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这一所大学，甩清华、北大几条街......
原文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有这样一所传奇式的学校，她创立于我国最岌岌可危的战乱时期，没有优秀的办学条件、没有整洁的校舍、没有充足的教育经费、教授们经常被拖欠甚至不发工资、学生上课很多时候都只能站着……然而，正是这样一所学校，却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她的学子蜚声海内外，为我国甚至世界的发展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个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为了将抗战进行到底，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西庐山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长沙。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在武汉沦陷之后，长沙已岌岌可危。1938年1月20日，举行的第43次常委会作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并且规定师生3月 15日前在昆明报到。为此，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开始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伟大“长征”。
从长沙到昆明的“旅程”虽然在现在看来并不是很远，但在当时那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能完成这样的迁移已实属不易。而且，由于当时的陆路交通线很多都已经被日军攻占，致使联大的师生们不得不绕道而行。由湘入滇全程1671公里，师生步行部分1300公里。实际步行40天，每天平均走30公里。徜徉在祖国无际的原野里，感受到自身血液与祖先大地亲密的交织在一起。这一切在无形之中使眼界扩大了，意志锻炼了，心灵也升华了；一份“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正在这群青年的胸臆中昂扬激荡！“湘滇旅行团”代表了国民政府与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民族劫难时为确保文化生机的良苦用心；若说千余公里的长途跋涉，只为求得一个较安稳的学习环境，那么，在经历了这次意志与体力的锻炼后，还能有什么艰难险阻跨不过呢？这段历史不但在中国教育史上，即使是世界教育史，也是空前绝后的吧！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发电命令国立长沙临大改称国立西南联大，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校址现为云南师范大学。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的新校址上正式开学。12月21日，第98次常委会决议，决定由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本学年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自此，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31日，三校宣布迁回原校址之前，西南联大在风景俊秀的云南昆明度过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当我们回顾那一段风雨飘摇的历史时，似乎很难想象这样的一所学校可以维持办学，也很难想通西南联大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的教授和学子。所以，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我们很难透过联大的历史对我国的当代高校建设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我们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敬仰、敬仰、还是敬仰！
论办学条件，西南联大比我国现在最差的大学可能也还不如。“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杂志往往过了一两年才收到；冬天，教室又冷又透风，实验课时，只有少的可怜的一点设备。”杨振宁这一段对母校设备状况的描述，正应验了梅贻琦校长“图书、仪器之质、量尚差甚多，各项建筑也力求简单”的说法。
论所出人才，即使现在如北大清华，也只能望其项背。曾在西南联大注册的学生共有8000名，其中有些学生或应战时之需，或因献身救亡图存的理想，先后响应从军热潮，应征翻译官和参加青年军者有1129人。这些人随后投入战场，进入敌后区，参加战地服务团，有的壮烈成仁，有的则功绩卓越，展现出了另类的昂扬斗志。而继续就读的学生如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林家翘、黄昆、王宪钟、何炳棣、王浩、邹承鲁等人，日后在各个领域的杰出表现皆蜚声国际，让人油然而生佩服与仰望之心。在那样恶劣的内外环境之中，何以能培养出如此优秀之人才？
邓稼先
李政道
杨振宁
或许，也正是在那种战乱与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沉淀的伟大民族精神才会得到升华，成为西南联大可以获得伟大成就的力量源泉。敌人的利刃炮火可以伤人肉身，困窘的生活物质可以饿其体肤，但百年以来民族所遭遇的凌辱与压迫，却也因为战时的苦难而磨炼释放出了新生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一个民族可大、可长、可久、可远、可深、可厚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具有原创性刚毅质朴文化的基本核心元素。而西南联大师生躬行实践的教、学态度，正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这个希望。
还有那些伟大的教授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极端困窘的个人生活条件下完成了知识的传承。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朱自清、革命斗士闻一多、伟大校长梅贻琦……他们伴随着粗茶淡饭甚至难得温饱的困境，却是严以教学且研究不辍的工作态度。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韩愈在《师说》中言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矣。”传生命信念之道、授专业知识之能、解人生生活之疑，点出了中国人在天地君亲之外，作为人师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当一位老师在课堂上不是把自己的知识，当成生存技术的商品加以贩卖，而是藉着教育的过程，身体力行地传达了生命的信念，点化出生活的真谛，人格与文化之陶养实莫此为要。
俗话说，君子以自强不息！西南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况百世而难遇者哉”，诚哉，斯言也！
关于西南联大所能取得成就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普遍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在专业知识上也得到了较好的训练。在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中，这两代知识分子中人才的比例很高，做出的贡献也很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大学时代遇到了中国大学发展的好时期，主要是教授和学生推崇独立性，这对人的成长极其重要，没有独立性，就不可能有独立人格，也不可能有独立思想。也很难有创造性的成果。至于后来出身西南联大的有些名人失去独立性，那是个人投机，任何教育制度下都难免此类人出现，他们不会影响到一个教育机关的整体风气。
第二，在内忧外患的国内外环境下所激发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激励。虽然一些理论认为，人只有在物质文明得到满足之后，精神文明建设才会取得效果，但是这并不足以解释西南联大的历史现象。虽然当时内外交困、物质匮乏，但是出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使命的感召，不论是教授还是学子都拿出了自己十二分的力气，力求可以对当代中国抗战或日后建设有所贡献。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引导下，联大师生才能排除万难、同舟共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激励，才会使联大师生在当时艰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下坚持下来。
第三，专注。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南京政府举全国之力，协调全面抗战。各个机构权责分明、各司其职。虽然，一切以抗战为基础，致使其他经费偶尔会出现被占用的情况，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如果国家灭亡了，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故而各界人士都深耕自己的专门领域而心无旁骛。这也是联大以及当时在很多的方面都能有所成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当时的教授普遍的具有文人风骨，他们为了主义可以杀身成仁、可以不顾一切，这不可谓不是在当时可以取得伟大成就的另一个原因。
当然，除了上述的几个原因之外，应该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所处时代和个人水平所限，在此便不一一赘述。
虽然，西南联大是时代的产物，其具体制度没有可比性，但时代精神可比。今天我们的教育是否更需要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更需要有独立人格的教授和学生？……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把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会怀念西南联大的原因。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具体表现就是不做应声虫，不能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也是陈寅恪后来极看不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原因。大学是学术机关，是思想家园，有自己的尊严，不能上级机关发布一个命令就绝对服从。但是现在，我们的大学却普遍的偏向于行政而轻学术，这样也就不能怪国外不把我们中国的大学完全视为学术和教育机关，不在平等地位上与我们合作和交流。可能这也是我国的大学与国外的一流大学相比始终存在着一些差距的原因吧。
吾因读到西南联大的相关文献之后，深有感触。虽才疏学浅，但为兴趣感召，故作此文。如有不适之处，烦请各位读者积极的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