还是我小学同学呢。

怎么会？她应该比你大很多吧。

大四五岁吧。学前班和一年级时她留了几次级就跟我同班了。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惊呼一声。

那个人点点头：世界真小。

她的记忆一下回到小时候跟红红一起去上学的情景。红红那时候总是剃着光头，因为头上常年长虱子。她的妈妈一生下她就跟别人走了，爸爸是个傻子。还记得有次去上学的路上，红红从书包里拿出一块姜来要分给她吃，说那天是她的生日。显然那块生姜便是她的生日礼物。

红红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后来一直在外面打工，那些年她像消失了似的，连她爸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有一段时间甚至传闻说她死了。

直到几年前，村里突然来了辆警车，红红从里面钻出来。后来才听说她被卖到了河南，虽然只有18岁但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那个孩子她逃出来的时候没带走，仍留在那个男人家。这辈子也许都见不着了。

而眼前这个穿土黄色囚衣的，竟然就是那个卖掉红红的人。她一时不知道怎样面对。之前好容易建立起来的对他的信任和丁点好感瞬间消逝。她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愤怒不想表现出来，毕竟那个人是可以选择向她隐瞒的。但是因为他的诚实她就应该轻易原谅他所做的一切吗？

后来聊了什么她全都不记得了。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问妈妈最近有没有红红的消息。

怎么问起她来？妈妈并没太在意她当时的心事重重。

就是突然想起来，她是我的同学嘛。

听说又嫁了个男的，又生了两个儿子，一对双生。她真是一肚子的儿子。那天我卖菜的时候碰到她，人又黑又瘦，看起来好像四五十岁了似的。手里捏着十块钱，从菜场头走到菜场尾，走了个把小时还没决定买什么菜。那一点钱，三四个嘴巴，能买到什么呢？

她觉得心头一阵酸。她们原来是一起去上学的小伙伴，命运让她变成了一名大学生，红红却变成了一台生孩子的机器，在这样的年代还要为吃饭穿衣发愁。

那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走到一个灯口，信号灯出了故障，不论她往哪边走总是红灯。于是她在路边一直等着。突然一双大手往后面猛地一推，她就惊醒了过来。

她想给那个人的妹妹打电话说不去了，可是没有他们的号码。她希望时间能停止下来。她不知道怎么面对下一节课。

四 破茧成蝶

但是一周很快就滑过去了。等待的这一周她觉得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内心有两个声音不断跳出来：去，不去。

最终还是去了。那几乎是一种惯性，算不得一个决定。

那天下着小雨，公交车每到一个站她都有种要跳下去的冲动。有几次甚至已经走到了门边，只要再向前一步就可以下车。但那条腿却始终没提起来，她觉得车底有股吸力把她的脚粘住了。至于那股吸力来自哪里，她并不明白。

见到她时他有点喜出望外的感觉。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她抿紧嘴嗯一声，并不否认他的猜测。

还是在那个厂棚里，他把板凳递给她。她把文件夹放在腿上，打开来取出一本书。

是她最喜欢的纪伯伦的诗集：我的心只悲伤七次。今天的课她准备带他欣赏诗作。

她刚翻开，他握住她的手把书合上，说，先聊聊吧，回头再看这本书。

她本能地把手一缩。

他双臂环膝把头垂下去。过一会儿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坏？

你自己觉得呢？

他抬起头来，但还是盯着地面。地面是土，风一吹便掀起一阵灰。他腾出右手捡起一根小树枝随意地在地上乱画起来。一开始画得很慢，一笔一笔地，但是很用力。

他说，他们家有两个孩子，他和妹妹。上次给她打电话的就是他妹妹。她在市里上班，是他让她打的电话。他的父母是很普通的农民。小时候他不愿意上学，父亲总是打他。有次把他揍狠了，他便偷了家里两百块钱跑了出来。那时他读初三。他一个人爬上火车，一路逃票到了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北京。

北京大得令他震惊，他不敢到处乱跑。白天在火车站附近转悠，晚上则回到售票厅睡觉。就这样待了一个月，直到身上的钱快花光了再逃票坐火车回来。

刚回来的时候他不敢马上回家。先通过妹妹打听父母的反应。父亲的态度很坚决：就当没有这个儿子。虽然母亲担心他的安危，但家里毕竟是父亲说了算。

听妹妹这么说，他便决定不回去了。于是就在市里混着，慢慢认识了一帮朋友。

她知道那些朋友意味着什么。她有个表哥就是在街上混的，据说他们还分帮派。高中时表哥曾拍着胸脯说，妹妹学校这一带是我的地盘，要是有人欺负妹妹只管告诉哥哥。

那个表哥并不上班，也不用挣钱，但他却仍然生活得不错。所以她不难想象他认识的朋友是些什么样的人。

就那样跟着那帮朋友混了好几年，后来——当他说到关键的那件事时，却停了下来。她知道他想说的是红红那件事。她也不追问。

他顿一下说，后来就认识了红红。再后来你知道了。

他用两手用力搓一把脸，一直插进头发里，好像要用力抹去某样东西似的。但是痛苦的表情却摆明那些东西并不是这样轻易便可以抹去的。

他说很羡慕她能上大学，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这辈子也许都不能在一个世界。

她默默地听他陈述，既不评论，也不安慰。甚至，她其实并不需要知道这些。

沉默一会儿他有点犹豫地说，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事？

最近有个大赦，像我这样已经服刑一段时期的只要交一部分钱就可以减刑。

交多少？

如果交两万，我就可以减两年。也就是说，明年我就可以出来了。你可不可以帮我跑一趟?

