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非洲穿越记》第十九章 中国速度
在马拉维湖畔过了几天身心舒畅的日子，我又收拾起行囊，继续往南行进。
入境赞比亚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时只我一人，我把护照交上去，里面的人只问了我要在赞比亚待多久，就利落地给我盖了章。整个过程还不到三分钟。
口岸没有直接到卢萨卡的车，我先坐车到了奇帕塔（Chipata）。我在奇帕塔换好了钱，决定坐当天的车到卢萨卡去。车票是150赞比亚克瓦查，我问120克瓦查行不行（这是我之前查好的价格），售票员说至少要140克瓦查。
我本打算再讨价还价一番，这时“刚好”有个人经过，他冲着售票员就开骂：“你怎么能欺负外国人，卖他高价！”我一看遇到了正直的好人，心里窃喜，于是问他票价是多少钱。我还没说完，售票员就冲他喊“那你说价格是多少！”
“本地人的价格是150，你怎么能跟他说170呢！”正直的好人生气地说。
“我本来说的就是150，你听错了吧！”售票员没好气地说。
然后那个正直的好人就走了。至今我仍不知道他是真的正直还是他们一起上演了一出连环计。最后我付了130克瓦查。
这是一辆黄色的中型巴士，车上还有“SCHOOL BUS”的字样，以及一些日文的平假名。等了四十多分钟，车上的座位都坐满后，汽车才开出。司机和售票员都告诉我八个小时就能到，但我却做好了会晚点的准备，只是不成想晚了那么多——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巴士才到卢萨卡。
一下车就有一群出租车司机围拢过来。我又向巴士司机求助，小声地告诉他，我不信任那些人。
“没问题，他们是我兄弟！”他不耐烦地说。
我于是走开，想看看周围有没有警察。焦急地寻了一圈，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一辆出租车，默默记下了车牌号码。上车后，我又让司机把车窗打开。一路上司机面色凝重，我则神经紧绷。还好旅店离车站很近，十分钟后就到了。
放下行李，冲完热水澡后，已是凌晨三点钟了。
第二天我十点半才起床，收拾妥当后就去附近的Levy Mall转悠。Levy Mall是一个大型的购物商场，充斥着咖啡馆、快餐店、大型超市，还有一个银行和一家电影院。置身其中，丝毫不觉得是在非洲，而是在国内的某个大城市——这里确实也能看到一些中国面孔。
旅店的厨房可以做饭，我每天都会到这个商场逛逛，从超市里买回一些蔬菜、鲜肉和大米。我也会关注一下电影。当时正逢《王牌特工》（Kingsman）上映，我在第一时间就买了票。自从在印度的斋普尔看过一场电影之后，我已经七个多月没看电影了。那天影厅里人很少，加上我只有四五个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去电影院。
我住的旅店叫Kalulu Backpackers。南部非洲有很多叫“Backpackers”的旅店，其实就是背包客聚集的便宜客栈。来非洲旅行的背包客中，欧美人居多，日本人也不少，中国人则寥寥无几——反正自从我离开坦桑尼亚之后，就再也没有碰到过中国旅行者了。旅店附带了一个酒吧，每天晚上酒吧里都吵吵嚷嚷。泡吧的主要是白人，黑人也有一些，日本人都喜欢聚集在清净的后院。
尽管我住的是八个人的多人间，一连好几天却几乎只有我一个人住。每当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就有一个黑人进来——他大概是旅店的伙计。他总是大大咧咧地打开灯，灯光像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瞬间把我惊醒。他躺在我斜对面的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他齁声如雷，响彻了整个夜空。闪电过后，惊雷声里，下雨的却是我的脸。那几天我一定是数着他的齁声睡着的。
几天后来了一个博茨瓦纳的年轻人。他来的时候是深夜，那时我都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才看到他。他长得很瘦削，但很精神，也非常友善。他是博茨瓦纳人，也在博茨瓦纳工作，但是入了美国籍。我听到“博茨瓦纳”，马上来了兴致，抓住机会向他打听这个国家的第一手资讯。我告诉他我想去博茨瓦纳，于是他给我推荐了几个去处，还帮我设计了一条旅行线路。他说博茨瓦纳很贵，到了哈博罗内可以联系他，他会帮我解决住宿。他告诉我，尽管博茨瓦纳在非洲算是比较安全的国家，但晚上也最好不要出去。“即使是我，晚上出门都会把手机揣兜里，不会拿出来，何况你跟我们的肤色还不一样。”他这样对我说。
博茨瓦纳小伙走后又住进一个赞比亚人。赞比亚人还在上大学，来卢萨卡见他姐姐，只是这天太晚了，就临时在旅店住一晚。他很吃惊作为中国人的我竟然会说英文。在他眼里，中国人的英语都很蹩脚。对于这样的偏见我并不感到吃惊，就像中国人对非洲也存在很多偏见。我们认为非洲只有贫穷、野蛮、炎热和干旱，但这实际上只是这片浩瀚大陆的一部分。我们都生活在偏见的孤岛上，可怕的并不是存在偏见，而是固执于偏见。
