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谈（046）｜谁是“以血书者”

1997年买了《鲁迅全集》288元，几乎是一个月工资。

尼采（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哲学家、语文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思想家。他曾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血书文学其蕴含的情感定然是深沉、热烈、诚挚、痛楚，那谁才有资格称得上是“以血书者”呢！

汪曾祺的散文有很高的文学性，语言优美，富有诗意和幽默感。他常运用夸张、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表现出独特的文学魅力。此外，他的散文重视人文关怀，关注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性、人情、生活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和关注。他的语言恬静质朴，读来有一种平静之感，让人产生心静如水之境。

但他的小说《徙》难得地表现出了了浓烈的情感：

      废科举，兴学校，这个小县城里增添了几个疯子。有人投河跳井，有人跑到明伦堂去痛哭。就在高先生所住的东街的最东头，有一姓徐的呆子。这人不知应考了多少次，到头来还是一个白丁。平常就有点迂迂磨磨，颠颠倒倒。说起话来满嘴之乎者也。他老婆骂他：“晚饭米都没得一颗，还你妈的之乎——者也！”徐呆子全然不顾，朗吟道：“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安排好秀才！”自从停了科举，他又添了一宗新花样。每逢初一、十五，或不是正日，而受了老婆的气，邻居的奚落，他就双手捧了一个木盘，盘中置一香炉，点了几根香，到大街上去背诵他的八股窗稿。穿着油腻的长衫，靸着破鞋，一边走，一边念。随着文气的起承转合，步履忽快忽慢；词句的抑扬顿挫，声音时高时低。念到曾经业师浓密圈点的得意之处，摇头晃脑，昂首向天，面带微笑，如痴如醉，仿佛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沫横飞，声嘶气竭。长歌当哭，其声冤苦。街上人给他这种举动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哭圣人”。

      他这样哭了几年，一口气上不来，死在街上了。

      高北溟坐在百年老屋之中，常常听到徐呆子从门外哭过来，哭过去。他恍恍惚惚觉得，哭的是他自己。

哭的又何尝不是汪曾祺自己？从1949年至文革，历经无数运动的汪曾祺，虽然天性乐观，却无数次萌生自杀年头，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这篇小说时，是不是也代入了自己过往绝境的卑屈？

蒲松龄在《叶生》篇末有一段议论，写尽了读书人怀才不遇的悲怆之情：

      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

      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需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死生从之也哉？噫！

前文的徐呆子“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此文的叶生“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可见，书生呕心沥血之作不见天日之时，他们的境况很凄惨，而叶生“抱刺于怀，三年灭字”，名帖揣兜里三年，字都磨灭了还没能投递出去，是何等的“昂藏沦落”！

而现当代文学中，以鲁迅的文章最能体现“血书文学”。在他的散文集《野草》集里，有一篇《影的告别》：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现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排比句，“不愿意去”的声音似乎从四面八方升起。

再看他写的《希望》：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是毛泽东最为心仪的现代中国文学家和思想家，罕见地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1936年10月，鲁迅辞世时，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评价即已达到很高的高度。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提出：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出版鲁迅全集等等。

毛泽东对鲁迅的了解和推崇，与中国共产党同鲁迅的特殊关系有关。张闻天、陈云、瞿秋白这些党的领导人，和鲁迅都有过不浅的接触和了解；像郭沫若、茅盾、周扬、冯雪峰这些党内著名文化人的经历，都和鲁迅有着深切的关联。1937年以后，随着一批文化人从国统区来到延安，毛泽东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越来越多地了解到鲁迅的思想、性格和在国统区文化界的特殊地位，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高扬中国革命文化大旗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就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圣人”。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的《论鲁迅》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这个评价，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不仅没有改，还升了格。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在这里，作为“圣人”的鲁迅，从“第一等”，升为了“第一个”；不只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而是“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自称“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对鲁迅评价之高，在古今文化人当中，无出其右。

毛泽东收到出版社送给他的《鲁迅全集》后，他读鲁迅著作，便成为常态了。新华社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3卷《鲁迅全集》。

1942年7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

这套《鲁迅全集》，被毛泽东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1949年底访问苏联，他带去不少鲁迅作品，阅读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他回答说：“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一直到晚年，他依然心系鲁迅作品。

1971年11月20日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强调：“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懂得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1975年底又讲：“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他还特别叮嘱李敏一定要读鲁迅。

“读点鲁迅”，是毛泽东晚年以人名代著作，提倡阅读的唯一中国人，从句式到用意，几乎和“读点马列”这样的说法差不多。

毛泽东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逝世时，床头书桌上还放着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

文字令人情动，除了内容要深刻，还是要在音韵和节奏下功夫的。

        ——此篇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