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国的人生旅途

遥远的地方有一条路，这条路叫做黄泉路，黄泉路边有一条河，这条河叫做忘川河，忘川河上有一座桥，这座桥叫做奈何桥，奈何桥头喝一碗汤，这碗汤叫做孟婆汤。喝上一碗孟婆汤，苦乐恩怨全抛光……

1

这天晚上天气特别寒冷，初冬时节，狂风大作，空中飘洒着漫天雪花。路边一个颓败的破庙，亮着一盏昏暗的豆油灯，虽然想尽办法堵塞窗户，依然有一阵阵的寒风透过塞满窗户的麦秸捆漏进来，灯火的火苗儿拼命摇曳着，映得人影在土墙上不断变化，像鬼怪般快速地来回晃动。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外面传来急促的声音：“到啦，到啦。”庙门一开，战士们扶着一个满脸蜡黄的老太婆进来：“接生婆到啦，快点快点。”

一阵强风带着雪花儿跟着进来，豆油灯又拼命摇曳了一阵子。屋里的男人们都出来了，在门口拼命搓手跺脚，没过多久，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传出庙门，大家兴奋起来，里面传出消息：“冬梅姐生了，是个男孩。”

这是冬梅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在炮声隆隆的战场上，那是战火纷飞的岁月。过了一个多月，她才在蚌埠边的一个小镇追上刚打完淮海战役，正在休整，准备率部进逼长江北岸的丈夫，某步兵团团长郝奇。

夫妻见面，冬梅将孩子递给丈夫。郝奇接过来看了看，包在襁褓里胖呼呼的小男孩正酣睡着。他哈哈大笑：“哈哈哈，这个小东西，长得真他妈象我。”

冬梅说：“老郝，孩子还没有名字呢，你给起个名字？”

郝奇又哈哈大笑：“好好好，新华社不久前刚播发了毛主席的新年献辞，我们将马上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孩子，就叫郝建国吧。”

全国解放，战争结束了。郝团长脱下军装，成为县委郝书记，全家都安顿下来，几年一晃而过。建国后生活安定了，几年时间，冬梅又接二连三的为郝书记生下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郝建国七岁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四个兄弟姐妹。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全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郝建国七岁了，妈妈把他送到小学读书。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学习成绩很好，没多久，就被选为班长，第一批加入少先队。

县城中心小学离家不远，郝建国每天背着书包快快乐乐的上学，一同上学的还有五六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那是一个快乐的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好几年了，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农业生产连年丰收，百姓生活节节提高。

放学以后也没什么作业，少不得到河里摸鱼捉虾，或者爬到屋檐下掏鸟窝，拣小鸟蛋。回到家里一身汗一身泥，家里阿姨故作惊讶：“哎呀，小泥鳅回来啦！”冬梅就会应声而出：“干什么去啦？放学不回来，皮死了，赶紧洗个澡！”

爸爸最喜欢这个大儿子。只要不上课，他就溜进县委大院玩耍，门口传达室老头也不拦。有时爸爸在开会，他就钻到会议桌底下玩，被爸爸发现了，马上大声叫道：“小王，赶紧把这个淘气包带走。

县中队每周六上午擦枪，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他会带几个县委、武装部领导的孩子跑到武器库帮助擦枪。那些战士逗他们：“去去去，别把枪弄走火了。”

郝建国马上反驳：“子弹都没上，走什么火？而且保险都关着呢。”

战士再逗他们：“你认识这些是什么枪吗？”

郝建国可来劲了：“什么枪不认识？”他指着手枪：“这是曲尺、史密斯左轮、马牌撸子、日本王八盒子、德国快慢机，这几支最好，五四式手枪，还是崭新的哦。”指着长枪：“三八大盖、汉阳造、水连珠、汤姆枪、卡宾枪、波波沙冲锋枪，机枪有马克沁、日本歪把子，哇，还有捷克造，太棒了……。”

