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书----《先知中国》

人会重回故地，书也会被再次打开和阅读。《先知中国》的阅读笔记重返。

再读余世存先生的《先知中国》时，才逐步理解这些既是“巫”又是“臣”的人从表面上来看是有着擅长卜、筮、观相、望星这一类常人难以掌握的认知，在内里他们所掌握和秉持的则是秩序、规则和常识。在他们的目光所及之处，那些侵扰秩序、无视规则、混淆认知的人的命运都是相似的。在领略这些“先知们”提前察觉的同时，其实可以看到那些被预言的人和事都有着类似的结局。所谓“望气”之说还需要等待几百年才会出现。

《先知中国》中讲述的29位“先知式”的人物事迹提取自中国历史名作“春秋三传”中的《左传》。《先知中国》所要讲述的故事显然是春秋史的浓缩版。而且《先知中国》采用了一个更为通俗和大胆的方式重新讲述了这一历史。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讲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想必马迁在一口气写下这些范本实例时绝非心平气和。胸中有抑抑之气，就难免在笔下留有痕迹。那么左丘在撰写记述时是否也曾经是这样胸中抑郁难平呢？相比《史记》而言，《左传》讲述故事要平缓许多，即便在刀光剑影电光火石之间，《左传》的讲述也有意放慢了时间。《先知中国》中所展示的人物言行及事迹，是很难从字面上去体会当事人的情感的，顶多就是“愤愤“而已。大多数的先知都是相当平静的讲述他人命运的终局。在有限的资料记录中，我们无法具体得知在《先知中国》中记述的先知们的命运走向。他们的言行话语就像是流星划过天空许下的愿望一样，在时隔多年之后一一兑现。这一点也是春秋时代历史记述时相当独特的一面。或许那时左丘也相信，这些卜官、巫臣、史笔在平静的历史中总能做到洞烛先机。非常可惜的是，春秋时代结束之后，”先知们“与他们的智慧和卓识一并隐没身形，再也寻不见了。再往后，就是怪力乱神的时代了。

“先知”这个词在中文中往往是代表着“不详”。至少在我们认识“先知”这个词语所讲述的历史中的个人命运上出奇的相似-----那就是“妖言惑众者弃市”。可能对于“先知”这样的人物存在，幸好有以《左传》为代表的历史记录中还保存着一部分有关“先知”的种种事迹，修正着我们有失偏颇的认知。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察见渊鱼者不详”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中庸之道迄今都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做人行事。事未动而察见先机者，往往带给自己的不是幸运。更甚者，被人认可的“先知”还需要将“察见先机”告之于人才可能被称之为“先知”。否则，从”智言“变成谣言或妖言带来的都是自身难保！

在《先知中国》中收集和整理的恰恰是这样一个活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群体-----时代记录中始终保持警觉和冷静的一个群体。春秋战国时的王族、贵族、士、平民、奴隶构成的社会中，在“士”这个阶层中，“先知”一类的人物出现的频次特别多一些。他们默默地站在王的阶下，随时给王疑而不决的事提出判断。通观《先知中国》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们能洞察这个时代的风吹草动，却左右不了历史的走向。在《先知中国》中可能只有楚国的“巫臣”做到了心想事成、全身而退。这一点，对于这些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先知们”，无疑是一个最触及个人内心的悲哀。这种悲哀到了孔子整理《春秋》时到达了顶峰，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或许就是悲哀走向巅峰时会变成愤怒！

阅读《先知中国》常常会有这样的感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先知”之所以成为“先知”，并非其人对于时事形势的准确预判和提示，而是来自经验与理性混合后的分析。对于那些耳听目睹的事情，“先知们”所做的只是见微知著而已。其结果验证往往需要几年或是数十年的时间。对于先知们最不幸的打击不是别的，乃是-----不幸言中。更加不幸的是当时在场听闻预言的人却无一人认识到这一点。先知们的孤独是加倍的。在我们的认知中，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更形象的说法是一个多样文明相继陷落的进程，从春秋到战国，再到“归于一”的秦一统天下，这个进程是极其缓慢的，《先知中国》中的先知们生活在被我们定义为“春秋”的历史阶段中，他们的所做所为呈现出了不同于时代的另一种思考。他们说出来的种种预警和提示，都是围绕着“礼崩乐坏”展开的，但与“礼崩乐坏”同时进行的是权力主宰人间世俗的渴望，春秋时代的先知们的种种努力根本奈何不了权力的为所欲为。自秦以降，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走上巅峰，对权力的牵制和制衡一而再、再而三的节节败退。这种演变，春秋时代的先知们早已有了预见，左丘明似乎也看到了记录的重要性，在与权力缠斗中的“先知们”也经历着权力一层层的淬炼，在历史记录中，“先知们”一步步地从“巫王”的位置退到巫的位置，卜筮的位置，再退至臣的位置，再退至幕僚的位置。这一个不断退而求其次的过程同样在先知们的预料之中。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自保不损。连先知也不例外，只是他们这个群体可能更坦然一些！至少，“道不行，乘桴于海“还可以是一种选项。