隔了两天，这间屋子又住进了一个新加坡人和一个白种人。他们要去赞比亚北部的一个偏僻地方（我忘了名字）做义工，好像是教当地小孩儿学英文。他们一做就是两年。那个新加坡小伙子跟我同龄，这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念的。
最后几天，我还遇到了中国地质队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在铜带省工作，利用短暂的假期到处走走。尽管年龄比我还小，他的知识面却很广，对非洲也比我知道得多。我泡了两杯绿茶，两个人边喝茶边聊天，不知不觉，已到深夜。
在城市里待着，尽管生活方便，却也缺乏乐趣。要不是办理签证，我绝不可能在卢萨卡待上十来天。与我同一天到达赞比亚的日本人可能已经旅行完了下一个国家，而我还在为获得那个国家的签证来回奔波或焦急等待。
签证问题一直是伴随旅途的痛，但是，因为签证问题而造成的耽搁，也增加了我与这个国家更多的接触。事后想来，那都是缘分，尽管有时是孽缘。譬如说，如果不是办理签证，我上次不会被抢。如果不是等待签证，我之后也不会被偷。虽然签证问题不是造成我被偷被抢的唯一原因，但毕竟是促成事情发生的一个因子。我这么说并非有责怪之意，尽管当时确实为这些事情所困扰，现在却全都释然了。我觉得老天一定是要教我什么，才让某些事情降临在我头上。
去纳米比亚使馆那天下着大雨，但签证倒是拿得很顺利，除了签证官不肯找零我不得不为此冒雨奔波两个小时之外。不过，在办理博茨瓦纳签证和南非签证时，我遇到了一些麻烦。
办理博茨瓦纳签证需要准备一大叠材料。那个周日，我待在旅店里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这一天几乎所有店铺都关门，找不到打印店。我只好在第二天去博茨瓦纳使馆的路上寻找打印店。然而走了一半的路程都没有看到一家。最后路过一栋办公大楼，我向门口的两个保安询问。他们嘀咕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把我带到了一楼的MTN办公室，找到里面一个身材微胖的黑人大哥。他大概是一个主管，马上吩咐手下一个瘦弱的年轻人帮助我。年轻人做得一丝不苟，打印完还帮我订了起来。
在博茨瓦纳使馆递签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人，他看起来三十多岁，是中国医疗队的。他打算利用假期去博茨瓦纳旅游，和他的几个同事一起。他正在为大家办理签证。交谈中我才知道，中国几乎往非洲每个国家都派有医疗队，每个省份负责一到两个国家，比如赞比亚就由河南政府负责。在赞比亚的中国医疗队是由河南各大医院选派来的医生组成，他们分散在赞比亚的各个医院里。
当签证官告诉他至少要等待两周才有可能拿到签证时，他很生气，用中文发火道：“妈的，一个又穷又破的国家，办事效率那么低！”
“博茨瓦纳可不穷，人家有钻石矿，人又少，比我们还富。”
我只是随口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他显得很尴尬，涨红了脸不知道说什么。我意识到说错话了。作为中国人，我理应站在他一边附和着骂两句娘的。
签证官审核了我的材料后就收下了，退还了我的护照，让我静候通知。考虑到我不可能等待那么久，我请求她让我到博茨瓦纳驻纳米比亚的使馆领取。她同意了，给我开了证明。
去南非使馆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半了，办理签证的人排到了屋外。我上次遇到这么火爆的场面还是在安曼的以色列使馆。虽然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但签证官收了我的材料——其实我已做好了被当场拒签的准备——让我一周后来取。这是一个好信号，尽管结果悬而未决，但毕竟有了希望。
我没有打车回去。事实上，摸熟了路之后，我都是走路去的使馆，办完事之后再走回旅店。单程大概需要走一个半小时，但我有的是时间。我沿着独立大道走，路上会经过总统府。独立大道中间有一条宽阔的林荫道，树木繁茂，来往的车辆却很少。快到Levy Mall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快步上前跟我搭话。
“你们中国人走路都这么快么？”他说，“你看我们，都慢悠悠地走。”
我笑了笑，意识到自己走路的速度确实太快了。
“是啊，这就是中国速度。”我回答道。
在南非使馆无聊排队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顺利递签的话就奖励自己再看一场电影。现在是履行承诺的时候。我来到商场二楼的电影院，买了一张3D电影票，电影名字叫《家园》（Home）。《家园》也是我之前看过的法国的一部纪录片的名字，我以为电影里也会有一些震撼人心的地球风光什么的，没想到却是一部啰里啰嗦的动画片。周围都是带着小孩儿的大人。我感到有些尴尬，不禁抿了抿嘴。纪录片《家园》实在对我触动很大，动画片《家园》则最多唤起了我的一点点童心。童心还打起了瞌睡，直到离场的脚步声才把它唤醒。
签证需要等待一周，我决定去利文斯顿待几天。利文斯顿最著名的就是维多利亚瀑布。到达利文斯顿的第二天，我就跟旅店里认识的两个德国人、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日本人商量着去了。