“哎呀，厉害着呢……。”战士们和小伙伴鼓起掌来，这是郝建国最开心的时刻。

2

小学毕业时，爸爸调到省里，先担任重工业厅副厅长，后来任厅长，全家都搬到省会城市。

1966年，郝建国上高中三年级，就读全市最好的延安中学。这时17岁的建国已经是一个身高1.75米的小伙子，有了喉结，嘴上也长了一圈茸毛。

1965年底政治局势开始动荡，1966年“五一六通知”拉开那个特殊年代全面发动的序幕，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学校已经很难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了，每天上午还必须到学校，进行“早请示”，集体跳“忠”字舞，完了后基本上就解散了。

延安中学成立了“延安精神”红卫兵，郝建国也参加了红卫兵，担任学生“文攻武卫战斗队”队长。

这天上午天气阴沉沉的，郝建国来到学校，刚进校门口，发现墙上新贴了许多大字报，有不少是攻击女校长刘红英的。有一张大字报直指刘红英出身地主家庭，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瞄了几眼，正要参加早请示，红卫兵组织的司令王大为拉住他，还有几个男女同学，告诉他们，今天要批斗刘校长，他们几个人在旁边嘀咕嘀咕了半天。

早请示很快将结束，最后一个内容是齐唱、跳“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后，主持的女老师大声地宣布：“早请示结束！”

话音未落，王大为跳到台上抢过她的话筒，大声喊着：“同学们不要走，还有一个内容，召开批判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阶级异己分子刘红英大会！”

郝建国率了几个男女同学，拦住了正要离开的刘红英校长，还有其他几位校领导，推推搡搡地把他们推到台前，拿出早准备好的高帽给戴上，硬将他们按着跪在台上。

刘红英坚决不跪，也不低头，拼命挣扎，还大声地说：“同学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搞法西斯那一套！”

王大为用话筒对着她大声说：“刘红英，你这个地主阶级分子，为什么要混进革命队伍？”

刘红英愤怒地说：“我背叛了地主家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投身革命队伍，有什么错吗？”

这时一个女红卫兵冲上前，“啪”的一声，用武装带的铜头往刘红英的脑袋砸下去，马上一股殷红的血从她脑门发际线流了出来。郝建国一看不对劲，大声喊道：“同学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里局面已经混乱，控制不住了，台上挤满了学生，几个校领导都被拳打脚踢倒在地上。等到人群散去，叫校医赶过来救治，刘校长倒在地上，已奄奄一息。

不久后就听说刘校长在医院去世了。但是已经很少有人关注这件事情，红卫兵们最关心的是前往北京的大串联。

8月份的北京，天气依然酷热难耐，但郝建国和他的同学们心里更热，激情如烈火般燃烧。他们坐了好几天的列车，晚上到达北京火车站，背着背包刚出站，就被省红卫兵联络站的人员接走，带到离天安门不远的一所中学，这里临时改为红卫兵大串联接待站。

每人领到了两个大馒头，一茶缸棒子碴粥，吃完了就在教室打开背包睡觉，一个教室躺了五六十个人，翻身都翻不了。其实根本睡不着，大家都非常激动，谈论着要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又谈论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有几个云南的红卫兵说准备报名到缅甸参加共产党游击队，解放东南亚。郝建国说：“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在福建等着，准备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一直谈到下半夜一两点钟，才渐渐安静下来。

半夜三点钟，就被叫醒了，一人发两个馒头，三口两口填进肚子。郝建国穿上爸爸当年穿过的旧军装和解放帽、解放鞋，扎上武装带，戴上红卫兵袖标，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背上挎包、水壶，右手举着《毛主席语录》。

郝建国举着红旗走在前面，来到长安街，路灯很昏暗，但是街上都是一队一队举着红旗的红卫兵，全都是往天安门方向。天安门广场的灯光都打开了，有许多红卫兵队伍已经在里面，外面还有象潮水一样的队伍涌进来，虽然人多，但是井然有序，并不特别乱。

