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名门】李觉笔下的长鄄马子谷

马一鹰/文

马子谷

以下内容来源于李觉 [1] 撰写的《国民革命军第70军来龙去脉》：

1937年7月 。卢沟桥事变发生，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我立即奉调回防，离开暑训团，到温州与刘英所部取得了联络 。从此，双方消除隔阂，一致抗日 。旋即率部到宁波集中，担任镇海一带的防卫工作 。此时，我被任命为第七十军军长，但实际兵力只十九师一个师，仍由我兼任该师师长 。

8月，上海保卫战 [2] 打响了，我师是参战者之一。不久，我在北伐时期结交的老朋友马子谷 [3] 来部工作。他是经有关方面介绍来与我合作的，和地下党联系密切。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们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马子谷则在上海市发动人民慰劳我们，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马子谷还介绍潘汉年、郭沫若等人和我认识，并介绍一些进步人士来我部工作。他们都是全力支持部队抗日的，我表示竭诚欢迎，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因此，十九师在上海抗战中打得很好、很壮烈，是参战部队当中战绩最佳的10个师之一。全师伤亡也极其惨重，一个团全被打完了，才奉命撤出阵地，退至浙江东阳一带补训。这时，当局才将一二八师拨入我七十军的建制。

我当时曾聘请进步人士马子谷、朱江户、共产党员陈希周，在军干部训练班为政治教官，并由陈、朱率文工团到各旅、团进行讲演宣传，所以官兵在上述生活艰苦、战斗激烈、时间很长的情况下，能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

1939年春，我又率部参加了南昌战役，然后调至湖北驻防。这时，陈希周所训练的干部已毕业，均参加到部队从事政治及军事训练工作。我请他们继续招收一批干部，随军集训，随时增补。这年秋，我部又参加了湘北第二次会战，战后调赴崇通敌后活动，在岳姑山地区打了两个多月游击战，然后又调赴赣北，在上皋、罗田参加了上皋会战。部队在元气未复的情况下能如此辗转作战，可以说全赖陈希周带来的这批新生骨干的支撑。但是，蒋介石却于此时秘密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因此，上峰对马子谷、陈希周、朱江户等人追查甚急，我以军长名义亲自为他们进行申诉，并负责担保他们绝无不轨言行，因而又维持了一阵。但不久，在我部参加进攻南昌的战役之后，上峰对他们三人的追究更急了。我决定让陈希周到重庆参加李济深的战地党政委员会，想从那里取得合法名义后，再回三战区工作；马子谷也到重庆担任七十军办事处代表，以作掩护，朱江户则仍留部队。这样安排之后，又暂时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

以下内容来源于李觉撰写的《我参加湖南起义的经过》：

1948年冬，我把家眷送去香港，以策安全。后又只身回到长沙。在长沙，碰到许多老友，其中有位叫马子谷的，抗日战争时期多年在一道。抗战初期在上海，经他介绍，我会见过郭沫若、潘汉年以及其他一些爱国民主人士。我与马因常来往，私交很厚。我还知道他和程星龄是老朋友，而程在1941年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主席刘建绪）时，就因为有人说程和共产党有联系而被撤职的。我猜他在长沙一定有什么活动。不出所料，马私下对我明说，他和程星龄、刘公武、刘岳厚等正协助程潜搞和平解放运动，想邀我参加，任务是去东安跑一趟，劝唐、程两公合作，把他俩拉到一起，这样声势就大得多。我一听，就想到，如果运动真搞成功，3000万人民免遭涂炭，不是一桩大大的好事吗！我马上对他说：“我去试试看。”

在那个年代，好些事情的成败系于人缘。即以湖南起义活动来说，就我回忆所及，它和程潜的人缘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程潜准备搞起义是从1948年冬开始的，和地下党有联系的马子谷以及程星龄、刘岳厚都是他的谋士和得力助手。马子谷和驻长沙的宪兵团团长姜和瀛是新化同乡。当我在1948年回湖南时，就觉察到姜、马之间已经有些联系。姜还特地派一宪兵连随绥署行动，任务是保护程的个人安全。按向例，姜必须每天向宪兵司令张镇汇报情况，可是他对程的活动却秘而不宣。这就有利于起义活动的顺利进行。

马氏宗祠旧址

马氏宗祠创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修于1935年，于右任 [4] 题额；此图摄于80年代。

补充资料

[1]

李觉：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生于湖南长沙。1924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党政府第25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重庆中央训练团主任、总统府侍从武官。1934年11月率部在湘江岸边阻击长征红军，给红一军团造成惨重伤亡，几乎活捉林彪、聂荣臻。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同年8月与黄绍竑等人在香港联名通电起义。

[2]

上海保卫战即淞沪会战，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重要战役，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始，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3]

马子谷（马式材）：原名永菽，又名世材、轼材，字任之。出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1919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五四运动中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干事，五四运动后深入工人运动并任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师，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相继参加广州起义、淞沪会战、浙赣会战、闽海抗战，为和平解放湖南立下汗马功劳。自1926年起，历任广州国民政府交通部专员，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委员，福建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国民政府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国共合作时期的特别支部），华北民族革命同盟成员，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员，国民革命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培训班教官，国民革命军第70军驻长沙、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主任，民国福建省政府顾问兼干部考核专员，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民革命军第25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参议，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统战策反小组成员，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与湖南临时省政府联合办公室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等职。自1919年起，交往过的重要人物有袁伯杨、周方、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女）、匡互生、夏明钢、王光临、王荷波、陈伯达、潘祖彝、陈希周（陈昭礼）、李黎洲、徐琛、李培桐、潘谷公、戴任、陈应中、毛泽民、盛世才、刘峙、汤恩伯、陈立夫、陈果夫、周恩来、杨匏安、刘清扬（女）、吴玉章、刘少奇、李维汉、杨献珍、雷瑜、方鼎英、邹鹏振、鲁涤平、彭湃、杨殷、刘珍年、杨献珍、王昌明、于右任、马维孝、潘汉年、陈独秀、彭述之、朱蕴山、吴成方、叶挺、许德瑗、朱江户、管长镛、何键、李觉、刘建绪、羊枣、王亚南、余志宏、陈公培、胡邦善、周里、欧阳方、程潜、陈明仁、邓飞黄、刘公武、刘岳厚、蒋昆、唐文夑、唐星、程星龄、文于一、唐生智、陈采夫、蔡杞材、刘人奎、姜和瀛、刘鸣球、伍光宗、魏镇、刘寿祺、谢淑周、张严佛、袁朴、肖劲光、黄克诚、黄曾樾、章士钊、李石曾、张大千、徐悲鸿、林伯渠等。

[4]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清朝光绪五年（1879）出生于陕西三原。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同盟会早期骨干，中国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化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尤其是担任监察院院长一职长达34年；同时也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和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