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与正义：从《理想国》谈起

《理想国》作为阐释柏拉图政治哲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正义问题贯穿于其中，即回答“正义的本质是什么”和“如何实现正义”等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和众多贵族的激辩，认为正义可以分为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二者之间有逻辑上的关联，彼此存在着同源之处，在结构组成上亦极为相似。

1.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和谐

具体而言，正义体现为“一个人干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即生产者与护卫者服从统治者，并且在严格的分工基础上实现城邦和谐。“各守其职，各安其分”，是柏拉图所寻找到的正义内涵。柏拉图进而将这种相对宏观的城邦正义推衍至个人层面，将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这三种职责分工分别对应人的理性、激情与欲望。类似于城邦和谐的实现，让一个人达至和谐状态，实现个人的正义，便是要让他的三类因素实现一种完美的契合。

不过，在柏拉图进行此论证之前，存在着两个前提假设，其一是柏拉图自己都认为不可信的“金银铜铁论”，“这个故事自从诗人告诉我们就一直信以为真的一个故事”；另一个则是灵魂三分的人性假说。

“金银铜铁论”是柏拉图正义观的基础假设，基于铸造人时的金银铜铁的成分不同，柏拉图提出社会分工思想，将城邦划分为生产者、护卫者、统治者三个阶层。类似于儒家的正名论，以名责实，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它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使每样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

印欧神话系统的“三功能结构假说”（Trifunctional hypothesis）与之极为相似。和三结构说相对应的是柏拉图的人性假说，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中包含着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因素，“一个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另一个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者欲望部分，亦即种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每个个人身上的各种品质也必须起各自的作用，那能称为正义，也就是做他分内的事”。

2.实现正义的途径——教育

在确定了正义的本质为各安其职的和谐后，如何达到这一理想的状态是柏拉图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为完成对理想国的塑造，柏拉图选取了教育这一途径。柏拉图的教育观念被称为和谐教育流派，“一个儿童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这是柏拉图心中所认为的真正的公民教育。

如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提到的，“如果你想知道公众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就请你读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的教育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教育史上三部名著之一。

和《理想国》所描绘的个性品质相对应，柏拉图所论述的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智慧、节制、勇敢等等，从而净化心灵，使公民成为“身心既美且善的人”。因此，柏拉图的教育观念可以分为对“身体”的教育和对“心灵”的教育，以期达到身心的和谐。身心和谐作为正义的内在要求，是柏拉图实现正义的关键途径。

当然，对身心问题的探讨本就是希腊哲学的传统智慧之一，赫拉克利特在将灵魂视作节足动物时，给出的原因便是“因为灵魂与身体是紧密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

不过，对于如何实现这一和谐，柏拉图给出了更为细致的操作方案。在心灵教育方面，柏拉图提出通过以音乐为主的教育完成对灵魂的教化，而在身体上则是通过体操锻炼以保证身体健康。但在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戈拉之间，虽然柏拉图提出了身心和谐，而且就其字面意思来说，身体与心灵的教育理应处于同一层面，但无疑他所提出的践行方案的结果是让心灵成为最高的追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更为看重的也是心灵方面。

而且，跳出《理想国》的范畴，从《王制》到《法义》，柏拉图也日益看重音乐在灵魂教化中的作用。当然，对于音乐教育的关注，这在极大程度上与当时古希腊的传统有关，这也在《克力同》篇中便可见一斑。

为实现至善城邦的要求，柏拉图对身心教育的规划也更为严苛。其中，音乐体操等需经过严格的筛选，柏拉图希望删去一切表现恶的内容，希望对诗人加以监督，强迫他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的形象，希望禁止使人描绘邪恶、卑鄙的和不堪的精神和形象。

柏拉图力争通过这些方法，使得接受教育的公民从孩童时期起便能够拥有彻底符合善的心灵，并竭己所能去“求真”。他希望通过这样，让城邦的护卫者远离罪恶的形象，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受到熏陶，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

3.极权

柏拉图对教育体系的严密设置，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一个从小便受到了严格训练的精英阶层所领导的社会，在这一乌托邦社会中，正如金银铜铁所铸造的个人特质一样，每个公民依据其天赋的不同，从事单一的工作。

