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共读实录（2）

9月9日《历史哲学》共读实录

时间：2018年9月9日

地点：大唐双语学校

内容：《历史哲学》 附录二

领读人：王志江

4. 道统政统学统

这一部分表面上的含义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牟先生在写的时候一定是字字泣血啊！他是真正有触及到灵魂深处的那种文化使命感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们经常会说道德沦丧，没有信仰，只不过是不疼不痒的说几句风凉话而已。说什么道德沦丧、文化沙漠都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事儿，好像这些事情和自己都是无关的，仿佛都在说一件别人的事情，只是在说别人不好！这样的人基本上都属于缺乏文化意识的人，就是文化自觉、生命自觉与醒悟都远远没有到达意识层面！

那我本人来说的，我本来是学数学的，为什么经常要去读一些儒释道呢？特别是近几年为什么会对此非常感兴趣呢？也是因为在这方面有了非常强烈的焦灼感。做教育做到最后究竟是在做什么？教数学教了这么多年，教到最后是在干嘛呢？天天就是教他们解点题，这就是教育吗？解题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解题解得再快那又能怎么样？有计算机快吗？

有一年在北京，有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对几何证明问题很有兴趣，几何证明题测试，一道题10分，共十道题，100分，我经常用一半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做完了。老师一般不允许提前交卷，但对我，他却网开一面，会说“你交了吧”。我刚刚当老师的时候也是擅长教几何，特别擅长培养孩子们推理证明的能力。站上讲台的第一年，只不过是个菜鸟老师，我们当时的老校长来听我的课就说，“这小子不错，讲几何确实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个意外，导致我整个人的价值观都崩塌了！

那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四川成都好像有一家搞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公司开发了一个平台，在这个软件平台上，只要你把教材或练习册里任何一道几何证明题输进去，计算机就能很快给出完整的推理证明过程！我一下子就傻掉了！我原来以为电脑只能做点计算题，不管怎么快速，也无非是个计算高手而已，推理证明只有人才能做到的。当时的我，非常沮丧，就感觉整个人都没有什么价值了，就是你最擅长的、最感兴趣的、最值得骄傲的东西电脑也能替你完成，那你还有什么值得骄傲呢？那还要你干嘛呢？我讲这个事情，不是说数学不重要，不是说科学不重要，而是说，人之为人，不是土壤岩石，不是植物动物，不是器具计算机，人必须在文化层面、生命层面有个大大的觉醒，精神人格的种子必须得到关注和滋养，必须伴随着身体和认知一起成长，否则，人何以成为人呢？！

今天的整个国民包括整个教育领域，这个问题真的是太严重了。牟先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痛彻心扉、泣血疾呼！借唐君毅先生的话就是：其所以取资于西方文化者，是孝子慈孙之用心，亦即所以谋中国文化之创造。这里面提到“孝子慈孙”，那牟先生是谁的“孝子慈孙”呢？这里说的是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吗？他说的是所谓的中国这个“国”吗？他说的是文化啊，他是中华文化的“孝子慈孙”。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可以明白他在每个特别的历史时刻所作出的那番抉择。他怎么可能会想要回到北平呢？他离开北平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说那时北平已经是“文化买办”，跟上海的“商业买办”没什么不同。中国人自己文化在满清三百年基本上毁失殆尽，啥都没有了！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推崇民国。民国的确有其伟大的地方，而且也出了一批名人，但民国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期，特别是以新文化自居的那批牛人，他们的历史定位也是非常麻烦的，包括我们熟知的文化名流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些人（将来历史自有公断吧）。民国的麻烦到底在哪里呢？麻烦就在这些人身上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隐性的，在显性的、有意识的层面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要屏蔽掉的，是要革掉的，是要一把火把烧掉的啊！