广场上的大喇叭喊着：“请来自福建前线的红卫兵到前排来……。”郝建国带着他们的队伍挤到前排，列好队。到早晨六点多钟，整个广场已经成为红旗的海洋。

广场的大喇吧开始播放音乐，整个广场上百万人充满激情的高唱：“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伟大的导师/英明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

歌曲一首一首的接着唱下去，郝建国和他的同学们如醉如痴，豪情满怀地一遍一遍高唱歌曲，高呼口号，挥舞着红语录，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这是他生命的高光时刻，这个美好时刻的记忆，激荡了他的一生。

3

1982年初春，万物萧瑟，寒风一阵一阵地吹着，路上的行人都低着头、缩着脖子匆匆而过，路边的草儿都还是枯黄着。只有河边向阳面的柳枝儿绽出了一点点嫩绿，流露出春的气息。

郝建国从狱中出来，门口只有他妈妈冬梅和最小的妹妹等着，郝建国跟身形消瘦的妈妈拥抱，母子俩眼中都流出了泪水。

在监狱不远的小镇找了个小店吃饭，郝建国问了句：“爸爸……还好吗？”

“还好，就是一天到晚太忙，没日没夜的干，常常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加班加晚了就住在办公室。”自从社会迎来了春天之后，爸爸官复原职。冬梅不敢告诉他，爸爸对他的气还没消呢。

当年郝建国从北京大串联回来，家里已经贴满大字报，他父亲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曾有两三天跟组织上脱离了联系，有人揭发他期间有叛变行为。人被打倒了，红卫兵一茬一茬前来抄家，这时郝建国𨚫跟他父亲划清界限，并揭发出父亲平时在家里的一些言论，落井下石，使得父亲下狱蹲了七年。

后来上山下乡，两年多就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的优秀代表，招回城里当工人，到1976年已经是省属某大企业革委会负责人。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在时任省革委会某些领导的煽动下，率领人员冲击省委和大军区。

十年动乱结束后，郝建国被定性为本省“反党乱军”骨干分子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服刑期间由于表现良好，又没有现实危害性，几次减刑，坐牢七年就出狱。但留了一个尾巴，不能回省城，要就地安置，当地政法部门已经联系好，就在当地县农机厂上班。

冬梅看着狼吞虎咽的儿子，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酸楚，自己不怎么吃，不断给他夹菜。吃到肚子溜圆才放筷子，冬梅小心翼翼地问他：“要不要先回去看看爸爸？”

“不了。”郝建国点了一支烟，重重的吸了一口，然后眯着眼睛美滋滋地从嘴里和两只鼻孔喷了出去，在他和妈妈之间升腾起一片烟雾。“我必须先去报到，要离开本地，还要向派出所报告。”

郝建国看着妈妈：“妈，您先回去吧，我安顿好了再回去看你和爸爸。”转过头看妹妹：“你要照顾好爸爸妈妈。”妹妹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冬梅也含着泪水，把一叠钱塞到郝建国的手里。

农机厂在县城边的一条小山沟里，主要是维修农机具，也生产一些小农机和配件，比如滚筒式脱粒机、小型插秧机、手扶拖拉机的车厢等等，还生产农机配套的犁耙铧等各种机具。

郝建国文化程度高，十几年前就在省里国营大厂当过钳工，农机厂的工作技术性不强，没干多久，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而且他是单身汉，又乐于助人，常常帮人顶替加班，没有多久，人缘就混得很好。

厂里大多是男性工人，大爷大叔占多数，年轻小伙子也有一些，女性却偏少，仅有五六个大妈，另外只有一个小姑娘南珍，是落实政策进厂的，干一些勤杂工作。

南珍长得黑黑瘦瘦，不算漂亮。厂里仅有这么一个女孩，自然会获得男孩的青睐，但是南珍对每个人都不冷不热，男孩们纷纷碰了钉子，也就望而却步。那时候，当个工人是金招牌，不愁找不到老婆，要找农业户口的，可以一把一把的挑。

