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诗》之手，与《诗经》偕老

汉本五班    韦丽佳    1601542

先秦是中国文化奠基的时期，是中国文学上古期的第一段。这一历史阶段所确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品质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先秦文学以其独有分魅力，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雅”即正，指朝廷正乐，又分大雅小雅。《泮水》体裁近乎雅诗。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那》、《烈祖》、《玄鸟》明显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

执《诗》之手，与《诗经》偕老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端，它对我国后世诗歌，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的进步作家树立了楷模，启发和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把反映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这种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执《诗》之手，与《诗经》偕老

  《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个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答，出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答意。在上层的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诸子百家在著述中引诗，也很常见，至今也为世人袭用。

  《诗经》可以说是一部叙事诗集，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了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歌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素质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例如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提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代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对现代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于比兴十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的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典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志。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使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特点，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点。

执《诗》之手，与《诗经》偕老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广泛的影响。例如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词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

  《诗经》中的作品，反映了各方面的生活，具有深厚丰富的文化积淀，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