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哲学何为

作者简介：陈嘉映，上海人，当代著名哲学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现象学。

今天讨论的话题比较大，哲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你打开哲学教科书，不同的教科书会提供不同的回答。今天晚上我讲的这些也只是这种种回答中的一种，当然我也不会像准备考试一样讲给你们听，我就讲讲我个人有点体会的这一部分。我只负责把大家领入哲学这个庭院的门口，让大家稍稍了解一些做哲学、研究哲学的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我觉得这比得到一个答案还要重要。

哲学即穷理

生活中我们通常都会说理，例如，民众向政府说理，政府要做一件事，民众会问为什么。你在家里也一样，爸爸妈妈要你做一件事，你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爸爸妈妈要跟你说理。小孩子偏要做一件事，他也会跟爸爸妈妈说一些理。所以说，其实说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都在进行的事情。

所谓说理，就是强权的一种掩饰，强权即公理。所谓的说理无非是一种意识形态，无非是一种欺骗的方式。有时你会发现说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每时每刻都会发生，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真正的说理，就不会有虚假的说理。我并不是说哲学就是说理，并不是说说理就是哲学。仔细一想，道理的背后都有野心，道理背后还有道理。房价太高，价格应降下来，但买不起房子就一定是坏事吗？买不起房子你租呀，通过说理，慢慢渗透这些道理后面的道理，比如政治制度、民主自由，进入道理背后的说理，这就是哲学。

举个例子来说，有个叫张三的人，他很幸福，他是怎么幸福的呢？你看，他年纪轻轻，就提了副处长，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孩子听话，应该说很幸福了。但是有人说他并不幸福，说他妻子虽然漂亮但有病，单位上所有人都欺负他。这种讨论是一种聊天，这种讨论肯定不是哲学。但这种关于幸福不幸福的讨论有时还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关于张三的情况，他知道得不多，甚至不如我多。但是，他反驳我，说：陈老师，你把那个叫幸福呀，张三年轻时可有学术理想呢，他特别想做学术，结果呢，现在当了一个副处长，他的人生没有按他的理想走下去，你不知道他多难受啊！你别看他那些同学现在还在街头逛，当个艺术家，但他们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叫幸福。像张三多挣了几块钱，升了几级职位，那不叫幸福。这里我们争论的情况是不同的，前一种争论中，我和我的朋友关于幸福的看法是一样的。前一种争论里我们两个关于何为幸福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是关于张三的具体情况到底怎么样；而在后一种争论中，我们关于张三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分歧，我们有分歧的是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那么后一种争论我就认为它倾向于是一种哲学争论，这何为幸福不是讲张三幸福还是李四幸福，当我们讲张三幸福或者李四幸福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把何为幸福这个问题解决了，或者自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就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张三够幸福了，李四够幸福了。但哲学关心的恰恰是后一个问题，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叫做概念的问题。概念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何为幸福，何为勇敢，何为德信，何为知识，何为行动，何为良好政治。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柏拉图的书，请你回忆一下你读过的《柏拉图对话集》，柏拉图的几乎每一篇对话都可以给出一个这样的题目，比如何为美德。这是西方哲学的开端，当然也有前苏格拉底等一些哲学家，但是我们真正了解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很明显看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他是怎么关心的。我们当然不是要把他讲清楚，只是说哲学是关心概念的，或者我开头说的把哲学叫做“穷理”，哲学是在追求一般说理的背后的道理，或者是追问根本道理的思考。我们这样理解哲学有这样一个好处，简单，而这个简单就有助于我们把哲学和另外一些特别主要的精神形态区别开来。