郝建国没有太关注这个女孩。坐了多年的牢，重新回到社会，他还没有找到新的方向，也没有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成家的准备。

他可以感受到南珍对他的关心，和南珍都住在工厂里。住厂里的工人不多，宿舍是一排十间的平房，郝建国住最东头，南珍住最西头，中间住八户都是拖家带口的，屋檐下一排煤球炉，只有郝建国和南珍没有开伙，在食堂吃饭。

他的脏衣服都扔在门外一个脸盆里，一般过一段时间才会洗，现在南珍经常会帮他洗得干干净净叠好送过来。郝建国在爱情方面比较迟钝，当知青时也常有女知青帮他洗衣服，没太当回事。南珍还经常在集市上买些小零食，送给他吃。

有一个周末，他走过南珍的门口，看到南珍坐在小竹椅上，拿一本书在读，感到好奇，问她读什么书？她把封面给他看，原来是路遥的《人生》，就惊诧的问她：“你也爱读书？”

南珍默默地把他领到房间，这是他第一次进女孩子的闺房，一进去，就感觉一种清香的气息。房间虽很小，整理得很干净，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木制的书架，整整齐齐的放着许多书。

郝建国仔细看着一排排书脊，有不少世界名著，他抽出一本，是维克多. 雨果的《悲惨世界》，翻开看了看，书虽然很旧，但保护得很好。他不禁感叹：“这么多好书呀，你都读过了吗？”

“都读过了，只是，不一定消化得了。”南珍轻轻的说。

“你为什么不考大学呢？”郝建国问道。

“爸爸成分不好，初中只读了一年，没办法考大学。”南珍低下头黯然地回答。

从那之后，在工厂边上的小道上，河岸边，经常可以看到两人的身影。他们经常一起聊，聊文学、聊人生、聊对未来的看法。

一个初冬的夜晚，南珍病了，发烧得厉害，郝建国请来医生给她打针，又煎中药给她服下，还用冷毛巾帮她降温，折腾了一个晚上，也没回房间睡觉，就趴在床边的靠背椅上睡着了。

南珍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发现郝建国还趴在靠背椅上打鼾，推了他一下。醒过来后，看着躺在床上的南珍，发烧的红晕已经退了，摸了一下她的额头，不烧了。仔细端详一下，发现南珍原来也满漂亮的。

郝建国脸有点发烧，忙掩饰地说：“我要先走了。”南珍一下子坐起来，双手抱住他的脖子：“建国哥，多陪陪我吧。”

郝建国紧紧揽住南珍，喃喃的说：“南珍妹，嫁给我吧？”南珍在他怀里嗔道：“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我大你十几岁，还坐过牢，你不委屈吗？”“不委屈，人家愿意。”

4

出狱两年，郝建国一次都没有回省城看过父亲，尽管妈妈背后不断给父子俩做工作，郝奇不愿打电话，郝建国也不回去。

退休后的郝奇，由于战争年代落下的病根，文革中坐牢又受到折磨，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终于躺倒了。接到电报，郝建国带着爸爸从未见过的儿媳妇赶到省城的医院，在病床上见到十几年不曾谋面的父亲。

病榻上的爸爸苍老又憔悴，郝建国含泪一下子扑上前去，郝奇见到这个已经有些白头发的大儿子，精神也好了不少。四只手握在一起，紧紧抓住不放。

郝奇喘着气说：“我是个倔脾气，你比我更倔，出狱后也不来看我？”说完又喘了半天气。郝建国紧紧握着爸爸的手：“爸爸，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文革时就对不起，今天更对不起……”

郝奇摇摇头：“不用道歉了，你们还年轻，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呢？”他转过头看着南珍：“你就是南珍？”