去哪里？

去我家里，跟我爸借钱。

（如果跑一趟可以让他减刑，她乐意去跑一趟。）

不过我爸未必肯借给我。你做好思想准备。

好。

她决定第二天就去，虽然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暴雨，但听他的口气这事是不能拖的，似乎越快越好。

他家在周边的一个镇上。那个镇上的米酒比较出名，还有就是逢一、三、九的日子有个集市，市里很多人会去那个集上买土特产。

去镇上的车每天只有一班，上午八点发车，回来也只有一班，下午一点发车。

虽然是暴雨，因为逢三，去镇上的车仍然载满了人。很多人带着鸡鸭笼去捉土鸡土鸭仔。虽然只是空荡荡的笼子，车里仍然充满了鸡鸭屎的恶臭。

她穿着高中时那身校服。那是一件白色的上衣，下面是条深蓝色的裙子。上去时车上的人几乎全转过头来看着她，好像来了一个天外来客似的。

她并不介意那样的注目，只是有点不好意思地选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去小镇的车程原本只要一个小时，但出发时雨已经下得很大，出了市里又是一条破烂的水泥路，路上的坑里注满了泥水。车子不敢开太快，怕掉进一个太深的坑里出危险。所以待走完那段水泥路已经过去两小时。

从水泥路下来，又转上一条泥巴路。那条泥巴路很窄，仅够过一辆车。遇上对面有车开过来就会特别费劲。车子开到泥巴路中断时突然陷进一个坑里，司机加大码力想开出来，结果只是把那个坑刨得更大更深。

这时雨已经变成滂沱。司机没办法，只好请大家下车去帮忙一起推。好几个青年说自己就是镇上的，反正回家就可以换衣服，便自告奋勇地下车去。

为了减轻车身重量，其他乘客也打着伞到车下去站着。路面被雨溅得泥泞不堪，司机让她和另外几个年老年幼的留在车上。

他们喊着一二三推的口号，车子一退一进挣扎了几下终于开了出来。大家发出一阵欢呼。那阵欢呼让她原本沉重的心也变得轻快了起来。

老实说，她有点害怕去他家。他父母一定以为她疯了。她想象着他家是什么样子，那个凶狠的父亲是什么样子，还有那个虽然慈爱却没有话语权的母亲。

车到镇上时雨已经停了，但即便如此，车窗里飘进来的雨仍把她的左肩打失一大块，站在车门口被雨后的风一吹她不禁打个寒噤。

他家并不难找，镇上的人全都认识他们。

那是一栋很老的房子，内墙和外墙几乎一样黑。她跨过门槛走进去时，领她进屋的那个大哥喊了一声“你家来客人了“就笑着走了。

屋里没点灯，光线有点暗。从里屋出来一个男的，五十多岁的样子，她猜是他的父亲。

他很疑惑地打量了一下她，问，你找谁？

他的面色并不像她原来想象的那么凶狠，相反，他看起来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老实实的农民。

她之前提着的那颗心便放了下去，于是说明来意。

他父亲一听到儿子的名字，眉头一皱说，他的事我不会管。你也别管。

这话让她很震惊，没想到人家说““父子日久成仇敌“竟是真有其事。

他请她坐一会儿，随即进到里屋去。

一个人的时候她开始打量起这间屋子来。厅很大，约莫四五十平米，和所有农村的房子一样，天花板很高。家里除了一张桌子四张条凳几乎再没有其它陈设。那副桌椅已经非常老旧，经年的磨损已使得原来的木色变成了炭黑。挂满黑蛛网的墙上也只在对着门口的那面上贴着一张泛黄的毛泽东像，真正是家徒四壁。

过一会儿他父亲从里屋出来，后面跟着他母亲。母亲显得比父亲老，年龄应该没有超过六十但头发几乎全白了。她一只手提着篮子，篮子里是新采的花生，走路的时候有点往一边歪，看起来像伴随下雨天而有的风湿症状。

她母亲有些歉意，说，辛苦你跑一趟，家里也没什么东西拿得出手。这是昨天才采的花生，自己家里种的，你别嫌弃。

她想推却，但明白农村人并不需要过多的客套，就默然接受了。他们找来一只买米的袋子，把花生装进去。

她说声谢谢，拎着花生便走了。

相比来时那段艰辛的路程，在他家待的这几分钟时间显得非常短促，短促得让她产生一种仿佛自己千辛万苦跑来就只为了拿一袋花生回去的错觉，她不禁苦笑。

回到市里已是下午两点多。车站离爸爸上班的地方不远。以前她经常跟着爸爸去他办公室玩。他的同事没有不认识她的。

经过那栋楼时她抬头望着爸爸办公室的窗户，希望从窗口看到他的影子，但等了好一会儿也没出现。

她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爸爸了。最后一次是小年那天。那天她其实宁愿没有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