哲学与宗教的区别

在黑格尔时代，我们一般都讲真善美，也就是哲学、宗教、艺术，今天我们有时还这么讲，这是人类实现精神追求的主要三大领域。从这个角度我们怎么来区别哲学和宗教，有时我们会说两个都是最终极的价值关怀。但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说理。并不是说宗教不说理，但是哲学说理和宗教说理在一个根本点上不同。如果你是一个信徒，比如基督教徒，那么你会和别人讲基督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是基督教徒，想说服你去信基督教，就经常会和你讲一些道理。宗教虽然说理，但是它的理是不会逾越它的宗教信仰的，所有的道理都不能逾越它的信仰。而哲学就不是这样，它是以道理为指规，若是不合道理的就把它放弃，去坚持更有道理的东西。当然这样说有一点危险，但是也错不了很多。在当下这个世俗化的社会，当然有些人还信教，但总的来说生活方式是高度世俗化的，甚至有人说是商业化的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中，哲学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形态。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种蛮高的精神性的东西，但是在历史上它曾被宗教视为是一种世俗的东西，但这种世俗不是说柴米油盐的世俗，而是居然把道理放在了信仰之上，道理跟神圣性相比还是有点世俗的。以前的人认为哲学是破坏精神性的东西，一种放任我们世俗的东西。我讲的哲学大多都是西方哲学，这是因为一方面我读的西方哲学多一些，中国哲学不懂也不敢说；另一方面就是个人认为哲学最典型的用法就是在西方。总的来说哲学是世俗的，但和宗教比它又是自然的，它与我们的自然生活是有联系的，而不是超越的东西。这一点会隐瞒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事业，内在原因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说理是不逾越信仰的，这给了信徒一种保障。虽然他们去说理但是他们从根本上来讲心里是安定的。但哲学能不能带来心里的安定呢？至少我认为是危险，为什么呢？我们说穷理，穷理穷理，我们说是最后找到事物的一个根本的道理。如果我们找到了根本的道理，也许就像找到了上帝一样，比较安定了。但是，事先谁能给你这个保证呢？事后有没有我也不知道，而宗教的保证是事先给了你的。在这一点上尼采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哲学与艺术的区别

艺术也是一个大的精神领域。我这么说精神领域，对你们来说好像稍微有点陌生。现在好像世界上就两件事，一个就是吃饭，一个就是成功。但是我说这个都没有太大关系，我猜测一个人总是会有精神生活的要求，这种精神生活总是要落实在什么东西上面，在什么领域中的。一般说起来，我们最大的划分就是宗教、哲学、艺术。大概，这是比较古典的一种划分。哥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能有些精神追求，那么他就需要宗教。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古典时期的想法。哲学和艺术的区别，在这一点上也是明显的。当代艺术也许看上去没什么道理，但是一般说起来艺术也是有道理的。一幅画为什么这么画，为什么这么雕塑，为什么这么写小说，为什么这么写诗，怎么能写出好诗，怎么能写出好的小说等等，都是有道理的活动，但不是一种说理的活动。它也是在追问人生的根本问题，但是这种追问，是用艺术作品去体现，去体验，去追寻，不是一种说理活动。

虽然哲学和艺术是近邻，但是它们的工作方法明显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你不能够问一个艺术家，问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怎么做成的，这些问题他通常都说不清楚。他不是用说理的方式来告诉你他怎么关切这个社会，他怎么把这种关切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当然也可能有个别的艺术家，又会做又会说。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他对世界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就在他的作品里。他会说或者不会说是一个附加的因素，他也许碰巧会说，但他不会说一点也不会影响到他是一位优秀的雕塑家或画家或是什么家。甚至用语言来写的人也是一样，一个诗人要让他谈点儿诗吧，他不一定能谈得怎么样。诗人的工作是把好诗写出来，而不是成为诗学教授。

哲学与一般行动的区别

我们一般行动的最大特点是，做一件事大多时候是有道理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为什么上大学，为什么选择哲学系，或者为什么选择金融，你总是有一些道理，金融是因为它能找到好工作，哲学是因为我热爱真理。但是，在我们行动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特点，我们不能等到把所有的道理想清楚才行动，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有时机的。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想谈恋爱，有两个女孩我都喜欢，我觉得这个女孩也好，那个女孩也很好，我就想到底这个好一点还是那个好一点，我一直在矛盾，等我还没完全想明白的时候，那两个女孩已经嫁出去了。

而哲学是追寻根本道理，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有没有根本道理，第二是能不能找到这个根本道理。这是哲学家和哲学教师们经常会面对的质疑。这些哲学问题始于柏拉图，他谈到何为正义，何为美，何为知识等问题。但经过了近2 500年，这些哲学家还在问，还在问何为正义，何为美，而且，之所以还在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没有达成共识。如果大家看法都一样，那么就没有人问。所以不仅还在问，而且还在争论，在争论就要不断地追寻下去。