南珍也靠上前握住爸爸的手：“爸爸，我们来晚了……”

郝奇还是摇摇头：“不晚不晚，来了就好，南珍，这个小子就交给你啦，不听话就帮我揍他……。”说着说着，直喘大气，说不下去了，医生护士赶紧赶过来，又是输氧气，又是打强心针，折腾了半天。

也帮不上忙，家里的亲人们只能默默地流泪。当天晩上，这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就悄然离世了。

……

郝奇去世以后，厅长亲自带着相关人员来向遗体告别，看望和慰问遗属，商讨后事处理问题。

厅长说：“郝奇同志是我们厅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新四军老战士，一定要高规格的处理好后事，同时要妥善解决家属提出的问题。”

冬梅表示感谢领导的关心和关怀，郝奇同志生前一再要求后事要从简，希望组织上考虑。家里唯一有一个要求，就是他的大儿子郝建国一家还在内地偏远企业工作，希望能调回省城，照顾母亲。

领导当场表示这个要求不过分，是符合政策的，马上要求办公室主任尽快抓落实。

这件事符合政策，组织上出面，事情就非常好办。人事处开好商调函，派一名得力干部下去，几天内就把手续办好，夫妻俩连户口一起迁回省城，跟妈妈住在一起。

可是具体到工作安排，困难就来了，重工业厅在省城的直属机构及企业人满为患，都不太欢迎新调入人员。再一看档案，曾被判过刑，没有一个单位肯收，都说现在正在清理“三种人（注）”，连在职的都要清理出去，还要再调一个进来，没有人愿意干。

下属机构和企业都是一方诸候，机关没有能力强压下去，厅领导又无人愿意帮助，因为郝奇已去世，当前形势下要安置一个“三种人”也是要承受压力的事。除非再找厅长，可是厅长已经帮到这个程度，没人再敢去找他了。

冬梅隔三岔五的往机关跑，急得上火，孩子的工作没有着落，媳妇肚子大起来了，这件事又不敢让儿子知道，那个倔脾气还保不定会憋出个什么事来。

这天正好一位郝奇战争年代的老部下来看冬梅，这位老部下也是建国初期转业，现在正担任厅属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兼书记，听冬梅向他倾诉，大腿一拍，说还有这事？老团长的儿子要安排工作，我怎么不知道？

马上用冬梅家电话打回单位，原来是他们企业分管人事的副总决定不要，在电话里说：“是劳改释放，又是三种人，不能要的。”

老部下马上批评这次副总：“什么三种人？本来就是革命的后代，是在淮海战役战场上出生的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年轻人哪有不犯错误的？改了就好，这个孩子我们要了。”

郝建国进了这家大企业，南珍因为是临时工，先以临时工的身份进企业，一年后再定编定岗。

老总要培养郝建国，直接将他安排在技术部门，学习机械设计制造。郝建国虽然没有上过大学，毕竟十年动乱前的高中生，文化功底扎实。跟着技术人员学习，自身又非常刻苦，业务技术能力提高得很快。

南珍干的是勤杂岗位，后来安排在技术室管图纸、资料等等。干了没多久，肚子越来越大，次年的二月，生下一个胖娃娃，郝建国给儿子起个名字叫“鼎新”，暗寓改革开放的意思。

5

郝建国仿佛焕发了新生，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天早出晚归，妻子和孩子都顾不上照顾，还好有妈帮忙，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十年动乱耽误了他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种种原因又经历了蹉跎的人生，这时候，已年近四十，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来用。

那时候的国企效益不高，工人比较懒散。他边学边干，深入车间与工人一起研究解决技术难题，请教专家和企业资深技术人员，不长时间就提出了几项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建议，解决了一些生产上的难题，一时间名声鹊起。

可是好景不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原来的老总突然中风住院。虽然抢救过来，难以承担重任被免职休养，接任的老总正是原来管人事的副总。

