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校 | 中国小孩在非洲怎么上学？
到坦桑安顿下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宸哥找学校。
想象中的国际学校，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存在，校园宽阔，绿树成荫，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一路斑驳，孩子们穿着整洁的制服，活泼热情有教养，老师们气质高雅、谈吐大方。
所以，当Jane载着我们来到第一个叫做Lexis的国际学校考察时，我惊呆了：刚下过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积着一汪一汪的小水塘，Jane的车像船一样一路颠簸过来，最后停在了两扇简陋的绿漆铁门前。
她也怀疑地说：“难道这就是她们告诉我的‘绿色大门’？”然后拿出手机打电话确认。
说话间，门打开了，一位欧洲面孔的女士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替我们开门。Jane和她招呼着放下手机，把车开进了院子停下来。目测那个院子最多也就可以停下四五辆车的样子。
走进门庭换鞋的时候，一个肤色略深的混血小男孩冲过来，好奇地打量我们。
接我们的那位女士问我们宸哥叫什么，我们说叫Chen Chen，她便对小男孩说：“菲利普，带Chen Chen去玩吧！”那个叫菲利普的小男孩就高兴地拉着宸哥去玩了。
这是一幢两层小楼，面积并不大，中间很大的区域都是舒适的软垫，周围放着书架，侧面有两个小房间，分别是玩具室和餐厅。小孩并不多，只有六七个跑来跑去，最大的就是跟宸哥一起玩的菲利普，最小的还含着奶嘴、穿着纸尿裤。
出了门后院全是沙地，放着秋千、滑梯、木马等儿童游乐设施，孩子们可以直接光着脚跑出去在那里玩，里里外外一共有两三个当地女人看护着孩子，保障他们的安全。
进门左手边有一片休闲区域，靠墙摆着一条绿色的软皮长沙发，周围堆着几只大大小小的圆形软垫，我们就在这里坐下来谈事。
了解到这家国际学校是不久前才申请设立的，出门迎接我们的那位欧洲女士乔安娜就是园长，德国人，白衬衫配牛仔裤，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年纪应该在四十上下了，嫁给了本地人，菲利普就是她的儿子。
另外还有一名年轻点的姑娘，也是德国人，二十来岁的样子，满脸的胶原蛋白，很像《哈利·波特》中的赫敏。
孩子们在幼儿园里的学习和生活就是她们俩负责的，另外根据国际学校的创办要求，每5个孩子需要配备1名保育员，而且必须是坦桑人。
一切硬件条件都具备了，她们其实还想和孔院合作，希望我们能在她们学校开设汉语课，借此增加学校的吸引力。
国际学校办学成本高，学费当然也高，这家幼儿园一学期的学费合人民币大约在3万左右，本地人收入不高，招生压力非常大，她们不得不考虑采用一些营销手段，汉语课是她们能想到的最佳“卖点”。
我们谈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宸哥和菲利普却已经难舍难分，菲利普拉着宸哥的手不停地晃，一个劲儿地让他一定再来，宸哥这时还不会说英语，居然也不停地点着头说OK。
路上他就跟我们说他喜欢那所学校。但我们还是慎重地表示需要再考察几家，涉及到孔院的对外合作，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教学成本、教师安全，等等。当然还有我们对学校的印象，怎么这么小呢？
后来我们还是放弃了跟乔安娜她们的合作，虽然乔安娜打了好几次电话，发了几条很长的信息告诉我们她的诚意，并且说菲利普有多么喜欢Chen Chen，多么期待他们能一直在一起玩，如果我们能在他们学校开汉语课，她们可以免掉宸哥的学费！
但是，对于孔院来说，在那里开点的确成本比较高，而且也没必要。
Braeburn就有了我想象中的国际学校的样子，有幼儿园，也有小学，看上去要正规很多，校园面积比Lexis要大许多，有一个露天游泳池，教学楼有三层，每个班也就十一二个孩子，幼儿园和小学的活动区域分开，幼儿园这边更注重孩子的安全防护，有沙地，有游乐设施。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有课外班可供选择，种类很丰富，有各种小教室。
