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槐叔
路没修通，槐叔就不下山
过年前，妈打来电话问我哪天到家。末了说：“你槐叔不在了，要能早点回来，就去给他坐个夜。走的前几天，我去看他，还在念叨你呢。”
“槐叔不在了？”我一下子蒙，转不过弯来。夏天我回去还见他好好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
妈说：“脑瘤，又是肺癌，好多年了，冬天的时候去市里的医院检查出来的，都晚期了……”
我连忙说：“明天我就回去。”
槐叔叫槐生，比我大两岁，小时候在一起长大，打打闹闹习惯了，就“槐生槐生”的叫，妈听见了就骂我“有大没小的”，就拧我耳朵，生疼。我不服气问妈，当叔的人年龄都大，脸黑，还驼背。槐叔那么小，为啥要当叔？妈说，以后你就懂了。
等我懂了的时候，已经离开槐树湾到县城去上中学了。槐叔没有到县城去上中学，他送我的时候，走在路上对我说，你好好上学，以后考上大学就别回来了，在城里娶媳妇成家，等我把槐树湾的车路修通了，你再回来。
槐树湾到镇上的路有十五里，奇险，宽不盈尺，蜿蜒如羊肠般缠绕在悬崖绝壁上，是槐树湾三十五户人家进出山的唯一通道，如果稍不留神跌下山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可槐树湾人习惯了走这样的山路，也安心了走这样的山路。到镇上去赶场，把自家种的一筐白菜或几颗葫芦背到镇上去卖了，再买些盐、煤油、洋火、洗衣粉之类的东西背回来，来回跑一趟，太阳还没落山，轻松得跟跑平路一样。有时要把谷子和苞谷背到公社粮站去交公粮，再把返销的米面背回来，上百斤重，背在肩上，也能健步如飞，边走，还能边唱歌，气都不带喘，音拉得老长，很远都能听到。槐树湾人即使夜里走路不用火把照明，也能走得四平八稳。槐树湾人觉得住在槐树湾，就应该一辈子走这样的路，没有人抱怨过。可是槐叔，他竟然要“把槐树湾的车路修通”，简直像天上打了个炸雷，吓了人一跳，多么不可思议。如果真要把槐树湾的车路修通，把只有在镇上才能看到的四个轮子跑的汽车，开到槐树湾来，那恐怕是孙悟空才有的神通吧。可是槐叔就那样一本正经地说出来了，好像只有当叔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懂了。
槐叔那句话就一直印在我的心里，上课的时候，忍不住想，汽车开进槐树湾，该有多稀罕。我想问问槐叔，啥时候开始修路呢？
那时候我们住在老宅子，老宅子是槐树湾顶上的一个三合面的天井院子，是过去郑老爷专门给长工修的。郑老爷家大业大，槐树湾都是他的家业，长工多，来回跑不方便也误事，就修了这个院子给长工住，农忙时长工们一起吃住，收秋了才准回家。土改后，这个院子分给了三家，正房是棍子家，两边厢房是我家和槐叔家。
在我能满山遍野跑着跟槐叔玩的时候，他带我去放牛，整一些稀奇古怪的玩艺儿给我玩。他把家里的板凳翻过来四脚朝天做成滑板车，让我坐在上面，从屋后的茅草坡上往下飙车，有时摔个嘴啃泥，有时把鞋底当刹车在地上磨出两个窟窿，免不了被妈拧住耳朵狠揍一顿，但死不悔改，过两天又把一双鞋磨穿；他砍两根竹杆，在中间都绑上脚蹬子，教我一边胳膊夹一根，两脚踩在蹬子上走路，他说这叫踩高翘，山外人过年踩着高翘唱大戏，又威风又热闹，他教我踩着高翘爬坡过坎，一不留神，就从上面摔下来，摔得鼻青脸肿，爬起来不敢哭，还要踩高翘；他从镇上赶场回来，捡了一截自行车链条，拆散了和铁丝拧一起做成手枪，用洋火棍当子弹，教我瞄准棍子家的鸡和狗打，吓得满院子鸡飞狗跳，被棍子妈赶出来骂得狗血淋头；他在镇上看到公安局开公审大会把犯人五花大绑押着游街，回来就教我用绳子把棍子的手也反绑到后面，押到屋后的大槐树下开公审大会，审得棍子号啕大哭，惹得棍子妈恨不得把我也绑起来开个公审大会……那时候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趴在窗口喊：“槐叔，你带我去放牛嘛。”槐叔就把牛从圈里赶出来，我们相跟着往后山去。牛在前边摇头摆尾地吃草，我和槐叔跟在后边想着鬼点子玩。
槐叔七岁那年，要去念书了。我跟妈说我也要去念书，妈说你年龄不够，学校不要你。我说槐叔都能去上学，我为啥不能去。妈说你槐叔比你大两岁，能念进书去。我说我也能念进书去。妈说你怕是为了好耍。槐叔去大队小学报名的时候还是带上我去了。
大队小学只有两间教室和一个老师，老师叫郑宝春，是郑老爷远房侄孙，沾了亲，就受了牵连，早些年挨批斗一条腿瘸了，后来又被派到公社水库工地上去背石头，吃了很苦。熬到水库完工，政策也变了，不讲成份了，大队要恢复小学，郑宝春上过中学，就被安排当了老师。郑宝春在学校是老师，走在路上是“郑瘸子”。听到人叫“郑瘸子”他也不恼，谦恭地笑笑，一瘸一瘸地让到一边，嘴里念叨着“您请指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人们求他写春联，才会会假装恭敬地叫一声“郑老师”。
