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乐山一一我们灵魂的回水沱

乐山是四川的一个地级市，古称南安、嘉州。距省会城市成都一百三十多公里，距下游重庆三百多公里。在古代，也就是涉及乐山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中，成都、重庆之间，经过乐山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航船。

岷江发源于松潘县的弓杠岭，经汶川、都江堰、穿过成都平原，经青神乐山再到宜宾，与金沙江汇合后叫长江。干流全长七百多公里。这段地理行程，因了丰满的水资源，特别是秦代都江堰的成就，从古至今都是富饶热闹的， 很长时间，一直把岷江视作长江的正源，直到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实际踏勘，才厘清金沙江为长江的正源。即便如此，因为金沙江所流径的地方人烟稀少，水流湍急，留下的人文痕迹远远不及岷江流域。特别是从成都经乐山到宜宾的岷江航道，几乎所有中国文学大辞典中有名有姓的诗人，无不留下多彩多姿的诗句。从唐代杜甫的“门泊东吴万里船”，李白的“夜泊清溪向三峡”，宋代苏东坡的“锦水细不见，蛮江清更鲜”，再到明代诗人杨慎“抱病江天淹戍客，烦君传语碧鸡城。”到了晚清，由诗人赵熙为岷江挽了个气势恢弘的结：“如此江山，海天秋色一长啸。”道不尽的岷江春水荡漾。

这条美丽的河流上下，有许多以洲命名的地名，眉洲、嘉洲、戎洲、渝洲等。洲之本意是河流淤积的泥沙形成的陆地，土地肥沃，一直是先民们的生存空间。古代执政嘉州的行政官员，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今天大佛坝上，那是河流淤积而成的沙坝，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官员们的驻地和驿站形成的村落，是乐山早期的城市雏形。随着岁月更替，有的改姓换名，有的消失江湖。即使好不容易和平生息了一段时间，人口聚集，有了繁华烟巷、商品交易，从来不会长久。长期的农耕社会，北方游牧的铁骑，习性不一的民族之间的争斗，短的三五年一折腾，长的也不过一二百年。加上内部颠覆，外来侵略从没有消停过，人口数量的增加减少成为常态。因此，偌大一国版图上，存在时间比较长的繁华都市总是占比不多。至少在明代万历甚至清康熙初期。乐山，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符号。真正形成城邦，有完整的城墙，几条街巷，有分门别类的商品交易场所，应该是在康熙朝中后期形成。据史料记载，康熙七年，新任四川巡抚张德赴任巴蜀。可待他来到四川以后，竟然发现曾经的天府之国荒凉惨淡，人迹罕至。此时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竟然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为此，他上书康熙，请求让周围省份的流民填川。我相信，那段时间，四川境内有城市模样正常运转的地方没有几个。

乐山社科联马琦先生写的《乐山的古代民族》一文，介绍了夹江千佛崖从秦以降，今聚贤街区域，一直是南安县治所在，“屯兵设关，商贸货运要冲，又具备粮食集散的有利条件。靠山、临江面平川，直到隋代，古泾口仍然是重要的军事地。”今天的人怕是很难想象，夹江千佛崖前那段不足百米的聚贤古街，竟然是古代乐山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口太少。马琦先生的研究表明，两汉时期，乐山地域中心（犍为郡）的人口是四十八万多人。今之乐山、彭山不过两万户八万余人。如此少的人口规模，除了捆绑在土地上劳作，无几多闲人支撑城市的形成。

清末《成都通览》记载，“现今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江西15％，”说在明末清初，各省向四川（范围包括现在的四川和重庆，下同）移民至少在一百万以上。再回溯历史，三国时期中国人口也是急减，四川自然不可避免，巴蜀地区的人口从四百多万急速减少至八十多万，要不是刘备和诸葛亮带领荆楚数十万兵马入蜀，让人口稳定下来。到了北宋公元962年，北宋将领在川的胡作非为引起川民兵变，平定后的乾德五年（公元964年），朝廷撤消废除了嘉州、资州、戎州、泸州、荣州治下的二十多个县，由于缺乏记载，无法得知此次大规模撤县的原因。是否是战争导致人口下降？即便如此，在宋代，四川人口也在全国占比最高，有这样一组数据，公元980年，四川有户120万，居全国首位，较居第二位的江南多出48万户。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四川有户224万，居全国第二位。1237年，蒙古军队大举入蜀，横扫四川，动乱达半个世纪，仅成都城中的尸骸便达140万具，城外尚不计在内。在乐山，为了抵抗蒙古大军，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兵士民众皆弃城据守在九顶山。弹丸之地的九顶山居然容纳下整个乐山人口，并坚持了十数年，可见经历战事导致人口锐减。元代士大夫虞集回顾南宋后期四川战事：“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

