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宇：乡村振兴要实现农民的发展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最大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总书记讲，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我认为怎么聚焦民生问题，怎么聚焦乡村振兴中的民生问题意义重大。

一、我国三农发展仍然相对滞后

　　 农民全面发展事关重大，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书记今年 4月10日在亚洲博鳌论坛上讲，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不仅深刻的改变了中国，也深刻的影响了世界。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方方面面成就比较大。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相对滞后。农业是短版，农村是短腿，这是中央的判断，也是现实的事实所在。从民生的角度来讲，农民发展不充分，我以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表现。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不断的扩张。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农民收入134元，城镇居民收入343元。到了201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36316元，农民收入达到13412元，城乡收入差距1978年是1：2.56，到了2017年是1：2.71。再观察一下最近几年农民居民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增长速度，两者相比的收入差距扩张的趋势令人担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最高历史点是2009年，是1：3.33。随后的5年时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年缩小0.1个位数，2015年，2016年分别只有0.01个位数。换句话讲，从1：3.33，下降到1：3.32，再下降到1：3.31，到2015年是1：2.73，2016年1：2.72，到了2017年1：2.71，按照这个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达到1：1，甚至1：1.2将是个非常漫长的时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检讨，我以为特别需要关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张的趋势。

　　 第二，截止到2017年中国还有3046万贫困人口。按照2010年计算的标准，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纳入贫困线。到了2017年，人均收入低于2900元或者3000元纳入贫困线。这个水平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或者相对全国居民收入水平来看，这个标准应该是偏低的标准。特别是实现脱贫后有没有反弹的可能?换句话讲，政府消除贫困要关注后扶贫时代的相关问题。

　　 第三，从农民生活生产条件来看，农民全面发展与城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16年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农业普查表明：现在全国48%的农村家庭没有厕所，或者只有旱厕;26%的农村家庭生活垃圾没有得到集中处理;82%的农村家庭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农村的自来水覆盖目前为止仅仅为78%左右。即便是通水的农户家庭，52%的自来水没有经过净化处理;44%的农户地区，农村现在的能源结构是柴火、茅草、稻秆、玉米秆、小麦秆。从生产生活条件来看，农民全面发展距离甚大。

　　 第四，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教育、医疗救助、民生保障这三大问题，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这四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农民全面发展与城镇的距离就是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民发展不充分的症结所在。所以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总书记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要求，讲乡村振兴要让亿万农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指向非常明确。怎么样按照总书记的要求，通过乡村振兴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我认为意义重大。

二、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农民全面发展

　　 实现农民全面发展要聚焦四大方面。

　　 第一，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四大来源，2017年农民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占40.9%，家庭经营收入占37.4%，转移性收入占19.4%，财产性收入占2.3%。显而易见，对农民收入意义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性收入，潜力最大的是财产性收入。

　　 从这四个方面看，还是要聚焦城市化的发展。我们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1978年城镇化率是18%，到去年提升到58.52%，一年提升一个百分点。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我们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构成比1978年是70.5%，到2017年已下降到27%，正好一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但是相对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我们27%劳动力去年创造的增加值是6.55万亿元，在整个GDP构成中，第一产业的GDP仍然是7.1%，说明农业劳动力相对于非农劳动力还是有劳动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所以还是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减少普通劳动力。

　　 第二，在工业化过程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工工资收入。农民工工资2017年是月工资3485元，仅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月收入6193元的56%。一个农民工工资相当于城镇居民工资的一半多一点，表明农民工的工资本身水平是不高的。另外，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是趋缓的。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来看，我们还是有空间的。怎么样增加农民的工资，增加农民工的所得是一篇大文章，与此同时，使留在农业内部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应该是我们政策的目标。

　　 第三，继续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2017年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占比已达到19.4%，这里面国家各种各样的补贴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农民的转移性收入还有相当部分来自于馈赠收入。从转移性收入角度讲，这些年我们国家给农民的各种各样的补贴，跟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非常吻合。

　　 第四，继续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如何通过加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农民土地权益以外再增加农民的财产收益，这方面潜力很大。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农民收入很高，工资性收入、家庭性收入以外，财产性收入占比农民收入的比例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以农民为本，创新工作思路

　　 怎么样解决民生问题?怎么样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我认为要抓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增加农民收入，解决民生问题的四梁八柱。进入新时代以后，很多地方制订了农民收入的倍增计划。党的十八大以后有不少地方对增加农民收入提出了十年计划、二十年规划。在解决农民全面发展特别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顶层设计。国家发改委制定乡村振兴2018-2022，按照中央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方方面面都有指标，但是我以为还不够。有没有必要在农民的民生发展方面，特别在增加收入方面制定十年计划、二十年规划，使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1：1.5，最后形成1：1。

　　 第二，乡村振兴提出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城乡融合。城乡融合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城乡融合里最大的融合是实现城乡之间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技术资源、资本资源的平等发展和平等流动。特别是土地资源，宅基地、承包地、建设用地方面，包括在征地制度方面都应该向前大大跨出一步。城乡之间的要素平等交换是一篇大文章，要让老百姓在资源流动过程中有所获得，这也是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前提。

　　 第三，以强势农业支撑农业的全面发展。这个观点我多次强调，中国的农业和其他国家的农业显著不一样。中国的农业资源禀赋多元，产业发展多元，政策要求也应该多元。中国完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一个人多地少、大国小农东亚国家发展的楷模，以资源禀赋的多元提升农业不同地区的比较效益。比如，东北的粮食比较效益，陕北生产苹果的比较效益，新疆生产棉花的比较效益，这叫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我们要依靠产业的多元发展中国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资源供给方面，包括粮食这类资源性农产品生产方面，在全球我们要做到我们的竞争力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在水产养殖这类劳动密集、技术密集产业，下一步在资本密集产业方面，我们很有可能创造一个范本。

　　 资源的多元、产业的多元决定我们政策导向的多元，在国家基本政策之下，各个省、市、自治区可以创设符合自己有竞争力产业的相关政策。比如，山东寿光的蔬菜名声很大。我们可以围绕蔬菜制订相关的保险政策、金融扶持政策，以及包括其他的，通过电商营业的营销政策，诸如此类等，总而言之，做大中国的强势农业也是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根本举措。

　　 记者方艳整理

　　 转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