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1
文工团”成员走上前线持枪参战,这一般被认为是在文艺作品中才能看到的情景。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工团”,曾经真的乔装打扮,潜入敌区,直接变身为敌后武工队,与日伪展开生死搏斗,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把一片敌占区改造成游击区。其中的惊险波折,绝不输给任何一部惊心动魄的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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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区文艺团体活动
毛泽东曾在延安的一次讲演中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文艺作品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武器,涌现出大量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文艺团体和艺术作品,“耀南剧团”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团体。
耀南剧团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宣传队,1938年8月成立,在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带领下,多次为部队演出并配合八路军反顽作战,负担工作包括领民工、带担架、运送粮草、看护伤员、战场鼓动、火线喊话、编材料、写标语、下连队教歌等等,团员们个个吃苦耐劳精明强干。1939年7月马耀南牺牲后,支队为纪念老领导,对外宣称自己为“耀南剧团”。
耀南剧团长年转战于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在极其危险艰苦的条件下成长壮大。团员们“经常用棉籽、野菜充饥,有时甚至以蝗虫为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团员们只能用棉花搓成十几根芯子点油锅来照明。起初剧团只有几块幕布和少量服装,所有的“家当”一匹马便能驮走。多数服装、道具都是向群众借用,化妆品是用凡士林加染布的颜料调成,黑色就用锅底灰。即便工作条件如此艰苦,剧团仍保持着积极旺盛的创作。他们从生活见闻中取材。一次文工团来到广饶县,看见两个神婆子打架,大家立即有了灵感,就地取材连夜编练,形成了旨在破除封建迷信的剧作《两个神》,第二天下午就进行演出,收获了不俗的反响。
由于剧团常常在敌占区演出和工作,“转移”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有一次在北隋村演出,刚刚开演,忽然枪声大作,鬼子“扫荡”已到村边。正看演出的部队立即奋起抗敌,剧团则很快就转移走了。在之后屡次绝地求生的经历中,剧团都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耀南剧团长期在敌后演出和配合友军工作,团员们形成了较好的凝聚力和应变能力,这对于一个团队的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耀南剧团《白毛女》剧照
1942年,中国人民仍然在对日作战的相持过程中艰苦支撑,日军推行“三光”政策,“‘扫荡’频繁”,且手段更加“诡秘灵活”。初冬时节,山东抗日根据地耀南剧团根据“敌进我进”的方针,按照上级指示,脱掉军装,换上便衣,打扮成商人、农民或教书先生,腰里别着驳壳枪,和党政部门的几位同志一起离开根据地,跨过敌伪封锁线,进入敌占区。一夜之间,“文工团”变成了“武工队”。
此次行动的目的是打击敌伪,宣传和组织群众,改造伪政权,争取和瓦解敌伪军。为方便行动,耀南剧团分成三个工作组,其中专门负责对敌展开政治攻势的部队工作组进入沾利滨三角地区,当年此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鬼子兵杀人强奸,
汉奸队抢粮要捐:
赵三营作恶多端,
县区长地皮刮干:
乡村长白面大烟,
老百姓哭叫连天。”
这样悲惨凄切的歌谣,一方面反映了当地群众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一方面也预示了八路军将要面对的恶劣生存环境。沾利滨地区敌伪据点林立,伪政权控制很严,土匪草寇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也常常出没。老百姓受着敌伪匪顽的重重压榨,还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耀南剧团一行人很快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一路上为文工团提供食宿,帮助掩护。1943年夏末,小队在沾西活动了20多天,据原耀南剧团团长彭飞回忆:鲁北民居中多是大炕,睡觉时头向着炕沿,脚朝炕里,战士们倒过来睡,把枪抱在怀里,枪口向外,睡觉时连鞋子都不能脱。这样的睡姿极有“讲究”:万一敌人闯进来,一起身就能战斗。近一个月的连续紧张工作与行军,部队需要休整一下。于是,团员们行至沾南季姜堂一带一个小村子,决定暂驻几天,再做谋划。
山东地区伪军
紧张的高强度行军和工作过程中,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稍事放松的调整机会,却被意外险情破坏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日伪暗中跟踪剧团,在小村盯上了他们。潜伏至拂晓时分,二百多鬼子和伪军对文工团发起了进攻,企图消灭这支二十几人的抗日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