维多利亚瀑布如我想象的一般壮观。那未睹其容先闻其声的开场白，那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惊艳，那铺展开来的声势浩大的壮阔，以及那淋漓尽致倾泻而下的瀑布雨和随之形成的彩虹桥，一直镌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
维多利亚瀑布
水势浩大，只见朦胧一片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界桥
我这一路走来碰到了不少日本人，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注重团队精神、乐于分享、守规矩懂礼貌。不过，这次同行的日本人并不是这样。我在卢萨卡的旅店里就见过他，还聊过天，但今天他却如同不认识我一般。
在一处观景点，他找不到人拍照，我主动提出帮他拍几张。轮到他给我拍时，他却极尽敷衍了事。我拿过照片一看，脸上一团黢黑。在利文斯顿的旅店，他在睡我上铺，有一次他的充电器掉在地上了，我主动帮他捡起来递给他，他也没说任何感谢的话。
在从维多利亚瀑布返回旅店的路上，我们聊起各自在旅途中遇到的惊险故事时，我才知道了原因——这小伙在中国旅行时，晚上去了上海的一家酒吧，被人给骗了两百欧元。提到这件事时，他充满了愤怒，觉得中国人都很坏。
一天早上，国内的朋友给我发来了南非排外的消息，劝我不要去南非了。我赶紧上网查看了当天的新闻，意识到这次事件的严重——德班和约翰内斯堡都发生了聚众打砸抢的事情，好几个国家都在组织撤侨。南非的社会一直不太稳定，存在很高的失业率，南非人把这归咎于周边国家的非洲兄弟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平时积聚的怨气这次得到了总爆发。
对于我来说，这次事件可能会影响我拿到南非签证。即使拿到了签证，去南非旅行也充满了危险。但我还是想去，觉得去不成南非，这次雄心勃勃的穿越之旅就半途而废了。我不想半途而废。
一周的时间快到了，我坐上了回卢萨卡的夜班车。夜班车八点从利文斯顿开出，预计凌晨两三点到卢萨卡，可以在车里睡到天亮——这是我从一个德国人嘴里听说的，她就这么干过。不过我不用像她那样，因为汽车行至中途就抛锚了，另一辆来接我们的车到达时，已经过了六个多小时，天已大亮。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一点都没有生气，也没有任何抱怨，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次事故。把车厢里的行李搬到第二辆车的时候，司机看到我是个外国人，还向我道了歉。“这又不是你的错。”我对他说。
似乎受到动乱的影响，领签证那天，南非使馆门可罗雀，只有两三个人。我的前面是一个印度大娘，她其实是斯里兰卡人，出生在亭可马里，后来嫁给了印度人。1994年，她随丈夫来到赞比亚，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孩子都已长大。她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在赞比亚念大学。她告诉我她打算明年去中国，我说非常欢迎。
使馆的人给了我单次入境的签证，尽管只有二十一天的停留期，但足够让我喜出望外。南非现在虽然动乱，但我可以先去周边国家多待一些时日，等这次风波过后再去。
我的人字拖突然坏了。这已经是我在路上穿坏的第六双人字拖，我不得不再买一双。啃着玉米棒子走在路上，正好路过一个卖人字拖的地摊，摊主是个小伙子。一问价格，每双人字拖才10克瓦查，也就是8块人民币。在卢萨卡的这些时日，我感觉物价并不低廉，即使是地摊货，也不应那么便宜。于是没有讨价还价我就把钱给了他。
我的烤玉米还没吃完，问他可不可以在他的凳子上坐一会儿。他说没问题。于是我坐下来，边吃玉米边陪他卖鞋。他说这些拖鞋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他问我中国的拖鞋是不是更便宜，比如两三块钱。我心想这双拖鞋在中国起码也得二十块，但还是迎合他说，大概五块钱吧。我问他这双鞋的进价是多少。他告诉我8.5克瓦查。如果他没骗我的话，卖出一双鞋他只能赚到1.5克瓦查。我问他一天能卖出多少双。他说大概20双。我粗略算了一下，若真如他所说，一天下来，他只能挣到大概25块人民币。考虑到赞比亚不算低廉的物价水平，真不知他是如何过活的。
我买好了去往温得和克的车票，早上六点发车。旅店的伙计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约定五点钟在大门口接我。那天早上，当我收拾好行李出门时，出租车已经开进了旅店，伙计告诉我司机正在车里睡觉。我叫醒了他，问他什么时候到的。他说三点半钟。天哪，大晚上的，他等了我一个半小时，就为了挣二十五块钱！
大巴要连续开二十四个小时。这注定又是一段无比艰难的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