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贵得适意尔 ——读《世说新语》有感
这世上的名士，在我眼里本应是这个模样：“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时而潇洒脱俗，时而清静凝定；与好友交豪爽开朗，与天地交清健挺拔。远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人用一只手大概就能数得清楚。其中最喜爱的两位，便经常在《世说新语》中出现。一位是“名不惹衣，禄不沾裳。”的嵇叔夜；一位是“何可一日无此君。”的王子猷。为这二人而开始读《世说新语》，从此无法将此书放下。
虽说喜爱《世说新语》，但也只是零散的读了一些故事。而三十六门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容止与任诞。“容貌举止，任性放纵。”《容止》篇展现了魏晋时期人们对美的追求：曹操的枭雄霸气，夏侯玄的玉树之姿，潘安的掷果盈车，刘伶的土木形骸，卫玠的珠玉在侧，杜弘治的神仙中人，谢玄的山泽间仪，王恭的濯濯如柳等等。魏晋时期的人们所追逐的不单单是面如凝脂轻拂羽扇、熏香环绕腰佩锦囊的玉人们，同样的欣赏充满男子气概的健壮、霸气之美，也欣赏颓废得不修边幅却尽显本真的美。对任何美的形式都接纳且尊重，这是我最喜爱那个时代的其中一点，甚至比当今现代要更为开放融洽。《容止》中还值得说的是对人物的描写，用词简单却动人到了极致。如描写何晏时的“朱衣自拭，色转皎然”，眉似剑锋，眼若星辰，朱红衣袖轻轻擦拭着绯红面颊上留下的汗珠，皎白细腻的皮肤丝毫不变反而更为明亮。简单的八个字，融合了读者的想象而迸发出的美感，像电影片段一样流光溢彩，深情得令人叹息。
而《任诞》篇里，尽是名士们的独特有怪诞的做派，有趣又引人深思的故事。当时名士，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拘束，从尚“名教合一”甚至“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当时形成了一股任诞之风。有人借着作达之名纵情享乐，却不知名士这番做派背后的忧虑心思。这个篇章里，对竹林七贤故事的记载特别多。刘伶“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而责怪他人入其裤中，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在母丧期间照样喝酒吃肉抚琴长啸，阮咸晒着粗布衣服跟询问者解释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等等。除他们之外，还有张季鹰在面对他人指责自己放纵安逸时回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还有谢安夸叹桓子野“一往有深情。”而其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大概是当时人们对名士做派误解的集中体现吧。
我粗略观察了一下，发现魏晋时期真正的名士大概有两类人：一是虽才华横溢但原本就对世俗之事毫无兴趣，只想随心所欲、随性而为的人；二是虽心系天下、忧虑国家，却因小人作祟、统治者无德而对仕途失望的人。
世人皆知王羲之：“清风出袖，明月入怀”他写得一手遒美健秀的好字，被奉为书圣；“飘若游云，矫若惊龙”他容貌俊秀有神采，潇洒自在又爽朗。他一生顺顺畅畅、少有劫难，凭着豁达又文雅的性子受万众所瞩目。逸少的魅力的确令人难以抗拒，而我却更喜欢他那少些人关注的第五位儿子——王徽之。子猷是我所说的第一类人，对权势是不屑的，只爱随着性子生活。这样的他哪里好呢？以大多数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可能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人。其实不然，作为王羲之的儿子并且感悟力颇高的子猷，学识自然是不浅的，书法上的造诣也是有“徽之得其势。”的评价；所谓“游手好闲”也只是他的生活方式而已。我喜欢王徽之，更多的是喜欢他的为情随心，他的“任性”并非现在我们常说的自视甚高、骄纵且爱耍脾气，而是一种对自己性格的最自然的展现、对自己喜爱事物的最自然的追求。子猷对做官是没有兴趣的，自己的官员身份也只是因为受父辈兄长们的影响不得不混个一官半职。他当过桓温和桓冲的参军，桓温欣赏子猷的才华和性格，即使他在职期间不修边幅、对自己的份内事也不负责任，子野也是十分宽容的。王徽之也对其毫不顾忌，两人遇见之初还有一段“但求闻笛”的故事，也就结下了这一段情谊。而桓冲对子猷的作风不怎么喜欢，同样子猷也对桓冲没多大兴趣。《简傲》篇里有一则小故事：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子猷这样直接地忽视桓冲，想必桓冲当时内心也是无可奈何的。