郑老师给槐叔报了名，收了一块五毛钱学费，发了一本语文书和一本算术书。槐叔翻开语文书，第一页是毛主席和天安门，很好看，我伸手去摸了一下，槐叔把书收进书包里，瞪了我一眼，“要念书，报名去。”
我跑到郑瘸子的办公桌跟前，说：“郑瘸子，我也要报名。”
槐叔从背后一巴掌打在我头上，厉声喝道：“有大没小的，叫郑老师。”
我赶紧改口：“郑老师，我要念书，你给我报名嘛。”
郑老师拗不过我，给我报了名，“先不收你学费，看你能坚持几天。”
但我坚持下来了，直到上完小学。我去城里上中学了，槐叔却回家去种地了，因为那一年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槐叔家的十几亩地缺少劳力。
没几年，槐叔当了小组长，就开始带领槐树湾的人修路，槐树湾人并不认为路能修通，所以修得就漫不尽心，一个冬天也没修出名堂，不过是把平坦一点的路挖宽了一点，槐叔信心十足，赶紧去县上农机站买了台手持拖拉机，却又开不回来，把拖拉机拆成零件，发动槐湾人用背篓背回来，再组装起来，在生产队的院场上来回开着转圈，秋天的时候也帮人碾黄豆。
后来，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槐树湾的地不能种了，年轻人都往山外跑去打工，槐叔没去，还当着小组长，家家户户盖起新房了，槐叔还住在三合面的天井院子的老房子，老房子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已经开始倾斜了。
再后来，国家实行扶贫搬迁政策，在镇上建起崭新的移民安置楼，动员村民们都搬进楼房去住，村里的人都搬走了，村子成了空村，槐叔不搬，槐叔当了村长，他说：“等村里人都搬走了我再搬，我还要把路修通才能搬。”槐叔给镇上县上打报告，跑贷款，又发动村民出劳力修路，村民们不再怀疑槐树湾的路修不通了，也被槐叔这么多年的坚持感动了，大家都很齐心。修了两年，槐树湾的路修通了，槐叔给我打电话说，路通了，你能回来了。
我回来了，槐树湾平展的通村公路却只通到半山的村委会，从村委会上槐叔家仍然没有修通，我问槐叔为啥不修，槐叔说：“山上的人都搬走了，只剩了我一家，修通了也没啥意义。还不如把钱省下来给村民办点其他事。”
一直上山，在槐树湾顶上，老院子孤寂地趴在半山腰上，山村里寂静无声，年轻人外出打工了，老人孩子都搬进了镇上的移民安置楼。我去看槐叔，我给他带了两瓶酒，槐叔却喝不成酒了，咳嗽很厉害，一咳嗽就佝偻下腰，蜷缩成团，苍老得像个小老头，可他明明只比我大两岁啊。我说，你这是为修路累的。他说，不能这么说，大家的功劳。
槐叔的葬礼就在老院子的西屋办。我们去参加槐生的葬礼，从镇上出发，向东经过一座大桥就进山了。通村公路是顺着过去唯一的进山便道修成的，蜿蜒崎岖，窄得只能够一辆车通过。开车的副镇长小马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把车开得像荡秋千一样跌宕起伏。
“路太熟了。” 小马满不在乎地说，“我包的你们村，每天在这条路上少说也要跑两三回。有时候半夜里，村民有个啥急事，我都得赶紧上来。现在就是摸黑开车，我也知道该在哪拐弯。”
离开槐树湾二十多年了，小马还是习惯把这里说成“你们村”。我也很乐意把槐树湾叫“我们村”，毕竟这里是我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车很快到了村委会，不能再往前开了。村委会院子里已经停了很多车，小马把车也开了进去停好，我们顺着攀崖一样的小路往老院子走去。
“按规定，通村公路是要修到每家每户的，可老朱就是不让修这条路，他当着村委会主任，硬是挡住不让修，村民也不好说啥。”小马扛着花圈走在前面，我看见花圈的挽带上写着小马的名字，而不是镇政府，就问他：“我以为你代表镇政府来的。”小马无奈地说：“书记没同意，说现在严了，不能以镇政府的名义，我只好等到下班了以个人名义来的。不管咋说，老朱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是很大的，算是帮了我的大忙。论私人交情，我也该来。”
村里人都回来了，来为槐叔送行。槐叔的葬礼简朴而隆重，他长眠在槐树湾老宅子后的山坡上，守望着这条他修起来的路，也许在将来，这条路上会走上来很多的人，他们不是来讨生活的，而是来观光度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