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不只是钱钟书的妻子

1杨绛其人

提到杨绛，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钱钟书的妻子、《我们仨》的作者，还有被营销号铺天盖地转疯了的杨绛送给年轻人的九句话。不可否认，网络的发达让更多年轻人知道了杨绛先生，然而很多人了解到的点都集中在了她与钱钟书的爱情及他们的家庭。对于杨绛先生的才华及在文学方面所做出的的贡献却鲜有人提。其实作为语言学习者，杨绛先生在翻译上的成就更让我们钦佩。她和丈夫钱钟书先生更是被尊为“译界泰斗伉俪”。

钱钟书、杨绛夫妇

2文界伉俪

其实在初时，钱钟书的名气并不如杨绛，1942年，杨绛写了一个剧本叫《称心如意》，1943年在上海公演，一炮走红。此后，她又陆陆续续创作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剧作品，相继在上海公演。

《称心如意》某期剧照

虽然她不是专业剧作家，而且也算得上是新手，但是连著名的剧作家夏衍看了她的剧都说：“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而后来让钱锺书名声大噪的《围城》，那时候还没开始动笔。

论文学创作，钱锺书有《围城》，杨绛有《干校六记》、《洗澡》。丈夫去世之后，她又写了散文集《我们仨》，用读者的话说，这本书“不敢轻易看、看了就要掉眼泪”。

论主业做研究，钱锺书有传世之作《管锥篇》，杨绛的学术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她搞外国文学研究，翻译过不少作品，早年就得到过翻译大家傅雷的赞赏，后来朱光潜也说，我们国家的散文小说翻译就属杨绛最好。

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恰好那年西班牙国王携王后访华，杨绛应邀参加国宴。当时邓小平得知她从西语原文翻译了这本书，非常惊讶地问她是什么时候翻译的。

杨绛译著《堂吉诃德》

毕竟，那之前的数年间，大环境极度恶劣，谁都没想到杨绛会在那期间默默地翻译出这么重量级的作品。她自己回忆的时候也说，译稿“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是历尽磨难才终于被保全下来。

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杨绛之前并不会西班牙语，她是在47岁的时候才下定决心要自学西语的，而且是“偷空自学”！

那么这“偷空自学”的成果究竟怎样呢？

翻翻履历就知道，不仅有《堂吉诃德》这样的大部头译作，杨绛甚至还担任过清华大学西语系的教授！

3精益求精

杨绛先生的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外文所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回忆说，他在北大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和同学一起到朱光潜先生家去。作为年轻学生，他们总爱问一些希奇古怪的问题，譬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先生回答说，翻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散文（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散文翻译杨绛最好。

有次，她求钱钟书帮她校对一遍，钱钟书拿了一枝铅笔，把她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说：“这些看不懂。”杨绛说：“书上就是这样说的。”但钱先生强调说：“我不懂。”杨绛明白这是她没把原文转换成能理解的中文，所以继续重译，直到钱先生点头表示看懂了，她也由此摸索到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并说：“要说我的翻译技巧，就全是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

4他人评价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从事翻译工作的我等视为宝典。”

“她的文笔好，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如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的语言，如果是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

杨绛先生生前助手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薛鸿时

“杨绛先生的翻译很用心，往往是一个词一个词都要推敲。她的文笔好，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如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的语言，如果是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

“至于我的生辰，家母曾明确告诉我“于庚午(1930)年10月19日子时(11时45分)出生”。后来我将此事写入一本小书，出版后寄了一册给杨绛先生。不料她老人家还真的抽空翻看了，并特地电召我与妻子前去她家，一本正经地向我们指出：既已是子时，那便不能视作19日了，而应算是下一天亦即20日出生”

李文俊

著名欧美文学翻译家

杨绛先生特别认真，她以前练毛笔字，会让钱钟书先生在一旁一笔一笔地教她。她完成了那么多的作品，包括散文、回忆录和翻译，后来又整理了钱钟书先生那么多的东西，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高莽

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画家

5翻译心得

“洋主子”尽责，对本国读者尽忠

作为一名译者，杨绛先生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使，译者“一仆二主”，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

“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斯河的小拉撒路》，之所以翻译成《小癞子》就是对主仆都尽了忠尽了责。《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化子名叫拉撒 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一切癞皮化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同时，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泛指一切流氓光棍，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 “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 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

母语外语缺一不可

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 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 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弦外之音，只能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 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 ，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地表达更难。

“信、达、雅”的“雅”

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词义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 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 。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 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

对于翻译的精益求精，杨绛先生研究措辞、字字斟酌、冥思苦想，正如古人说“推敲”的故事一样，逐句逐字，追求每一个词，每一个细节都臻于完美。正如杨绛先生所说“母语外语缺一不可”，好的译者必然是生活的有心人，善于累积，对于语言有一定的把控，翻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一定要见多识广、学贯中西，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各行各业的大体概况，并不断练习。这些，对于一个译员的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

6大师风骨

《我们仨》杨绛著

褪去所有的名利浮华，杨绛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妻子和母亲，有深爱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尽管生活并不是一直如意，可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平淡淡倒也是一种乐趣。只是生活往往不会按我们预想的方向走，1997年，女儿因病去世，杨绛饱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女之痛，时隔一年，钱钟书又撒手人寰，杨绛口中的“我们仨”最终只剩她自己了。

生活的艰辛没有打倒她，那段特殊时期的欺压批斗没有打倒她，甚至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她还译出了著名的《堂吉诃德》，这样一个坚韧坚毅的女人实在令人钦佩。

近日重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感慨良多，不一一赘述，以一段豆瓣网友的书评结束此文吧。

《我们仨》书评：四星半，感深肺腑。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并非铁骨铮铮，只是生性腼腆淡泊，但求尽情看自己想读的书，过平静的日子而已。腹有诗书的傲气亦并非盛气凌人，而是精神世界的丰盛，可以让他们在物质最匮乏的时期都能不予介怀。可惜世事动荡如浮萍，远离是非的三人，却仍然历经风雨飘摇。我们仨饱尝苦楚，但杨绛的记忆之笔没有昼吟宵哭，反而满目尽是幸福温馨的甜蜜时刻。钱钟书因为听说安排要和某人握手，立刻溜走回家；留洋学业繁忙占据自己读书时间，甚至想不要文凭；真是爱极了我们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性格。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爱极了的老一辈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