而在子猷“闲游”的日子里，他的真实性情可是完完全全地展露了出来。最受人所知的大概是《任诞》篇中的《雪夜访戴》。子猷本是借着酒兴，看着窗外洁白银亮的雪景，突然想念老友兼老师的戴逵，以他的性子做出凌晨乘舟拜访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而更为随性的是子猷在看够了路途美景、酒也醒得差不多时，居然就在戴逵家门口折返回家。“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可以感受得到子猷说这句话时心情的爽朗旷达，只觉得他是多么的可爱又难得。子猷在很多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在郗恢家做客时，看中了坐床上的毯子，便让门童趁郗恢不注意将毯子搬回自己住处，还一脸正经地对郗恢说“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借住他人屋子时也要坚持种下一片竹子，还吟啸一阵后指着竹子感叹道：“何可一日无此君！”他的这些事迹啊比比皆是，没被记载下来的大概更多。而除开这些率真洒脱、任性而为外，子猷最令人感动的大概是他的一生任情。他与弟弟王献之向来感情很好。虽世人常将两人相比，说徽之的风度才华都不如献之，但也丝毫不影响两人之间的情谊。两人亲厚无间却总有分别之时。《伤逝》篇中写到，子猷在感知到子敬已故去时，拖着病入膏肓的身子来到子敬家：“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从心所欲、舍生忘死，子猷给自己的人生画下了灿烂的最后一笔，让千百年之后的人们也难以忘怀。“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王徽之将“魏晋风度”四字推向了最后的高潮，他一生旷达辽阔、任性任情，以最自然的状态如仙人一般地度过了五十多年。大概后世之人如何效仿，也无法达到子猷的境界了吧。
“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篇里，巨源曾这样感叹：“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寒木春华，都不如他一片衣袂；琪花玉树，也要比他稍逊几分。嵇康是这样一位公子，像仙人一般的存在，被人们牵念至今。他是我所说的第二类人，被人们喜爱不仅仅是因为他独特而令人神往的气质，更是因为他不屈而高洁品格。《世说新语》中记载嵇康的不是很多，但也足以能看出他是个怎样的人物。《容止》篇曾评价他的风姿为“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想象一下，一位身着象牙色柔软飘逸衣裳、腰间系着长长绸缎带子的公子，他没有束发，修长的手指端着鸭卵青色小酒杯，静卧竹树环合的清潭旁。而当他起身站立，衣摆绸带与扬起的水珠交织着，散落的青丝与清冽酒香交织着，回头望着你的方向时，你只觉得周身清爽、灵台清明。大概就这一眼便会迷上吧。
气质独特当然脾气也独特。嵇康从不是个脾气好的人，从不愿意为他人所耳目近玩、沦为“奴囚”。那时司马昭看中他的才华与名气，想将其纳入麾下。但嵇康先生，向来不满司马氏的擅权，将官职视为“膻腥”、“死鼠”。甚至还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引荐他的好友山涛绝交。而嵇康也不是个不重情义的人，所谓绝交，不过是保护好友的另一方式。他深知自己的性子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却也不肯为保全性命而让自己委屈不痛快。不肯做司马昭肮脏权势者手中的剑，执意做刺入其骨髓的匕首。孙登说叔夜保身之道不足，也许也早已料到了他的结局。临近刑期，三千弟子为其求情也无济于事。赴刑之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拂袖大喝“广陵散从此绝矣！”便俯首就戮。死亡像是美的极致完成。鲁迅先生大概也是这么被嵇康所吸引了的吧，跨越了几百年的两个灵魂在一个特有的时期默默交融，带给世人的是平静水面下的赤焰烈酒，林风骤来时冷冽的刀锋。
我曾担心烈酒终会无味，刀锋终会迟钝，嵇康终有一天会被人所淡忘，鲜有人能将他的精神传递下去。就算是竹林七贤中第二受人敬仰的阮籍，虽说是避世高手，但靠着醉酒躲避现实，写出委婉曲折、沉郁至极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痛苦的内心，哪有嵇康的半点气魄？可是现在想想，若不是唯有嵇康一人如此大胆且不顾一切的直面凶恶与残暴之野兽；若不是唯有他一人能写下“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这些句子来狠狠撕破司马氏的嘴脸；若不是唯有他在临刑前还遗憾自己最心爱的曲子将失传于世，独流广陵绝响与淋漓鲜血；若不是唯有他在在钟会求见时仍然在树阴底下扬槌锻铁、傍若无人，最后只愿施舍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若不是敢做这些的唯有先生一人，世人谁能记住这“嵇康”二字？最繁乱的战争年代，总是出现最精妙的人儿、最直击人心的文艺作品，这也是为什么后世文人们这么喜爱魏晋的原因吧。
“朗朗如日月入怀，皎皎如临风玉树。”喜欢魏晋时期蓬勃生长的思想与文学，更喜欢将魏晋推向历史文学高潮的人们。“肃肃如松间徐涛，灼灼如岩下灿电。”一直将《世说新语》放在枕边，偶尔翻看时会真的很艳羡当时的人们，即使不能靠近细细观察，但至少也能远远观望那些举世无双的公子们。有时还会想，要是自己身在那个年代，能当个子猷的书童、叔夜的砚墨侍仆大概也是愿意的。张季鹰说啊，“人生贵得适意尔。”子猷自然任情的一生，嵇康狂放任性的一生，都是他们的适意，也都是他们的可爱可贵之处。若我能达到他们的十分之一，大概也能够满足了。若是真的可以，几十年后我也会找个世俗气味少点的舒服地方，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毕竟人生贵得适意尔。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翁，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作者：阎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