我们从教学楼出来，走向教务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刚好有几个身穿制服的小学生走过，好奇又不失礼貌地冲我们打招呼。
从中规中矩的学校走出来的我们，看到这样的环境当然是心安的，因为它更像学校的样子，但是宸哥从一进去就抗拒，说不喜欢这里，就喜欢第一家。
我们最后放弃它是因为高昂的学费。中小学和幼儿园一般是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8月开学，到圣诞节结束，然后是3个星期的圣诞节和新年假期，1月中旬开始第二个学期，3月份又放一次10天左右的春假，然后开始第三个学期，直到7月放暑假。一年下来得十好几万人民币，这还只是学费，不含餐费和校车费，丰富的课外班，费用也很“丰富”。
最后选定的是半岛上的一家名叫My World的国际学校，格局类似Lexis，但面积要大一些。
我们几乎是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家学校。
进门右手边有一排树，其中一棵我叫不上名儿的大树长着很大的树冠，遮住一大片阳光，旁边是几株紧凑的鸡蛋花，树下的空地上可以并排停七八辆车。
教学楼就在停车场（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这块地当作停车场的话）对面，门前有几珠很大的盆栽绿植，墙上挤满了紫色粉色的小花，像热情的笑脸。从停车场右手边走进去是孩子们游乐的沙地，绕着教学楼大半圈，一直到大门旁教学楼的另一侧。
走进教学楼，是小小的门庭，前台的伊芙琳小姐是一位苗条又优雅的黑人姑娘，礼貌但不殷勤，让人可以随意在这块小天地里活动而不感到尴尬和局促。
靠窗的一侧是长沙发，能坐三四个人，供早到的家长休息，旁边是园长办公室；另一侧的隔板上放着一些图书和古朴的小玩意儿。
再走进去，依次是用来接待家长的小隔间、餐厅和教室，家长和老师谈事情可以在小隔间里，学生活动、吃饭都在教室，出门就是三面环绕的沙地，游乐设施简易但是很丰富，沙地一角靠近停车场的地方还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了一些蔬菜和植物，宸哥他们后来认识植物、烤蛋糕什么的就在这个角落。
校园一周都围着树，给孩子们送去阴凉的同时，也招来了蚊子，所以孩子们每天除了餐盒，还必须带防蚊喷雾和防晒霜。
我们就在小隔间里见了弗吉尼亚老师，她是坦桑人，但出生以后去了苏格兰，后来又回到坦桑生活。她身材高挑，不算胖，但仍有一副翘臀，浑身透着健康和机智，说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语速飞快，总有个口头禅“Yeah! Yeah! Ha!”每当你跟她确认什么事，她就会说“Yeah! Yeah! Ha!”习惯性用升调，尾音上扬。
全校一共三个年级，也就是三个班，一个班最多10个孩子，但平时一般就7、8个孩子，仍然是每5个孩子配一个保育员。
对年龄的限制并不是很严格，最小的是Toddler班（1-2岁），Toddler在汉语中指的是刚学步的幼儿，类似我们的托班，所以孩子们除了防蚊喷雾和防晒霜，还必须带奶粉、奶瓶和纸尿裤；大一些的孩子就可以上幼儿园（Kindergarten）了，幼儿园两个班，KG 1一般是3-4岁的孩子，KG 2一般是4-5岁，但也有3岁多上KG 2的。像宸哥5岁半，在KG 2也算大孩子了，因为我们之前并没有学过英语，所以还是需要学一年语言，为小学做准备。
弗吉尼亚老师又带着我们去了教室和外面的沙地，宸哥看见那片沙地和活动场所，顿时两眼放光，兴奋地跃跃欲试，弗吉尼亚老师跟他说可以去玩，他立马就窜了进去。
我们则一方面看中了弗吉尼亚老师英语不错，而且已经有了15年的教学经验，另一方面觉得，学费虽然比Lexis高出不少，却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一拍即合，就这么决定了。
自此以后，我们结交的外国朋友中，宸哥同学的家长占了很大一部分。
我先生因为天天要接送孩子，所以很快就认识了KG 2的家长，而且因为他喜欢跟孩子们玩，所以孩子们跟他也很熟悉。
宸哥一直拒绝取一个英文名字，他喜欢人们用英语的发音方式叫他“Chen Chen”，斯语中爸爸是“baba”，妈妈是“mama”，我们因此得名“Baba Chen Chen”和“Mama Chen Chen”。
第一学期，KG 2一共有8个孩子，德国和印度各有2个，其他四个分别来自美国、法国、韩国和中国。
KG 1也就五六个孩子，老师维多利亚是一个高挑的德国姑娘。两个班隔壁，活动经常合在一起组织，KG 1的教室拿来做家长休息室，放一些茶点水果供我们自取，每次我们到了都是煞有介事地让我们等候一下，老师们则带着孩子们在KG 2的教室准备表演，等准备就绪就邀请我们过去。