到了明代，《四川总志．户口》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四川人口从建国初的146万人增加到259万人，到了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人口增加到310万人。二十年后的1598年，四川闹瘟疫，“人民死亡甚众”，人口增长的势头才停下来，1609年四川大旱，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又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到了清代初年，四川残存人口约为50万人。康熙初年四川有县80余，每县平均实有人口约为6000人。四川人口的全面恢复是从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以后逐步开始的。

内争外侵，战事不断。曾经看过一本由广安人写的《蜀乱》，四川多年的屠戮，最为严重的川南和川北，人口消失改变了生态。康熙二十一年，一位名叫张懋常的新任知县前往四川荣昌上任。他带着七位随从，万万没想到，当他们来到荣昌城时，整座城一片死寂，空无一人。正为此景失神之际，竟然冒出一群老虎。手下人拼命护卫，五人丧生虎口，知县幸免于难。还有一节写道：“顺治五年，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登船。”人口少了，野生动物自然多起来。因此，兵荒马乱下的小城弱地，朝廷便不很重视。许多官方驿站，甚至就是一个地方长官的驻地。哪去找今天的街巷，顶多为了护佑，选个风水布局好的地方修座庙罢了。今天乐山人心仪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留在乐山的诗篇，其中有杜甫写于关庙板桥溪，旧称青溪驿，《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描述停船之处，山林森森，猿鸟上下，尽管有山月照游子，却闻四围山上有猛虎出入，船上人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石根青枫林，猿鸟啸俦侣。月明游子静，畏虎不得语。”在乐山任刺史的岑参也有“夜泊防虎豹”之诗句。可见唐代乐山一度还是老虎的天下。峨边县曾经的名字叫罗目，当时的驻地即今之峨眉山市罗目镇，罗目在彜语中便是母老虎之意。乐山老虎多，《乐山县志》上有记载，“道光二十年（1840年），是年春间，有虎入育贤门千总署对户，伏大门内，二门外居民闻声有异，窥之始觉，四鄰惊噪，报千总率兵揭瓦杀之。”

这样一来，古代嘉州，除了为皇权服务的驿站，城市和置守这个地方的官员就变得可有可无了。从岑参留在乐山的诗文，那时的官舍，就建在两江交汇处，河对面正是凌云山。也许，那时洲边坝上，除了驿站、官舍和必不可少的佛寺，应该是找不到如今日之城市的踪迹。生于湖北荆州的岑参，进士及第后朝中为官，是书圣颜真卿、王昌龄的好友。他两次从军边塞，为保卫大唐江山立下功勋。其出色的边塞诗，气势磅礴，自成一家。今天人们乐道的“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卓越才华和政治才能的官员。可惜遇上腐败黑暗的官场，五十岁被派遣乐山，“尚以名宦拘，聿来夷獠乡。”地处偏远，人丁不旺，条件很差，做了一年多的嘉州刺史还被罢官。想顺流而下回家乡，却遇水路上匪患、虎患猖獗，只好绕道，几月后客死成都。后世因其作品《岑嘉州集》称岑参为“岑嘉州”。乐山因此搭上大诗人的名号响亮中华。

自古英雄多磨难。苏东坡的旅途中，父子三人出川的船停泊在乐山大佛西岸，那里是北宋时期的乐山城。嘉州驿在城边临江处，也设有来往船只检查征税的稽征所。在这里，苏东坡看见一个曾经为国征战的英雄郭纶。郭纶本是部队中著名的弓箭手，曾执守河西走廊，屡立战功。却得不到政府嘉奖，因为贫穷回不去故乡，只好滞留乐山，从早到晚守江边喊船靠岸征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因果就这样埋下隐患。神箭手的命运如此，从小立志报国的南宋诗人陆游同样如此。诗人有满腔热血精忠报国，命运多舛，却把他抛到乐山。新官上任，陆游是勤奋的，带人堵水护城，修浮桥方便民众。却被一同为官的小人密告，说诗人在乐山整天不务正业，有酒便醉，有床就睡。官场小报告从来威力大。从此以后，诗人陆游因了乐山这段经历，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陆放翁。”名字传开了，陆游对乐山的那些小人始终没有放下。几年后，他送自己的长官兼诗友范存大出川，宁愿选择青神中岩寺话别，也不愿多行二三十里的水路来他熟悉的乐山，可见乐山对诗人伤害之深。

