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生死场》的开创性：从女性角度写女性

性别这个因素在文学创作中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无论在视角，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会因为女性和男性不同的生活体验和性别感受而产生不同的文学形式和体悟。在男权社会，男性文化占统治地位。男性从男性的角度来书写女性，解读女性，而这个时代的女性也模仿男性的话语和文风来自我解读，自我书写。因而从男权社会走出去的女性形象，是被扭曲的“男性眼中的女性”和“男性化的女性”。要打破这一格局，我们女性必须“逆流而上”，站在女性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描绘真正的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自己撩开男权世界的混沌帘幕，形成女性特有的“自我观照”和“自主选择”。

没有人会比我们更了解自己，也没有人更有权利替我们发声，作为女性这一独立的个体，我们和同一种族的另一群人拥有同等自我表达和自主思想的权利，我们不需要被代表也无从被代表。而在这一改变过程中，我们能可以依靠和构建的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身体感受。法国女权主义者海伦娜西索提倡“白色墨汁”来写作，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因为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女性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感知来书写文本，就像男性通过他们的奋斗来进入史册。我们需要通过自我写作来实现自我超脱，挣脱出被统治的桎梏，回到最初的状态，完成独立的自我构造和审美。

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涌入中国，为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它通常采用解构意味的分析方法，强调叙事的主体性，从性别角度解读文学作品，涉及叙事主体位置与笔下人物的关系，以及叙事者在写作时不单单从男性角度来创作和立意。萧红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史上很有特点的女作家，她笔下的女性虽然悲苦但却独立自主，拥有女性特有的尊严和强大人格，今天我将从性别角度，通过小说《生死场》来解读她笔下的女性形象。

1.

王婆自杀未遂，身形变得扭曲可怕，小金枝被父亲活活摔死，美丽姑娘月英因身体瘫痪被丈夫折磨致死……不同的年龄层次，相同的社会地位和悲惨结局，这些鲜活的女性生命通过无声的文字和纸张刺痛着我们的神经，折磨着我们的灵魂。萧红作为作者从女性的视角来描绘女性，小说中的女性通过家长里短向我们展示了整个村庄里所有女性的悲剧生活，从未出现的女性体验作为书写视角在历史中浮现。

金枝是小说中贯穿全文的人物，也是萧红为探讨女性生命本质的典型个例。未婚先孕的耻辱和恐惧把她逼入绝境，母亲和邻居的嘲讽和辱骂让她无心面对生活，意外出现的胎儿似肺痨般一步步吞噬她的精神，因怀孕而造成的身体变形使她开始讨厌甚至憎恶自己的身体，进而神经崩溃，子宫成了滋养怪物的温床，金枝陷入绝望的深渊，惶惶不可终日。婚后的丈夫卸下善解人意的温存，变得暴躁无情，最终甚至在争吵中活活摔死了金枝拼命生下来的孩子。生活仿佛是黑暗中的沼泽地，村庄里的女人都深陷其中，不知哪一天泥土将会盖过头顶。挣扎陷得越深，每个人都将化为泥潭的一部分，祖祖辈辈，周而复始。这就是女性，男权社会的女性。

“金枝仿佛是米田上的稻草人”，这一形象深刻道出了金枝精神上的恐惧和绝望。萧红把男性无法理解的女性特有的身体感受写进了小说。乡村被占领后，金枝独自离开乡村前往哈尔滨谋生，“为着钱，为着生活，她小心的跟着一个单身汉去他的宿舍。”软弱无助的女人最终倒在男人的怀中，“她无助的嘶狂着，圆眼镜望一望锁住的门不能自开，她不能逃走，事情必然要发生。遭受到强暴之后金枝受到的创伤在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金枝好像踏着泪痕行走。她的头过分昏迷，心脏落进污水沟似的，她的腿骨软了，松懈了。”女性在遭受强暴后通过主体浮出文本，她不再作为无声无息的、暗哑的“他者”隐藏与世事和历史之中，她的生命，她的声音，从历史叙述中的那个“无”中跳脱出来，“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金枝的控诉是基于女性主体对男权世界的强烈批判。女性视角使金枝这一形象主体有了属于自己的情感体验，打造出了女性鲜活的肉身和独特的精神，这每一丝情感上的律动成就了她作为女性的客观存在并以此提炼出女性独有的性别体验。她有着男性触摸不到的心灵哀痛和灵魂颤栗。同样涉及女性被强暴这一情节，萧军《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形象则说明了另一番意义。她被日本侵略者所强暴，但是萧军对女性身心痛苦的描述，没有女性鲜明的生命感受。“李七嫂的悲剧旨在激发中国抗战的激情，而代价是让女性的身体去充当国家民族主义战斗的场所。”同样的情节，男女作家笔下表现得女性内涵却大相径庭，萧军以男子特有的惯性思维将女性在历史中形成的“他者”处境融入作品，并为了闲适目的进行利用改造，忽视了女性的生命感受。而萧红则不然，她以现代女性的眼光去体悟她们的生存困境，昭示她们“生的坚强，顽强不息的抗争之路”。以女性之口发出女性的声音，复活被男性作家屏蔽与扭曲的女性独特性别体验，并以此宣告女性并非男性的影子或者反面，与男性一样她也有自己的身体感觉与情感律动，有着人之为人到的主体性。通过女性话语的视角来观照，恢复女性的主体性，萧红以身体言说的方式不仅提炼出属于女性自我真实的性别体验，而且由此构建了具有女性特征的文学题材，真实的表现了女性的生命悲剧。