教育在其中担负了将善的观念灌输于其中，并且也使得各阶层将服从统治的观念根植于心中。由此便引发了此后对柏拉图这一观念赋予的“极权主义”性质的讨论，其中如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柏拉图的最好国家是以最严格的阶级划分为基础的，它是一个等级制国家”，罗素也在其所著的《西方哲学史》中提出“尽管有着一切动听的说法，但其所成就的全部不过是作战的技巧和足够的粮食而已”。

对极权的担忧产生于多个方面，首先，金银铜所铸造的等级的固化，认为人天生本就是不平等的，由“金”所构成的统治者天生便是城邦的统治者。这些能言善辩的统治者，即柏拉图的核心政治观念——哲学王，是城邦中极少的能够掌握善的或知识的观念；

其次，如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柏拉图所构建的和谐是一种过度的和谐，柏拉图认为人在各种能力以及个性上具有单一化特点，这使得人天生就注定只能做某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大家并不是生下来都一样的。各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如果他什么都干,就会一样都干不好，结果一事无成”。每个人是否都只有一个专长，这是一个过度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和谐无疑是对人天性的抹杀。

此外，个体尤其是生产者阶层，必须服从于上层的统治，“靠理智和确切的信念帮助，由人的思考指导着的简单而有分寸的欲望，则只能在少数人中见到，只能在那些天分最好且受到最好教育的人中见到”，“为数众多的下等人的欲望被少数优秀人物的欲望和智慧统治”。建立在对公民教化基础上的城邦，实际上成了一种利维坦。

4.东西方的德化

“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所谓“养”即教化一说，取教育强化和感化之义，目的在于达到理想价值观的内化，从而移易风俗，即实现个体认知的转变和行为自觉。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教育只是完成目的的手段，而化成何物，才是关键。经历过苏格拉底之死的柏拉图对民主政体保有一种审慎的怀疑，而怀念周之礼乐的孔子同样期待的是恢复周礼。

“教化之于儒家，多将其作为治民之道，其目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一般，同样是为了实现类似于哲学王的贤人之治。所谓“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 ，其圣则是“内圣外王”之圣。

同柏拉图所宣扬的美德教育的方法相似，强调教育，并以实现“三代之治”为理想的儒家也同样推崇此类教化方式，如“德主刑辅”。

东西方，或者说是儒家与柏拉图及其之后的传承者的思想，有着同样的实现哲学王的政治目的外，也有着将美德作为教化内容上的相似，中西方用于德化的手段也极为类似，柏拉图将其内容分为“身体”和灵魂两个方面，而君子六义“礼、乐、射、御、书、数”同样包含了这两类。

而且同柏拉图强调的去除音乐和诗歌中与善的要求不符合的内容和韵律相似，孔子亦是如此。但与柏拉图只是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不同，孔子则更进一步将其付诸于实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5.社会与企业中的教化

教育，尤其是以维系稳定、保证秩序为目标的教化，对于各个组织群体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过，如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出对教育内容的苛刻要求和设计、以及从孩童时期便需要开始的教化过程等等来说，实现教化的目标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而且除了时间成本外，也需要付出高昂的资源成本。

所以，一般来看，教化这一过程的实施，多是集中于社会层面，并且如同《理想国》中的城邦主体一般，多以政府为教化的实施主体。因而，对教化的探讨多可将其归之于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或者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的范畴。

不过，之前所提及的应当只是教化内容、途径、手段等方面的对比，就这些内容相比，可以就这两类思想对法律和美德的关系进行分析，毕竟柏拉图在《理想国》之后，还有《法律篇》。

此外，落脚于微观企业领域中，对教化的践行。政府与企业作为两类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互为影响的关系，如“企业化政府”。

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政府对于公民所进行的教化，企业同样也可以运行，只是其内容、途径和对象的选择会更为的具化、狭窄，也更为谨慎，毕竟企业作为追求利润的组织实体，强调的是对成本收益的分析。那么，如此花费甚高，且投入高昂的教化一事，是否真的有必要去在企业中践行。

从企业对文化塑造中，或可对此进行探讨。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所宣扬的文化管理，也是一种对于员工的教化，如果需要对这个论题进行研究范畴上的界定，应该可归于领导哲学，因为相对于对于社会教化的润物细无声，企业中的教化可能更在于管理的艺术化实施。

此外，或提出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假如企业真的有可能，并且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去实行教化，那么这种教化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这个问题可能会牵扯到更多，如企业的性质，如对企业与社会关系进行探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