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朝圣日记】第十一章·生于九十年代
文/稳心山人
图/稳心山人
前往Aruza的路上
谨以此文，向郝景芳老师的作品《生于一九八四》致敬。
——前言
行走属于白天，思考属于黑夜。晚上带着一身疲惫，坐在Aruza的庇护所的公共厨房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蹦进来了这样一句话。公共厨房里尽管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嘈杂，我的内心，却保持着一种极其安宁的状态，浏览着手头的《寒冬夜行人》，一边看着情节在页数的翻动下不断变幻，一边感慨着卡尔维诺极其深邃的洞察力，还有精致的文笔。
“小狐狸你在看书？”过了一会，大表哥拿着他的手提电脑和笔记本走了过来。
“嗯。”
接下来，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子的两边，专心致志地对付着自己面前的kindle，或者手提电脑，时不时在手边的笔记本上，刷刷刷地写下几行字，耳边传来的谈话声和大笑声，对我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仿佛都站在嘈杂的世界之外。蜿蜒在群山之间的朝圣之路，将城市里的一些有缘人引上了一个岔路口，从而将他们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朝圣者可以暂时地放下一些执念，理直气壮地对外界的噪音说：
“我在走朝圣之路，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
然后继续在白天的行走之中构造着自己的罗盘，紧抓着简陋的白塞木木筏，在海洋上漂流来漂流去，四面八方，有自然的声音在沙沙作响。晚上的阅读，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构造罗盘，在安静的共鸣里，书本里的文字，让漂白已久的白塞木木筏，静静地停泊在枫桥旁边，万籁俱寂的夜晚里，只有附近的几盏灯火，还有远处传来的夜半钟声。
然而，我并不能像那位西班牙阿姨一样，那么洒脱地放下一切，在这条路上走走停停，随心而行；也不能像在比亚法兰克·比耶尔索遇到的那位大叔一样，在那里停下来做着志愿者。在这条路上，停驻着一个逃离的我；在遥远的阿姆斯特丹甚至祖国，停驻着一个焦虑的我。逃离的我，在行走中回忆着过去，焦虑的我，在无尽的完成作业中，苦闷地看向自己的未来。
如今回想起自己生活的九十年代，记忆模糊得恍然让我觉得，那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年代。两个时代的图景，以二零零零年为界限，出现了巨大的分野。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飞速发展之前，我的生活，其实，和八十年代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作业之外，我们的课余生活，都在旁边的那个小小的植物园里，我们用眼睛观察周围的事物，用双手感受一片天地，自由、自由、自由，是那时候的主旋律。也许是技术的发展，也许是社会的变迁，我们和自然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在自然中穿梭的行为，在家长的眼里，似乎成为了“大逆不道”的存在。尽管他们的青年岁月，也是在田垄山林之间渡过。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技术和规则封装起来，成为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还有社交媒体上的滤镜下的图片。所体会到的乐趣，似乎可以被量化起来，封装在一个个罐头里，而罐头的保质期，很短，很短。
植物园一角
植物园另一角
一九九三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份，对于我来说，记忆最深的也许就是春晚上，毛宁唱的那首《涛声依旧》了。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
“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
“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
“许多年以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
毛宁演唱涛声依旧(图片来自网络)
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的发现，汪辜会谈，“东方神鹿”的横空出世，《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的发布，欧洲联盟的正式成立，这些名词，在那一年，对于呱呱落地的我来说，只能算是遥远的天幕上一个个闪耀过星辰。它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淡淡痕迹，还要等待很多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我，在故纸堆里寻找这些词语的来龙去脉。
之后读黄霑先生往生之前所写的博士论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 -1997）》，在第五章《滔滔两岸潮》时代（1984-1997）里，黄霑先生感慨道：
“……可是流行音乐，最要求新异，一旦歌迷注意力转移，而没有新潮流及时而起，市场就会萎缩，证诸中外古今，都未有例外。到了90年代初期，香港流行乐坛，已经出现疲态。”
看到这句的时候，我的眼睛跳了一跳，正好，香港乐坛七八十年代的璀璨星辰们，比如“歌神”许冠杰，比如谭张梅陈，比如Beyond乐队的主唱黄家驹，都在这年的前后，或者淡出，或者隐退，甚至陨落。有些时间节点，对于某些人和事来说，只是刚刚开始，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和事来说，已经是最后的黄昏，永夜的边缘。
“小狐狸，你在看什么书？”大表哥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
“《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你看郝景芳吗？”
我摇了摇头，对于郝景芳老师，我的印象仅仅停留在了雨果奖，还有那篇充满了现实隐喻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
“其实，我最喜欢的她写的那本小说，跟科幻没有什么关系……”
“哎？”
“那本书叫《生于一九八四》……”
“嗯，有机会我去看看。”
下回预告：
第十二章·佩德罗索与圣城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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