2.

爱情是让女性发光的名词，一贯是作家讴歌和描绘的对象，可在萧红的笔下，爱情黯然失色，成为了一个沉默的缺席者。作家正是通过这一性爱的缺失，揭示了女性更深层次的悲剧。在北方农村的落后文化里，神圣的爱情被掏空了其文化内涵而成为了一个性别符号，女性更是丧失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生育的机器或者玩弄的对象。黑土地上的女性不能主宰自己的身体，更不能依靠爱情而生活，金枝和成业婶婶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说在《生死场》中男性是奴隶，难么女性就是奴隶的奴隶，他们生活在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她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连她们年少时纯真的恋情也惨遭幻灭，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心，被他在沿河一遍遍粗暴的占有；而成业根本就不关心她的身体状况以及她在未婚先孕在村子里所遭受的流言蜚语；金枝即将生育，成业不管她的死活强行与她发生关系，导致生产时发生难产情况。丈夫死后流落街头的金枝，对于女性命运有着最深切的认识，她惧恨日本侵略者，然而她直接切身感受到的屈辱确实自己的同胞对她施以的暴行。“我很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借金枝之口，萧红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男权社会，表达出了被男权社会秩序放逐的女性悲剧。《生死场》中那个“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是小说中唯一被描写的美丽的女性，也未能逃脱这种悲剧。从一出场她就褪去了美丽的外表，患上了瘫病，整整一年“坐在炕的当心”“没能倒下睡过”，每夜她都发出惨厉的哭声和哼声，开始得病时丈夫还为她私处寻找郎中看病，后来连一口水都不给她喝，并抽走她的被子，让她依在四周的砖头上，她像一只被厌弃的“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有绝望”，“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下体已经腐烂生蛆，并被排泄物淹浸着，她的身体“将变成小虫的洞穴”，当她照看镜子，“悲痛沁人心魂的大哭起来，但面孔上不见一点泪珠，仿佛是猫突然被碾压，她难忍的声音……开始低嘎”。当这个曾经美丽温柔的少女，失去作为工具的价值之后，丈夫再也不理睬她，并时常打骂她，就如同丢在垃圾筒上的病猫，成为连动物也不如的垃圾。作者通过对月英形象的塑造，表明了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人的生存意义就是男人的工具和奴隶，表达了作者对男权社会的绝望和抗争。

作为一位女性，萧红一直在寻找一个有爱有温暖的作家，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无论萧红走到哪里，都没能走出男权意识形态的阴影。萧红明白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损伤和异化，探清了在此社会中男女爱情生成的不可能性。在她的创作中，萧红把这些认知融入到人物塑造中去，如成业的婶婶慨叹青春易逝、男人多靠不住，其中正包含着女性无爱悲剧的宿命论。仿佛如同生命的轮回，同样的歌声，同样的情景，孕育、演化着一个个相同的悲剧故事。在男人的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更别说对爱情的期盼。如果说在未婚前她们还对男女恋情存在渴望，那么在婚后，这种渴望便荡然无存，只能于想象中寻找一点安慰。因为“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此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人相同的尊严。”萧红正是从婚姻生活中窥视到人生的失落与作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残。

3.

《生死场》中的女性生活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偏僻落后闭塞的东北农村，她们是贫困得不能再贫困，卑贱得不能再卑贱得劳动妇女，她们的生命是潦草得，她们的生存举步维艰，她们的情感遭受肆意践踏，她们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被全部忽略。作为一个生活在动荡大时代的女性，一个女作家，萧红以她独特的女性笔触展示并拷问着她们的悲剧人生，不仅仅是给予关注和同情，而且是渗透着血与泪的理解和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