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守土》7 清末外蒙新政的瞎折腾（3）
作者 / 文元
No.7／第一章／4-3
第一章 大清宣统三年，即农历辛亥年，公元1911年，清王朝统治的最后一秋，外蒙古库伦“宣布独立”
第四节 清末外蒙新政——一场徒具形式、殊少实效、不恤蒙情、激起反侧的折腾 （3）
伴随新政的推行，库伦一地在短时间内激增大批官方机构。库伦原已有满蒙大臣衙门、章京衙门、印房、宣化防营、统捐巡警、邮政局、电报局等多处官署，而在三多推行新政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又骤然新添库伦营务处、兵备处、司法审判厅和检查厅、卫生总分局、木捐总分局、车驼捐局、垦务局、承宣厅、评议厅、巡防营、宪政筹备处、交涉局、商务调查局、实业调查局、男女小学堂等二十余处官方机构。而实际上，这些机构既有职能重叠者，如商务调查局与实业调查局、木捐总分局与车驼捐局等；又多有不顾客观条件一哄而起、凭空设置者，以至成立后无事可办，如卫生总分局、男女小学堂、宪政筹备处等。试想，当年尚处于原始游牧经济的蒙古社会，蒙民温饱远未解决，何谈讲究卫生、上学扫盲、立宪政治？
这些不顾客观条件激增的各种新政机构给蒙民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清末，外蒙地区经济凋敝，民生困苦，个中原因除天灾而外，多为人祸所致。清朝官员的正式俸禄很低，办公费用也很少，所以，清廷驻蒙官员往往向各盟旗肆意摊派，再由各盟旗王公分摊到贫苦蒙民头上，并趁机聚敛，相习成风。中央政府对此流弊听之任之。三多上任后，尚能关心蒙民疾苦，力除积弊，对各种摊派进行清理，确定摊派限额。在推行新政时，三多也尽量不增加各盟旗的直接负担，如巡防步队、卫生局等机构的经费主要来自商人捐款、商业税、金矿工人缴费，编练新军的经费来自金矿上交国家的收入提成。然而，众多新政机构的开办费和日常办公所需的柴炭、器具、马匹等诸多开销，悉数责令当地盟旗一律供给。而且，新增机关的办公用房，包括新军的兵营，按例也都要由当地各盟旗无偿地出人出物修筑。各盟旗难以支应，遂取之蒙民。这对本已赤贫的蒙民来说，不堪重负，于是相率逃避，库伦周边各盟旗蒙民竟逃之一空。
新政机构中尤以兵备处开支庞大，为害最烈，最遭民恨。1910年底，清廷军谘府派唐在礼任兵备处总办，来库练兵。唐到任之初，即大兴土木，拟建造一座拥有四百余间房舍的新式兵营，其随员、家丁、卫兵等百余号人的日常开销和办公用房，亦照例责令当地蒙民供给。蒙民莫名其妙，但觉负担日加，没完没了。兵备处成员在日常行事上，动辄挟军谘府之余威，趾高气扬，多所恣纵。兵备处卫兵还在外屡屡滋事，甚至放枪示威。兵备处一兵未练，却搞得当地蒙民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几如谈虎色变。
清末外蒙新政消除了长期以来人为造成的、影响汉蒙交往的阻碍，三多的一系列具体举措开启了外蒙近代商贸、交通、文教、卫生各端，并试图建立近代化军事力量，加强国防，抵制强邻侵入，改良政治及当地落后的风俗习惯。从长远来看，新政或多或少有利于外蒙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三多在具体推行新政过程中，不恤蒙情，操切从事，只求形式，不重实效，以致新政机构过多过滥，给当地蒙民带来更为沉重的负担。另外，三多在库伦以北举办的垦荒新政，其所垦荒地多为优良的草原牧场，这严重侵害了当地牧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失去赖以维计的生产生活资料。新政对广大蒙民而言，未获其利，先受其害，故招致民怨鼎沸。
清末外蒙新政中的一个长远目标是在外蒙设省。外蒙设省一旦事成，则外蒙地区固有的盟旗制度将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将派大批流官治理外蒙，外蒙王公贵族将失去其世袭的统治特权，这足令外蒙王公贵族对新政充满恐惧和敌意。加之三多在举办新政前夕，就因偶发事件与外蒙活佛为首的黄教势力发生严重对立，使外蒙民众认为三多仇视黄教，三多成为蒙人公敌。所以，三多本人及其新政最终激起外蒙僧俗全体上下一致反对。
总之，清末在外蒙推行的新政，既未能“安中夏”，又未能“御强邻”，适得其反，最终成为一场徒有虚名、殊少实效、举措失当、劳民伤财，以至失掉蒙心、激起反侧的折腾，它进一步破坏了民族关系，加剧了民族矛盾，更为沙俄干涉外蒙新政、煽惑外蒙僧俗上层背离中央政府提供可乘之机。外蒙新政点燃了外蒙日后铤而走险、分裂国家的导火索，成为外蒙独立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内因。
清末外蒙新政也引起沙俄的警觉和不安。自1907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日本承认沙俄在中国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以后，沙皇政府就把外蒙视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中国在外蒙举办新政，沙俄认为这是针对俄方而发，担心如果新政取得成效，必将大大加强清廷在外蒙的统治力量，进而限制甚至危及俄国在该地区的特权，尤其是新政中有关移民屯垦实边、建立新军巩固边防的措施，对其极为不利。截至1911年，已有内地汉民10余万人，在库伦以北至恰克图之间，沿中俄边境地带，新垦农田达530多万公顷。沙俄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不加阻止，势必成为它独占外蒙的重大障碍。俄驻库伦领事曾向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贵大臣所拟各条办法，本人身为领事，不但不能同意，而且决不承认其实行”。同期，沙俄军队还在俄蒙边境地带集结，举行演习，向中国炫耀武力。沙俄还大加利用外蒙僧俗上层反对新政的怨恨情绪，煽惑外蒙亲俄派出面邀请俄国干预新政，以便据为口实干涉中国内政。此乃外蒙日后敢于宣布独立的唯一外因。
在新政实施的过程中，三多曾试图改善与哲佛的关系。1911年（清宣统三年）夏，哲佛忽患目疾，三多据实奏报，清廷赏给哲佛一服用以明目的御药。哲佛特上折谢恩，内云：“空门入定，寿宇瞻依。自怜扪龠（yuè古代乐器）叩盘，金篦未刮；何幸披云拨雾，玉液遥颁。水饮上池，无兹功德；春回竺国，绝胜醍醐（tíhú 酥酪上凝聚的油，佛教用以比喻一乘教义）。盖佛家虽五蕴皆空，终赖帡幪（píng méng 帐幕）之庇；而圣世恐一夫不获，曲垂日月之明。惟有顶戴恩慈，虔诚祷祝。仰四目重瞳之治，同上熙台；励七还九转之功，敢迷觉路？”同时，哲佛还奉上“报效银”三万两。从表面上看，哲佛与中央关系尚属融洽，但实际上，当时清廷在外蒙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加之新政举措失当，此等小恩小惠根本于事无补。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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