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了解了哲学和其他精神领域的区别后，最后我们来谈谈它跟科学的区别。哲学这个词也有把它译成学问的，这是个蛮不错的想法。什么叫做学问，比如说，我会契丹文，或者我会古希腊文，你们就说我这个人有学问。但是，如果我会英语，你就不觉得我有学问。如果我英语特别好，你可能挺佩服的，但你不觉得我有学问，因为我说得特别好，也不一定比巴尔的摩的小黑孩子说得好。但为什么我会契丹文，虽然也不一定比契丹人说得好，你却会觉得我是个大学问家，像陈寅恪那样？为什么你会英语，我就觉得你会一项技能，而不是有学问？这种问题就是我们讨论何为学问的时候会说的。

简单地说，学问就是它们之间有个道理上的联系。你学习英语，得经过英语老师，通过一定经验和训练方式，比如到美国去，在街头上学，通过这种经验的方式慢慢学会。但是呢，却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式学会契丹文和古希腊文。想学会契丹文和古希腊文，就必须要懂得语言的道理，换句话说，你要是学会两种死语言，你差不多就是一个语言学家，但你学会八种现在能说的话，你就可能只是一个好的翻译或者一个有技能的人，而不是一个学问家。学问是一种专门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你所知道的东西不是像八卦那样东一点，西一点，而是可以通过道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哲学，它把我们的所知，我们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关于一切的所知连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意将哲学翻译成学问。

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很多思想家，牛顿、惠更斯、笛卡尔……在这群人中，伽利略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是第一个真正系统地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学说，推翻希腊学说的人。后来的牛顿力学，其中一大半都是由伽利略奠基的，由牛顿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一种良好的表述，但那些观念的突破都是伽利略完成的，他是第一个真正支持哥白尼，使得日心说成为几乎不可动摇的学说人。他听说荷兰有一个人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他既没有见过那个望远镜，也没有专家给过他图纸，只是听说望远镜是如何做的，就自己做了一个天文望远镜，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经过不断的改造，用天文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月球上的环形山，看到金星的相，我们第一次看到月上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两千年来哲学科学总是争论不休，没有什么重大的进步。我们之所以今天来讲伽利略，是因为他认为他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在，即所有的哲学家考虑问题，都没有把这些问题充分地客观化。

比如说讨论何为正义的问题，我们通过说理说服对方，道理显然不是自己的。要说服对方，必须在基本的意义上是一个公理。但是我们在说理之前，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如果你完全没有立场，你绝对想不出和谁说这个道理，说理最初的动力就是你有这种立场，你有这种看法，有这种观点你才会开始说理。但是如果天下的道理只有那么一套，比如你如何计算三角，那么就好说了。但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问题是都有道理，谁来裁判呢？如果我们一直穷理，到根本道理，所谓根本道理，就是谁都承认的道理，但是，这样的道理还没出现过。所以伽利略就说了，问题就在于我们在说理之前就有了自己的主张，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么怎么使我们的学问有所进步，一个根本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把我们所讨论的东西转变成纯粹客观的东西。举个例子，我们不要去讨论可爱不可爱的问题，这很难提供客观证明。我们平常思考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都是带有主观性的（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慧田哲学”推送）。比如我要去上海出差，给上海的朋友打电话问上海冷不冷，他说不冷，他太太就在旁边说，“让他多带些衣服吧，上海冷得很”。冷、热，这是相对主义特别喜欢用的。冷还是热，这跟个人感受有关，但是怎么解决呢？很简单，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你们别吵了，什么冷啊热啊，你直接告诉我上海现在多少度。”让我们不再使用带有自己感受的语言，不再讨论带有我们感受的对象，我们尽量使对象成为一个纯粹的客体，把我们语言中主观的东西去掉，造出一套纯粹来描述客观世界的语言。

小说里的词总是带有某种感情色彩，让你厌恶或者让你喜欢，但是物理书不同。伽利略提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分成两大种性质，一种是不依我们的感受而转变的，比如一个事物的质量。从那开始我们进入科学世界，正如伽利略所预想的那样，我们逐渐把我们的世界尽可能地变成了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第一步当然是把物理对象当成纯粹客观的东西，把我们平时添加在上面的感受逐渐洗清了。第二步就是逐渐把社会的、经济的运作，把人的心理、语言，这些本来是人的活动或人的现象，我们也想出一些巧妙的办法，怎么使它们成为纯粹的客体。最客观的语言就是数学语言，为了能用这种纯粹客观的方式来刻画我们的世界，那就不得不大规模地把我们具有质感的世界刻画成由量的区别所组成的世界。现在一篇哲学论文好不好，基本就靠字数、发表在什么等级的杂志、由什么级别的人写的这些因素决定。我们希望把一切客观化，客观化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数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