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边城》

题记：每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般，就是一次发现的旅行。――卡尔维诺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品，被誉为“文学史上最为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在一九九六年《亚洲周刊》推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名列第二。小说叙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叫茶峒小镇上发生的故事，主人公翠翠和爷爷相依一条船上，靠摆渡生活。在情窦初开的年龄，翠翠爱上了船老大的二儿子傩送，而又被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天保自认为难得翠翠芳心，出走，客死他乡。傩送以此为鲠，负气离开茶峒。白塔倒了，翠翠的爷爷也去世了，只剩翠翠自己在河上渡船，等待傩送回来。

第一次阅读，是在高中。每到周末，市新华书店，总会有很多前来蹭书的人。我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读完了《边城》。里面呈现出淳朴的民风、至善的人性和哀婉的爱情深深吸引了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灾难深重。中原军阀混战，东北正在饱受日本蹂躏，湘赣一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地处湘黔渝三省交界处的茶峒小镇却鲜有的安宁，仿佛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翠翠和她的爷爷和一条黄狗在白河上摆渡。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晴雨，他们从不缺失地候在水岸边。掌水码头的顺顺也不因钱耍横，“凡因船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每年端午日，妇女、孩子莫不穿新衣，军官、税官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来到河边看台，一场赛舟竞技如雷的鼓点中开始。为了与民同乐，戍军长官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缚上红布条子，扔至水中，听凭善于泅水的军民争夺。淳朴的民风渗透到了边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处处散发着醇美的幽香，孕育着茶峒人尽美的人性。

但是上天总是看不得人过得太好。一场大雨之后，屋后的白塔坍倒，大堆砖石极零乱地摊在那儿。翠翠赶回家中叫她的祖父，祖父也不作声，身体硬僵僵地躺在小木屋里。那个使翠翠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傩送）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但是如此纯美的生活为什么要以悲剧结束呢？第一次阅读我没有去思索。今年暑假，闲来无事，忽然有此疑问。于是找出书来，进行二次阅读。

细细一捋，尽是他们太“善”了。祖父溺爱着孙女，害怕翠翠像她母亲一样的悲剧（母亲殉情）。一方面，他想孙女更好，于是努力撮合翠翠与二佬的婚事。中间横出枝节，大佬天保爱上了翠翠，王团总看上了二佬，要以碾房作为嫁妆。祖父在焦虑、隐忍中扛起一切伤痛与压力，最终心力交瘁而带着遗憾离去。天保和傩送太善，所以天保在深受打击时也愿意独身离去，成全弟弟的感情，结果出了意外；傩送面对哥哥的死过于悲伤和愧疚，也选择了以离开的方式来回避翠翠的爱情。翠翠也是善的，她渴望爱情而又缺乏勇气迎接爱情，她害怕伤害了爷爷、天保、傩送，把爱情藏在心底。“善”成了伤害。悲剧成为翠翠婚姻的宿命。作者并没有采取“大团圆”的结局，没有落入“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俗套，而是遵循一种“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顺乎自然”，正是沈从文艺术独特性所在。

这次阅读的第二个收获是，对散文化小说有了深刻印象。著名学者杨义认为，小说散文化是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文学创作。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文章通常采用“抒情性结构”、将“人物性格的淡化”，把人物活动放置在“特定的环境情韵”中。以《边城》为例，小说并没有设置中心人物，文章以翠翠、傩送爱情为线，大量描述了茶峒的风土人情。清澈见底的河流，凭水依山的小城，河街上的吊脚楼，攀引缆索的渡船，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深翠逼人的竹篁中交递鸣叫的鸟雀。它们共同构筑了“边城”特定的环境情韵。这里的人因了这山水，淳朴厚道、尽善尽美。如小兽一般可爱的翠翠，豪爽又带点憨气的天保，一生敬业的老船夫，他们相亲相爱，散发着拙朴的气息。小说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爷爷的辞世，天保的离去而亡、傩送的出走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整部小说，飘逸、冲淡、哀婉，像一首田园牧歌。后来，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发挥了这种手法，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化小说，如《受戒》、《大淖记事》。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扎根乡土的沈从文谙熟此理，他把湘西的吊脚楼、白塔、民歌、服饰、美食，各行业的百姓，引入作品，构建自己的精神王国，“完成对中国古典诗意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