显而易见，有怀才不遇，委屈求全的，便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范存大离川，路过乐山，他专门在宜宾为出川造了新船，溯流拖到乐山待命。趁此机会，他登凌云、攀万景楼，“若为唤得涪翁起，题作西南第一楼。”何等意兴阑珊。范存大还在《吴船录》中描述了老霄顶一带景色，他说，黄山谷当年来此游玩，山顶上没有万景楼，只有林木森森，往下走数百步才有个安乐园。“山谷常游之，名轩曰：涪翁，𤩹间题字犹存。是时未有万景，时山谷以安乐园为胜，今不足道矣。下山入小巷，至广福院中，有水洞。静听洞中时有金玉声，琅然清越，旧名丁东水。”从黄山谷1100年来乐山所见，到范存大1177年到乐山，历史走过77年，乐山老霄顶上筑起了高楼，四围多了人烟街巷，不定还有勾栏酒肆，烟花柳巷。民间社会，一旦没有战争，民众得以休养，人口数量增长，经济繁荣、市井风情自然会生长。

台湾历史学家李定一在他的巨著《中华史纲》中认为：唐宋两代六百六十二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奠定了基本形态，今日我们自诩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系指唐宋文化。

一个城市的性格构成，除了继承基本形态。对小城乐山而言，因系岷江上一重要驿站码头，特别是明清以后，城址从过去的大佛坝安迁到今天的老霄顶四围。城市规模逐渐稳固并扩展，码头文化成为这个城市的特色。加上四川袍哥的渗透，一个软中带硬，讲理、讲规矩的袍哥世界漫延至乐山城乡。

关于乐山的袍哥，著名戏剧家于伶先生，讲述过抗战时国民政府三厅，其属下的抗敌演出团在乐山老公园大礼堂演出完返回重庆的故事。当年的抗敌演出团有很多著名演员，如张瑞芳，金山，白杨，魏鹤龄，蓝马……他们走到五通桥桥沟儿就被保安团拦下。看车上大箱子很多（道具服装箱），车上的女人又漂亮，就起了打猫儿心肠，买路钱要得高……于伶让蓝马甩出了牛华袍哥的名片，又装扮成军界要员的打头……结果让保安队长赔礼道歉，躬送通行。

今天，乐山的文化遗产，除了汉代留存的千万个汉墓石窟，唐宋留下的乐山大佛、峨眉仙山、夹江千佛岩的佛像，诵不尽的唐诗宋词，无不述说往昔风采。

很多年以前，出生成长于古城乐山的一伙青年才俊，他们站在今天育贤门临大渡河的激流岸边，看着城墙堵水台前形成的一个套一个的漩涡。再放眼望去，岷江大渡河汇流处的凌云山下，两江冲击形成更大激流漩涡，构成乐山人常挂在口头之下的回水沱。每年的洪水时间，无数的回水沱就在大水中形成，上游冲下来的所有物品，无论茅草大树、死猪活牛都会被吸进漩涡，在回水沱沉浮。它们漩转，它们消失，却不会蒸发，在下游某个地方又浮出水面，然后又进入另一个漩涡。就像是读一本哲学书，回水沱，不象宇宙中的黑洞，吞噬一切而不现真身，它包容，宽恕、视觉上产生幻觉、迷惑，用笛卡尔的话说，我思故我在。

从遥远的古代一路走来的小城乐山，承载着所有先贤留下的智慧和悲伤。像是江边的漩涡，不管城邦矗立在何处，也不管城市的名称如何改变，一概展示出历史的性情节律，漩转、消失，再漩转，再消失。我常常在回故乡的路上，专门抽出时间，伫立在育贤门城墙下，大口吸氧、发呆、吸取下段航程的能量，领悟回水沱带给我们灵魂的思考。

本文参考资料，除文中已经说明外，来自《明末农民战争史》《四川人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