机关原来送了个报告，要提拔郝建国担任技术部的副部长，人事部门的考察程序已经通过，报告放在老总的办公桌上，只要老总签个字，过一个会，就可以任用了。

现在转到新任老总这里，老总一看，就把人事处长叫过来训斥一顿：“人事处是干什么的？就是替领导把关，选拔优秀干部的，不是叫你顺领导杆子爬的！这个郝建国是个三种人，能进我们企业就不错了，来了一年多就想提拔？马上拿个方案，下到车间锻练去！”

郝建国从技术部又下到车间。这时的他已经历过人世间反复磨砺，不复当年的红卫兵闯将，性格沉稳多了。让下就下，依旧认真地工作，照样搞技术革新和生产流程、工艺的改进，乐此不疲。

但是毕竟空闲时间多了，这是两人一起度过的最美好时光。跟妈妈住在一起，有时间多陪陪妈妈，冬梅也很开心。

冬梅四个小孩，唯有这个大儿子出生在战争年代，离家多年，受尽磨难，其他几个孩子毕竟一直在身边，她心里觉得亏久这个孩子，帮助带孙子是她的快乐。

南珍是个懂事孝顺的儿媳妇，人勤快，手脚又麻利，家务活基本上包了，又会照顾人。冬梅最喜欢这个儿媳妇。鼎新也一天天长大，从呀呀学语，一步步到幼儿园，都是奶奶带的。

上班、工作之余，两口子经常一起散步，之前长年颠沛流离，没有时间享受花前月下的生活。现在一起在城市的林荫道上散步，冷眼旁观匆匆而过的行人，见证城市一天天的发展繁华，心情格外开心。

两个人都喜欢读书，两口子收入不高，房间里一台彩电还是结婚时妈妈送的，但是爸爸原来的书房里整面墙都是书柜，其中一柜专门是两口子的藏书，只要有好的书籍，他们不吝啬花钱，买回来一起读，读完分享心得体会，这个是夫妻俩最契合的地方。

家里离西湖公园不远。公园不太大，以前是城市的郊区，现在却成为城市的中心。公园里绿草茵茵，花木扶疏，湖面波光粼粼，湖边垂柳成行，是城市高楼大厦中难得的一处休闲胜地。特别是炎热的夏季，晚饭后绕着湖边小道转一圈，凉风习习，清爽宜人。两个人常常拉着手在湖边慢慢走，边走边聊读过的书，心情格外舒畅。

这种安逸的生活过了几年。有一次，郝建国参加行业协会召开的技术革新交流会，一个企业的总经理找到他，邀请他到他们企业去，还答应了优厚的待遇，郝建国答应回家跟妻子商量一下再回复。

回家跟南珍一商量，决定答应。这个企业是下属一个地级市市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很好，又答应解决南珍的工作问题，建国进现在这个企业这么多年，那位老总始终处处为难，南珍的工作问题没有着落，换个地方未必是坏事。鼎新马上要上初中，跟奶奶一起生活很习惯，新的企业不远，离省城只有一小时车程，回家也方便。反复盘算，树挪死，人挪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调动办得很快，几天后，夫妻双双就到新的企业上班，连户口一起办过去了。

6

在新的企业，郝建国被任命为技术部经理。初来乍到，企业就面临重大技术升级改造，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技术功底也扎实，组织能力很强，擅于调动和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升级改造很顺利，几个月就完成了。厂里召开庆功会，总经理亲手给他发了个大大的红包。

南珍也转为正式编制，由于她的文笔很好，被安排在厂部宣传科，专门负责写宣传报道，跟媒体沟通，她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也非常勤奋，写了不少感人的宣传报道。

两人平时住在厂里，周末双双回省城，陪儿子和妈妈过周末。鼎新读书很认真，学习成绩很好，奶奶会照顾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这难得的好时光。