当然我们还可依赖我们当下已经拥有的知识和经验，去嘲笑在历史记述中权当“先知”的任何记载，我们大可认为那是一个愚昧遍地的时代，史书中的言行记录未必是及时和确凿的，也可能充斥着后人的伪造和附会。但我们在面对这些历史深入地探知时，往往一脸乌黑的是我们自己。历史记载中的“先知们”所表现出来理性、判断、言辞还承载着更多的信息。在追溯过往历史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先贤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我们的态度其实差别并不大，甚至比我们还多了几分敬重并臻至敬畏的谦恭。那么，这些中国历史中“先知”们的故事被再次读起来时就特别耐人回味。这种回味不是“先知们”像当下的街头算命先生一般对个人命运的巧言令色，在他们的朴素判断中更多的是针对家国命运的思考和判断。在阅读《先知中国》时务必要将对 “先知”的先入为主从儒家传统中剥离出来，这些先知们身处的时代，乃是一个动荡不安与多元并存的时代。读者将自己认识中的儒家传统暂且放在一边后才会体会到这些“先知们”的言论行事是一种多么不同的文化脉络。

“先知”这个词语在中文表述中是勉强的。“先知”这个词语及其所代表的知识体系是广泛存在的。“先知”在《圣经》中占据着很大的比重。在希伯来的先知传统和伊斯兰的先知谱系和故事中，几乎填充了当代中文有关”先知“这个词语释义的大部分内容。在中文世界里，“先知”这个词语要么是“怪力乱神”的代表，要么成为江湖上弄吃喝的手艺。在《先知中国》中讲述的“先知体系”是另外一种认识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历史中比比皆是。只是随着时间大多隐没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众多挑战常规思想和观念的人，都会被历史顺手贴上“离经畔道”和“异类”的标签。“文明”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人类经验和知识，仍然不足以让我们接受许多的“不同”或是”异议”。一些美好纯良的思想、深邃通透的见识，多被我们在当时赋予“不合时宜”来处理。当下的时代对于“不合时宜”多少释放了些善意，但敬而远之和视而不见仍然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在余世存先生的《先知中国》这本书，其根本的叙述就在于对先知们”不合时宜“的发言再次梳理。只是这些梳理在时间上迟到了三千年之久。

如果我们顺着《先知中国》的梳理再次回到《左传》原典中体会中文世界中的“先知”传统，凭借古文中简洁的描述和记述，可能在经年皓首穷经中或许能明白这些先知们孤独直往的决绝，他们深知礼已崩塌，乐已变味。但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努力中，礼和乐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最初的模样供后人们想象和还原。在《先知中国》中整理出来的那些故事，事先的预言和故事的结局之间，都指向了”失控“。先知们指出了失控的所在，而故事则展示了失控的发生。也正是这些”失控“验证了先知们的判断。

《先知中国》中许倬云先生作了一篇名为《巨变来临 我们如何自处》的推荐序，另一篇是余世存先生的自序《特立独行的先知先觉者》。许先生对于 “中国先知系统”的梳理更多的是从“文明”这一角度来说明，而余先生更多是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先知中国》中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800--500年前后）与人类世界巨变发生时同期。这个时期现在被我们定义为“枢轴时代”。在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五百年前后，东方大陆腹地的中国处在春秋战国时代，而西方大陆则处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这个时代阶段在时间划分上可能不那么精确，但至少我们知道，东西方最初的文明与智慧几乎是在互相隔绝的情况下同时发生，东西方的文明和智慧之间不存在任何顺畅的消息互通，而这些文明与智慧现在看起来却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正如许倬云先生提出在时代中如何自处的问题，其根源还是在于人对幸福的不懈追求。也只有人才会产生“幸福"这样的概念和追求。在“如何过好这一生“的问题上，人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幸福“到底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呢？

在东方的智者努力的同时，西方的人们也在探寻。”先知们“是最先看到这一点的人。

在李维的《历史》中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现在重温这个故事，的确可以看到这些先知先觉的人是如何为这个世界构建规则和秩序以及阐述何谓“幸福“的。

梭伦是雅典公认的智者，他在出走雅典之后，周游环地中海的各个城邦。他来到了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吕底亚。而彼时吕底亚的国王克里苏斯，已然成为小亚细亚霸主，他征服了众多的民族，掌握了大片的土地，建造了极致繁华的城市，王座宫殿中充斥了无数的财宝，生下了出类拔萃的儿子。对于梭伦的到来，克斯苏斯有意向这位朴素的智人展示他的成就与他自己创造的幸福生活。也只有梭伦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克里苏斯打开了王宫里所有收藏宝物的房间，让梭伦一一过眼。当梭伦从各处看完回来以后，克里苏斯问梭伦是否知道还有比他更为幸福的人。

