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鸡漫志》：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後庭花

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是宋代第一部有明确的理论主张和完整的结构系统的论词专著，在词学史上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提起宋代的王灼，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他虽学识渊博却举场失意，在仕途上除了在南宋绍兴期间于夔州做过十分短暂的幕官之外，终生不仕。再加上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重政治而轻科技的因素，所以《宋史》中未曾替王灼立传，稗官亦是罕记。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王灼一直都是以隐士的身份隐藏在浩繁的史册之中，与世隔绝。

王灼，字晦叔，号颐堂。生卒年不详，据考证可能生于北宋神宗元丰思念（公元1081），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前后。遂宁府小溪县（今四川遂宁船山区）人。他是两宋之际的文学家、音乐家和科学家。

王灼从音乐与词的相关性切入，将词界定在“歌曲”文学的概念上，所以更贴近词的本质特征。

其次，王灼将词的起源论和词的艺术本体论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既有助于追溯词的形成源头，也有助于对艺术的根本性问题即艺术本体论的问题作出理论说明，使历史与逻辑达到较完善的统一。

王灼字句铿锵地表明了自己观点与立场。他认为现在的词曲创作因为音节的朿缚，一字一拍不敢越雷池半步，最后与古之诗歌相差甚远。他要求的“自然之度数”就是按照心灵的指示顺其自然地进行写作，与庄子追求的“自然无为”一脉相承，与他所推崇的“重情性”更是异曲同工，尽管他“贵古贱今”的思想有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在声律方面的独具慧眼。

王灼在对词这一文体样式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自己丰富的词学经验，在《碧鸡漫志》中对词的审美标准提出几个方面的界定。

第一，认为词属于主观“情性”的产物，“情性”既是词之创造的动因、本源，又是词之欣赏的价值、趣味，也是衡量其艺术价值的审美尺度之一。

王灼还从词体观方面进一步阐述了“情性论”。他认为词体应当服从于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以词就音”属于对词体的片面认识，所以王灼感慨道：“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

第二，与“情性”标准密切相关，王灼又提出“自然：’的艺术概念，作为词话批评的另一个审美标准。王灼此处之“自然”，其概念内涵的规定，一方面是指创作活动中主体的不加雕饰的情感，喜怒哀乐，自然天成；另一方面是指音律节拍所存在的客观规律，它是“自然之度数”，非人工所能改变。

第三，他在词的音乐美感上作出“中正”的要求，这构成其词的审美标准的第三个内容。

在对音律的欣赏中，王灼以“中正”为美。在词的创作中提出要具有音乐的“中正之音“中正之声，正声得正气，中声得中气，则可用。中正用，则平气应，故曰，中正以平之”。

他要求词的创作只有得到“中正”之声，才会有正气和中气,“中正”之气带来平气，最后达到雅的境界。

王灼提出的“中正”概念，源于传统哲学，但将之具体化为词之创作音乐美感的规定性。

第四，与“中正”这一概念紧密联系，王灼又初步提出“雅”的审美标准。

首先,他将“雅”定位在音律方面，认为“中正则雅”，可见词的音乐美是建构“雅”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次，王灼所心仪的“雅”，则是更多文人气质与书卷学养的词的内蕴，更多体现知识阶层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趣味。

但王灼忽视了词的起源及天性本俗的特征，片面的用评价诗的原则来规范词，过分的注重了词的文之政治功能。

最后，王灼将“韵”提升为一个美学概念。王灼之前的词学理论虽然涉及到“韵”，然而仅仅是将它作为修辞的技巧和形式的要求，尚未赋予理论的意义。

原文摘录：

念奴娇，元微之连昌宫词云：“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春娇满眼泪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

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宴，万众喧溢。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楼上曰：‘欲遗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皆悄然奉诏。然明皇不欲夺狭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岁幸温汤，时巡东洛，有司潜遣从行而已。”

开元天宝遗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帝尝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调念奴娇，世以为天宝间所制曲，予固疑之。然唐中叶渐有今体慢曲子，而近世有填连昌词入此曲者，後复转此曲入道调宫，又转入高宫大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