1998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国务院推出国有企业大改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以纺织行业为突破口，逐步扩大到轻重化等行业，实行关停并转，工人优化组合，一大批工人离岗转岗。

郝建国所在的企业首当其冲，第一批关停并转。一切都来得很快，由于是外地人，他们夫妻都在离岗名单中。

一切又转回原点，回到妈妈的小楼。白发苍苍的妈妈坐在客厅等着他们，建国见到妈妈，扑过去抱住她，眼睛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断往下淌。他感觉到妈妈瘦骨嶙峋的身躯也在抖动，他颤抖地说：“妈妈，对不起，让你操心了。”

妈妈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傻孩子，妈有什么操心的，倒是你自己不要太发愁了。”

这时候郝建国深深的感受到，家就是心灵的最后港湾，也是最可靠的港湾。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妈，有妻子，自己的心就有安全的停泊点。

两个人都失去了工作，一时间没有收入来源，两口子四处找工作，处处碰壁。这次国企改革，全国有数千万工人转岗离岗，省城也关停许多国企，他们工作过的那家企业也都倒闭了，转岗出许多工人。郝建国已是五旬之人，南珍也年近四十，很难找到工作了。

南珍找到一个活计，有一家企业专门销售手工编织毛衣，她首先去参加培训，然后交几百块钱押金，租一台手摇针织机回家，根据企业的订单、花样，织出各种各样毛衣交给企业，赚取加工费。

一天忙下来可以赚几十元钱，虽然没有原来收入高，但是解决温饱没有问题，孩子读书的费用有了保障。郝建国又去租一台机器，取样拿毛线和送毛衣成品的活郝建国包了，回来后两台机子一起转，毕竟南珍手比较巧，织毛衣的效率高出建国一倍，建国怎么追也追不上。

新世纪过了不久，妈妈就病倒了，年近八十的老妈原本身体不好，战争年代负过几次伤，建国后受到政治运动冲击，退休后又一直操心儿子孙子，积劳成疾，住院后虽然医院多方抢救，无力回天，溘然长逝。

妈妈是离休老干部，老干局出面，协助郝建国兄弟姐妹料理完后事。机关事务管理局找上门来，父母居住的这幢小楼是公房，父母的房改房已经被弟弟妹妹拿走，爸爸是老红军，妈妈是老红军遗孀可以住，妈妈走了，郝建国一家就必须搬出来。

经过向领导反映，考虑到郝建国一家确实没有住房，退房是必须的，在一楼给他们留了一个小房间，供一家三口居住。

搬家折腾了几天，父母的遗物、自己买的家具没地方放的叫弟弟妹妹拉走，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郝建国仅留下一个大书柜和满满的书。

这一年也不全是坏消息，高考时郝鼎新考上深圳大学，念书去了，本来拥挤不堪的小屋子，一下仿佛变得空荡荡的。郝建国和南珍唯一感到骄傲的是，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大的挫折，夫妻俩从未互相埋怨过，红脸都很少，相互扶持、相濡以沫地过了大半生。

7

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郝建国六十岁后办理了退休，有了退休金，两年后南珍也有了退休金，就不用再打毛衣了。鼎新在深圳大学毕业后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深圳工作，后来成家生了孩子，南珍到深圳帮助带孩子。

郝建国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也过得怡然自得，年纪大了之后，变成一个慈眉善目的胖老头，年轻时健硕挺拔的身材已经走了形。除了读书也没有什么嗜好，每天白天就到街道志愿服务工作站，帮助维持交通秩序，疏导行人车辆，附近都知道有个认真的郝大爷，这个区间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情少了很多。

街道有时给他发一点补贴，分文不取，如果硬要给，就拿去帮助困难群众。左邻右舍有个口角打闹，社区工作者解决不了的，去找郝大爷，只要郝大爷出面，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有一次，高中同学聚会，谈到1966年那次批判校长刘红英的事件，同学们都感到痛悔。有一个同学说，刘红英的爱人王老师现在还在，我们应该去向老人家忏悔一下，了却这件憾事，大家一致赞同。