面对这样一位穿着极其罕见的朝服的王者，梭伦并未表现出惊奇。梭伦的回答说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是他的同胞名叫特卢斯（Tellus）。这个人是个诚实的市民，子女都很善良，自己有足够的产业，为了保卫国家英勇作战阵亡在沙场。不过，克里苏斯还是再度问他，除了特卢斯以外，他知道还有那个人更幸福。梭伦很肯定的回答了另外还有两个已经死去的兄弟是更幸福的人。

这些回答让克里苏斯把梭伦看成是个没有教养的家伙也是笨蛋，不仅没有拿金钱财宝来衡量幸福，竟然认为一个身份低下的平民，微不足道的生死比起权势和帝国更胜一筹。克里苏斯很生气地说道：“难道我就不够资格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吗？”

梭伦面对有些气急败坏的王者作了如下的回答：

啊！陛下！神明将中庸之道赐给希腊人，我们的智慧着重朴素的习性和居家的生活，无法表现出高贵的气质满足帝王的要求。我们无论处于那种环境之下，总是看到各种无法忍受的巨大灾难随之而来，所以在享受美好收获的时候，特别禁止产生侮慢之心，而且在时机仍然会发生改换之前，也不容许赞誉他人的福份；不可知的未来要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每个人的运道都有无法预测的变迁；只有神明继续赐给恩典和德泽，直到盖棺论定才能称为“幸福”。一个人要是在活着的时候仍旧有陷身危险的可能，我们就到处以“幸福”的名义向他致敬，岂不像一个角力手仍在场中奋战，我们就用“胜利”的荣冠向他欢呼，让人感到缺少安全而且极不可靠。

这个伟大的国王与智者的会晤就这样不愉快的结束了。双方的会晤，留给克里苏斯只有刺痛的感觉，没有任何教益可言！智者梭伦对于“幸福”的提醒和教益，吕底亚国王克里苏斯是在几年之后才恍然醒悟的，不过那时他自以为的幸福已经荡然无存了。

等到克里苏斯被居鲁士（Cyrus）打败，城市失守自己成为俘虏，定罪以后绑在柴堆的木柱上，要当着所有波斯人和居鲁士的面前活活烧死。克里苏斯仰天大叫三声：“啊！梭伦”；居鲁士听到非常惊奇，就派人去查问这个梭伦是什么样的人物或神明，使得克里苏斯在绝望的关头向他祈求。克里苏斯将这件事很清楚的交代，说道： 

梭伦是希腊的智者，也是我请来的贵宾。他所说的话我不愿听，需要的教训也不想知道。在他向我说出什么是幸福以后，我希望他看到我当前的状况，成为一个目击证人然后让世人知道：幸福的丧失比起享受所感到的美好会带来更大的痛苦。过去我所得到的东西，就一般的看法不过是个人的财产，然而在失去以后给我带来难以忍受和真正的灾难。他的嘱咐是要看一个人的身后，无须对目前不确定的事物过分依赖，或是因而增长傲慢之心。他过去对我的推测现在都已实现。 

当这些话对居鲁士说过以后，波斯国王比起克里苏斯来究竟算是一个明理的人，于是他赦免克里苏斯的罪行，终其一生都受到相当的礼遇。有些人提到梭伦的荣誉，在于他救了一位国王的性命，还使另一位国王得到教诲！

不过克里苏斯和居鲁士到底还是没有明白梭伦的教益，他们两人随后的命运证实了这一点。

克里苏斯在会晤梭伦之后厄运连连。他的出类拔萃的儿子在狩猎中被误杀，轻易挑起的不必要的战争，使居鲁士率领的波斯人占尽了他的领土，攻入了他的宫殿，洗劫了他的财富。缚在火刑柱上的克里苏斯，哀号着梭伦的名字。好奇的居鲁士问明了原委，变得怜悯起来，他知道自己正要烧死的，是一个曾经和自己一样好运连连的人，于是把他放了。接下来，好运连连的居鲁士也没有幸福地结束生命，按希罗多德的记载，在继续谋求霸业的战争中，居鲁士的首级被敌人割下，浸泡在盛满人血的皮囊里。

我之所引用这个故事，乃是只有仔细阅读这些保持着审慎和敬畏的语言时，我们才会发现数千年之前的先辈们，对于幸福的探究要比我们更为认真一些。对于“什么是幸福”这样的命题的追求，不仅仅是我们的，也同样来源于数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从他们遗留的故事和只言片语中，我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幸福是那么的来之不易。如论时代进步到何种程度，幸福都不会变得简单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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