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田沁鑫女士谈及普源法寺的创作之时，谈及了光绪帝“早夭”的变法新政。作为一个渴望改革维新的“青年人”，面对一群以“慈禧”为首的“老顽固”，是一个新与旧，近代与传统的碰撞，然而，这样的冲突在那个近代之交的中国遍及各个角落。只是，身在帝王之家的光绪皇帝与“母亲”慈禧之间的矛盾又不可避免地牵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运。正如田沁鑫女士的评价，慈禧缺乏气度与胸襟，她选择了一个母亲的立场去打压儿子的叛逆来缓解亲情对于自己的伤害，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去化解政治危机。

        慈禧，作为一个从小耳濡目染出身贵族闺阁之中的“淑女”，从小接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立志于辅佐未来的夫君管理家庭，教育子女，她代表着传统的家族观念，身上流淌着中国历代传统先贤的血液，从她身上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德性——圆熟。

        中国人的圆熟来自于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惯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 。向来乖觉的贾宝玉见了贾政亦像老鼠见了猫，不敢讲话。

        于是青年人很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敢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然而，像贾蔷之云，又因为他们须负担大家庭的生活，又必须在社会中向上攀爬，给了他们生命与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变得“世俗”与“圆熟”，在人情世故上面老成，比同龄之人更来得成熟苍老。“假使青年人忽略了种种经验而仍然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那他倘不是彻底的书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矛盾在子夜中塑造的吴老太爷，年轻之时也是个顶括括的“维新党”，满腔子“革命思想”，普遍于那时候父与子的冲突，少年吴老太爷亦是一个主角。但是跌伤之后，他的英气浩气荡然无存，几十年来捧着《太上感应篇》不曾出过书斋。

        这是文化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将棱角分明的石头打磨成圆滑的鹅卵石。中国人应对种种，以“忍”字作为安慰自己之言语。人情社会，仿佛谁“离经叛道”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不孝。若是论个长短，最后一句：“我是你爸爸！”就能让你噤了声，因为再争执下去都是人格缺失了。一旦人格缺失，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被否决掉的。不然就是：“读书读傻了。”所有的思想都被不屑一顾。

      “没有人觉得骂一骂孩子是种虐待，而孩子也不会表达，他们首先是哭泣，之后就变成了麻木。”

        少年人的沉默、隐忍、恐惧和讨好，在麻木的大人眼中，便是“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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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先生言，“心智上的稳健过当，常挫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怯懦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变成迟钝怠情之别名。”

        中国人常背着“忍耐”的背篓前进着，将屈辱，侮辱，愤怒一股儿脑地装进去，然后再蒙一块“宿命”的轻纱，心安理得地向前行进。

      “若以基督徒之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独步天下。”林语堂先生的比喻颇具讽刺之意。

        然而，“忍”与“圆熟”自有其存在的道理。

        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林语堂先生举了一个对照的例子。

        汤姆，博朗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而中国的母亲的传统遗嘱便是：“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共的事情。”似乎冷淡消极的态度最为稳妥和安全。

        小时候，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总免不了摩擦，然而那个年龄最大的孩子，轻易之间挑唆起一场争斗，咬着指甲地“置身之外”。这时，当家长领回孩子之时，总会告诫孩子要学那个孩子一样“学乖点”。小时候不解“乖”为何意，总随波逐流地做一棵毫无威胁的墙头草，现如今渐渐明白，却不喜。

        一方面既怕被打，一方面又怕成为一个“乖”孩子。

        如果成长意味着趋于圆熟，成长的过程意味着不断增强“忍”的能力，那我希望永远都处在孩童时代，若是这话被大人听见了，恐怕又免不了被称为“童言无忌”吧。（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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