当年红卫兵司令王大为在动乱中就参加武斗被打死了，大家推郝建国带队到王老师家去。

这天上午，郝建国带着七八个人，提着礼物敲王老师家的门。门开了一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点狐疑的伸出头来：“你们找谁？”

郝建国小心翼翼的说：“王老师，我们都是您和刘校长的学生，动乱中我们对不住您了，过来看您一下。”

老人一听勃然大怒：“又是来忏悔的，都是虚情假意，滚滚滚！不欢迎你们！”就要关门。

一个同学抢着说：“王老师，这是我们当时战斗队的郝建国队长，我们真的是诚心诚意过来的。”

老人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一番：“你就是郝建国？……进来吧。”

进到里面客厅，墙边有一张桌子，墙上挂着刘红英校长的遗照，桌子上摆放着香炉，王老师先走上点上三柱香，颤抖着说：“红英啊，孩子们看你来啦……你不用着急啊，我很快就要陪你去了……”

说完转过身，满脸泪水，颤巍巍的走向沙发，郝建国他们赶紧扶他坐下。他们大家一起点了香，向刘校长遗像鞠了三个躬。

回到沙发边，郝建国含着泪水对王老师说：“王老师，我们对不住你啊……”

王老师打断他的话：“我不怪你，也不怪他们，当时我就在台下，拼命想冲到前面保护她，可是冲不过去……”

郝建国还要说什么，又被王老师阻止了：“你不要再说，我听到了，你那时在大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王老师高声说：“我不怪你们，只怪那些人！”他的声音更高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呀！……郝建国，你知不知道，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你妈妈早产，是我骑着马去把接生婆接回来的……。”

众人潸然泪下……

尾声

晚秋时节，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在秋风中，天空变得昏暗，山脊线也显得模糊，森林中的树木在风中瑟瑟作抖，一片片秋叶飘落在大地，还有一些被旋风卷上天空，不知吹向何处。

郝建国年初肝部有些疼痛，也没太当回事，一个月前到医院检查，医生看了检查报告，脸色严峻起来。南珍从深圳赶回来，医生告诉她，肝癌晚期，已经产生大面积转移，手术没有意义了。

郝建国一直忍着痛，没有告诉妻子，见到妻子赶回来，虽然自己不知道病情，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南珍带着泪痕坐在他的床边，郝建国叫她坐近点，南珍把头靠过去，他用指头轻轻地擦拭她脸上的泪水。

他深情地望着妻子，满头青丝已经有些许白发，握住南珍的手，这只手因为做家务变得有些粗糙，他轻轻抚摸着，慢慢地说：“珍啊，这一辈子，我干过不少坏事，对不起很多人，对不起刘校长，对不起爸爸妈妈，但是，最对不起的，还是你呀……。”

南珍含泪伸手堵住他的嘴，不让他说，但他还要说：“你跟我一辈子，没过过好日子，还受了许多罪，你孝敬妈妈，照顾我，抚养带大鼎新，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呢。”

南珍打断他的话：“别这么说，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

建国接着说：“我要先走了，到了黄泉路，要喝一碗孟婆汤，忘掉这辈子所有的苦难和哀伤。但是我会等你，你一定要到三生石上去找我，上面镌刻着我们的爱情，你就能忘掉一切苦难，但是不会忘掉我们的爱情……”

南珍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

几天后，鼎新带着媳妇和孩子也赶到病榻前，这时建国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他把鼎新招到面前，对着他的耳朵用尽全力发出轻轻的声音：“照顾好……妈妈……”

建国带着笑容轻轻地闭上眼睛，全然不顾病床前的一片哭泣声了。

注：“三种人”是动乱结束后清理“四人帮”残余的一种说法，指的是  1、造反起家的人；2、帮派思想严重的人；3、打砸抢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