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涛《书法谈丛》

        拿到书，第一感觉是封面漂亮，简约大方，书名由白谦慎先生题写，隶书典雅疏淡。多年来，很多谈艺术的书封面很不艺术，这种情况看来是有改观的。

        刘涛先生这本书主要有关书法史，讲究用证据说话，“行文时尽量少用语义模糊的鉴赏语词，避免鉴赏式的介绍和评价”，娓娓道来，平心静气，这书是适合秋天读的。

        书中有述有论，述得详密，论得切实。如《东晋方笔隶书》一文，从人们的崇古观念、文化情结解释了隶书作为“古体”而成为广受接受的铭石书，通过砖石墓志资料归纳其典型特征“笔画平直方厚，结字茂密”，并按照时代先后，勾勒流变轨迹，从而说明东晋隶书与当时楷书的关系，结论是：“楷法楷式出现在东晋的隶书体中，缘于楷书的流行，是不自觉地带入到隶书的书写中而留下的痕迹，还不能等同于汉魏之际那种由隶入楷的书体剧变时期的变态作品。”这实际是对文末所引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一句话的发挥，裘锡圭指出，东晋隶书的奇姿妙态，是因为书写者“想摹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可通过刘涛先生提供的证据链，方能让这个论断得到落实。

        读书有个感想，那就是书法的发展、书体的演变有其内在理路和逻辑，但象其他事物一样，总会被比它更强大的逻辑揉搓变形。王羲之的遭遇是个很好的例子。从“钟张”到“二王”，书风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地追求新妍奇巧，所以在求“新”的老子王羲之和“更新”的儿子王献之的竞争中，儿子领先，导致南朝宋、齐两代，世人但知小王而不复知大王。可这个趋新的势头却在南朝梁陡然中止了，因为出了个“红太阳”梁武帝，他是个内行，主张的是反朴归真，以古质为“主旋律”。他告诉大家，小王不如大王古质，大王不如钟繇古肥。于是大书家萧子云马上转舵，“始变子敬，全法元常”。但当时的情况是，钟繇书迹难觅，大王书作尚多，这造成梁武帝的干预，初衷是提倡钟书，结果是普及了王书，“走上了一条不古不今的中间道路”。陈、隋之际，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王书为己任，王羲之香火更旺。到了唐代，右军书又遇到了它的第二个“红太阳”——唐太宗李世民。太宗不但身体力行写王字，还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写《传论》，死了都要和王书在一起——用《兰亭》陪葬。唐代以来，“墨守成规的书家向他讨生活，自张一帜的书家认他为祖师，肆意表现的书家借他正名分”，虽然王羲之真迹早已荡然无存，他“书圣”的地位却固若金汤。这一点，恐怕是敬爱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先生都要眼红的。

        此书论魏碑、摩崖、写经、唐隶、宋草、碑学，述初唐三杰、颜鲁公、杨风子、东坡、涪翁、米芾、蔡京、松雪、八大，均不乏具眼，令人击节。比如读到论“八大体”形成的这一段，我就拍了桌子，而且把手指头拍疼了，：“（欧、黄、董）三家的形态、笔意、风格经过八大的整合融通，构成了八大变法自新的支撑点：借欧法开拓方势，挹董韵活畅血脉，凭黄字造险逞怪。”

        平心静气，不温不火，并非就是心满意足。文中也有不满，金刚虽不怒目，至少他撇了嘴。有一个是讲我们国内博物馆的“藏”而不“展”的问题：“今天，《平复帖》与万千古物一样深锁宝室众库之中，难露峥嵘，无补‘今用’。名迹的难见，公藏甚于专私，恐怕有违张伯驹先生捐献国家的美意吧。”有一个是讲到书法家和文字学家的关系：“我们在古代的文献中、今天的报刊上常常读到文字学家对书法家的批评，却不曾见到书法家与文字学家的讨论，好像书法家天生就具备了接受文字学家来训导的根性。实际上，文字的体态形象，是一代又一代有名或无名的书法家创造的。他们像厨师一样提供了丰富的‘美食’让文字学家坐享其成地研究，从而培养了文字学家的优越感。”前一个，我赞成，后一个，如果从厨师和美食家各司其职的角度去认识，就不必抱怨了。

        此书1997年初版，中间又出过台版，几经修订，讹误已经极少，但还是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列举几个：

        1、第97页，“他出身士族高门，一声做的事，说来也简单，读书、做官、旅游写字、画画。”“旅游写字”似乎可作“旅游、写字”。

        2、第112页，提到“复制王书的主要办法，还是临摹响拓之类”，又提到“这些与底本相差无几的向拓本”，“响拓”虽也常用，但为“向拓”之讹，不如统一作“向拓”。

        3、第307页，因《汉书·艺文志》：“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十章，无复字。”“一百二十章”应作“一百二章”，是102章，而不是120章。

（刘涛：《书法谈丛》，中华书局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