没有舞台，我们坐下来，就让孩子们站的地方有了舞台的感觉，说是表演，其实非常非常随意，孩子们不用化妆，不用统一服装，就是唱一下近段时间学的歌什么的，有些小一点的孩子自始至终吮着手指，事不关己地看着坐在小凳子上的爸爸妈妈们。
后来韩国男孩敏浩的爸爸跟我聊天时说，他第一次见到这种“表演”非常意外和吃惊，在韩国，孩子们要表演就得买衣服、化妆，一遍遍彩排，最后在非常正式华丽的舞台上比赛、领奖。他一直以为那才能叫做表演，可是慢慢地，他发现这种表演也很好，父母孩子都没有压力。他还说到韩国孩子五花八门的课外班，跟中国很像，亚洲模式。
孩子们显然并没有洲际概念。
宸哥的第一个好朋友是路易斯，路易斯是个混血儿，爸爸是德国人，妈妈是肯尼亚人，当时肚子里又怀着一个男孩，当时已经七个月了——就是路易斯妈妈告诉我蚊子与疟疾的直接关系，才引起我对蚊子的重视。
因为两个孩子玩得好，两家大人自然也走得比较近，老王和路易斯爸爸相约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过几次。
第一学期末，路易斯的爸爸要去南非，路易斯也要跟着走了，走之前他妈妈带着他来我们家又玩了一次，说让两个孩子道道别。男孩子们傻乎乎的，只顾着玩，完全不想第二天就不会再见。
路易斯走了以后，宸哥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好朋友，法国小男孩雨果（Hugo）。
雨果也是个混血儿，爸爸是法国人，妈妈是黑人，但不知道具体是非洲哪国人。
起初我想，雨果的爸爸妈妈一定是得体的绅士家庭，因为他们给孩子取了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名字。但是我们和雨果家却从来没有走近过。我不常去学校，听老王说雨果妈妈不太友好，很多家长也都不喜欢她，也很少见到雨果的爸爸。
我偶尔参加过几次学校的活动，还是跟亚洲人比较合得来，印度双胞胎玛妮娅（Manya）和马纳夫（Manav）的爸爸妈妈和我们就很投缘。
有次玛妮娅妈妈告诉我，雨果妈妈从来不好好停车，有次竟然直接把一辆SUV横在教学楼的小门口，就走进去接孩子去了，她倒车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撞在了雨果妈妈的车上，但是她毫不客气地开走了。
我只见过一次雨果妈妈，身材很小巧，打扮很前卫，穿着紧身的露脐装，挂着两只鼻环，背朝我们倚在门庭的柱子上刷手机，不参与妈妈们的八卦会。
我们逐渐地跟玛妮娅家频繁地约起来，大人们在一起聊天，孩子们就在一起玩。宸哥也和玛妮娅姐弟俩渐渐熟悉起来了，那段时间弗吉尼亚老师发来的教学和活动照片，宸哥都是和马纳夫在一起。
玛妮娅和马纳夫姐弟俩虽然是双胞胎，但性格迥异，姐姐玛妮娅像个小公主，长得很漂亮，性格也很强势，就连宸哥跟他们一起玩，她都要强调Chen Chen是她的好朋友，马纳夫是个小男孩，性格却很文静，有得玩似乎就很满足。但是一到了学校，玛妮娅就喜欢去找美国小公主凯瑟琳玩，她俩是一个范儿的，宸哥就可以归马纳夫一个人了。
幼儿园的第二个学期结束后，玛妮娅一家也走了，他们一家去了乌干达。
宸哥在幼儿园期间最后一个要好的朋友是韩国小男孩敏浩。
敏浩的妈妈在韩国使馆工作，有着韩国女人特有的精致和职业女性的干练，爸爸是做IT的，瘦瘦的，中等身材，大光头，说英语时总是把嘴巴张得很夸张，然后再雷声大雨点小地收回来。
敏浩还有一个姐姐毓秀，已经上小学了。我们倒是没有和敏浩一家在学校以外的时间约过，两个孩子只在学校里玩，形影不离。
敏浩的妈妈已经接到了调去韩国驻美国大使馆的调令，所以他们上完第三个学期也要走了。
放假第一天，敏浩家组织了一个道别仪式，邀请他们韩国的朋友和敏浩姐弟俩所有的同学参加。
我们让宸哥给敏浩选了一个礼物，到了以后发现，敏浩居然给宸哥选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具！他们又是没心没肺地玩了一个下午，然后各奔东西。
幼儿园阶段就在这样不断的送别中过完了。
每次的送别，孩子都那么欢乐，并不觉得这一次的相聚和以往有任何不同，但大人们知道这样的离开也许就真的意味着再也见不到。
我们很真诚地互相留下联系方式，互相道着“再见”“保重”“常联系”，互相邀约着“有空来我们国家看看”，心里也许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疑问：“再见面的几率有多大？”
疑问有多大，邀约就有多真诚。
国际学校，就像一个驿站，让旅居异国他乡的孩子和家长们在这里匆匆相聚，又匆匆分离。
幼儿园结束后，我们最后选择去Feza国际学校读小学，跟前一年一样，大人孩子各取所需，孩子喜欢校园，大人权衡性价比。
这是一家包含1到12年级的大学校，因为有校车接送，我们除了运动会、家长会和宸哥的生日会，很少去学校，也几乎不认识别的家长。
宸哥分在1A班，一共14个孩子，主课老师Nina是菲律宾人，类似国内的班主任，但是英语、数学、科学都归她教，上下课时间也可以在大范围内自主规划，另有专门的老师负责斯语、美术、音乐、体育等科目的教学。
宸哥又和另一个名叫路易斯的坦桑男孩成了好朋友。他最快乐的时光是每天放学坐校车回家时，从车流中的卖货小哥手里花1000先令买一个冰淇淋，再花1000先令买一包薯片之类的零食跟Louis分着吃。
小学有了作业，但是并不多，孩子写得比较从容，字却是写得越来越好的。
期末照例要开家长会，但是并不是把家长聚在一起，再按孩子的表现论资排辈，而是一家一家单独约谈，每家大概15分钟，老师事先排好了时间，分别通知家长按时间点到校，成绩单也只是给孩子本人的，就事论事，鼓励为主。
所以宸哥在学校一直过得很快乐，觉得学校是个好去处。
第一学年结束，我们回国休假前夕的某一天，老王和同事黄丹在莫罗戈罗（Morogoro）出差，宸哥去了小朋友家玩，我一个人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是个女性，一口欧洲口音的英语：
“嗨，我是乔安娜，你还记得我吗？”
我一下子想到了那个绿漆铁门，还有那个给了我“国际学校”第一印象的小院子，后来听说那所学校没有再办下去，我们孔院五周年庆典的时候，乔安娜还带着菲利普露过面。我不知道她的难以为继是不是多多少少跟我们的拒绝有点关系，但我一直记得她当时发给我的信息里字里行间的诚恳和殷切，所以心里总隐隐约约有点愧疚。
我于是高兴地说：
“嗨，乔安娜，我当然记得，你好吗？”
她说：
“谢谢，我很好。我有个事需要你帮忙，我现在在机场，但是入境需要交100万先令（约3000元人民币），你能送过来给我吗？”
我一下子愣住了，这太像我们熟知的一些诈骗套路了，我于是确认了一下：
“你真的是乔安娜？”
我还想问她是不是“Lexis的乔安娜”，但是我及时忍住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主动提供太多信息。
她说是的，然后又把她的“处境”跟我说了一遍，电话上听起来的确不是非洲人。
我一边听她说话拖延时间，一边迅速地在脑子里回想和乔安娜的全部交往史，的确简单得短短的几秒钟就梳理完了，除了那两次会面和几条长长的短信，我跟她再没有过交集，她在这里多年，有老公，有朋友，我相信她要在这个城市求助，我应该是她最不可能想到的人之一了。
于是我说：
“哦，乔安娜，我很想帮助你，可是，我现在不在达市，在莫罗戈罗出差呢……”
她一顿，说：
“钱不多啊，只有100万先令而已，又不是美元！”
我心想，你还真是敢说啊，100万美元，我可能就直接把电话挂了。
嘴上却临时编了个谎言，让我的拒绝显得不那么生硬：
“我知道，钱是不多，只是我人不在达市，在莫罗戈罗出差，两天后回来，你等得了吗？”
她说：
“哦，那算了吧。”
我本来想说声“抱歉”的，但她匆匆挂了电话。
我愣在那里，开始瞎想：
会不会真的是乔安娜呢？
如果是真的，我肯定不是她的第一个求助对象，应该是她求助名单上排在最后的人了，能找到我，估计已经被拒绝了很多次了吧？
只是，为什么她入境要交那么多钱？我们入境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个数字，一般落地签只要50美元！
等等！她不是已经结婚，嫁给坦桑人了吗？作为公民，她应该是不用缴入境费的。
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再打电话去确认，我没有那个勇气，仅凭一股仗义的侠气，把孩子放在家里，带着一沓现金，开车走上最拥堵的机场路，一来一回不知道要耗费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会不会碰上交警......
好吧，我承认，我就是不愿相信那真的会是乔安娜，虽然那个声音十有八九就是她。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接到过令我如此“惊喜”的、跟国际学校有关的电话。
欢迎欢迎我的公号：讲故事的简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