与他们相比，牟先生是有深入到骨子里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不会回到北平。它觉得北平是个文化买办，因为在那里，我们自己祖宗的东西都被视为是垃圾，要被当作一盆子脏水泼掉。什么才是最好的呢？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欧美的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当然好呀，1840年的事情证明我们整个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不堪一击，完败于坚船利炮。于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学科上、教育上全盘西化，非常彻底。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又向苏联学习，从大学的院系设置到小学的学科设置，所谓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基本上做到了全盘西化。有人说全盘西化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全盘西化的，实在是一种误会，西化曾经甚至一直被视作救亡图存的唯一道路，我们其实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很久了。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没有地位的问题，而是人人都在割而弃之。所以，牟先生最终离开北平离开大陆，是他认为他的精神家园彻底丧失掉了，而不是因为他不爱国。当他的精神家园被彻底捣毁的时候，他成了最清醒的在大地上流浪的人！

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先生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从我们自己传统文化当中开出所谓的道统、学统、政统。三统立，则民族得以真正复兴。

黑格尔说，只有能建造国家的民族始能进入我们的注意中。

一个民族建造国家的能力并不是靠武力的，而是要靠文化、靠精神的。牟先生讲的“道统”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或者是宗教，总之就是说心灵要有所归依。心灵不能没有方向，沙漠化、原子化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那么在牟先生这里来看，我们能不能把别人的宗教移植过来呢？这些年一直在说国人没有信仰，那么我们把基督教移植过来，行不行？把伊斯兰教移植过来，行不行？很显然，我们靠移植是不能够解决道统的根本性问题，而只能扎根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血脉当中去寻求解决之道。

这就是我们南明的课程为什么要讲“中国心”？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课程深深地扎根在唐诗宋词孔孟老庄当中，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通过构建课程系统的方式，带给每一位孩子，让这些精神上的营养跟孩子们的人格，跟孩子们的生命真正的接续上。这是我们南明教育的使命。在牟先生看来这就是恢复道统的大事。将来不管我们的孩子走到哪个地方，无论他是在运城晋中还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在纽约、法兰克福、巴黎、伦敦，他们的精神人格都是丰盈的，在精神层面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精英相比是平起平坐的，是同等高贵的！

然后是政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牟先生与那些五四运动的文化精英存在着大争论。什么争论呢？就是当时有的学者说，我们是一个封建集权的专制国家，所以对于过去的政治体制只有进行革命把它革掉，我们才能够借鉴美国人英国人创立的民主政治。每一个人都向往民主政治，我们新中国成立也是基于民主政治，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仍然有民主的显赫地位！

从政治角度来讲，人之所以为人，人生存在这个大地上，本能的就具有社会化的特征，本能的就是一个社会化的动物，那也就是一个政治化的动物。那么，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最好的？到今天为止，全球公认就是民主政治。牟先生也认可民主政治，我们国家也认可民主政治，将来有没有可能进化出新的政治形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目前来看，民主政治是人类可能拥有的最好的政治形态。当时倾向于革命的那些学者们认为我们的传统当中不可能诞生民主，所以要想把民主政治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必须与过去彻底切割，把过去彻底革命掉。但牟先生是想探寻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到底能不能生根发芽长出民主政治？这就是他孜孜以求的一个大问题，即所谓的“政统问题”。生而为中国人，我们要从文化的角度深刻领会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学统的问题。学统的问题就是不能一味的强行嫁接移植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是基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优秀的西方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它是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正反合的过程。那我们为什么开不出科学技术呢？我们的文化从来也不排斥这个，只是由于过去的历史原因，我们在某个维度有所欠缺。我们意识到之后发展它就好了。这同样是牟先生的大悲愿！

关于近现代化，牟先生的观点非常鲜明。跟那个时代的北平，跟那个时代的革命党人不同的是，那些激进的人要建立近代化，现代化，要全盘西化，但牟先生讲近代化是一个大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价值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科学技术层面来理解这个问题，那么近代化是不可能的。所以牟先生鲜明的提出来，价值是近代化的首要问题，价值必须挺立起来。今天我们讲四个现代化，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些提法的背后，我们看到我们的精英们已经认识到了价值的问题。现代化离不开价值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提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伟大复兴，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偏离的太久太远了，有些时候往往停留在了口头层面。文化价值的堕落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对于这些堕落的形态，我们要抱有同情的理解。比如说读经运动，比如说某些地方轰轰烈烈的搞传统文化学习，这些也算某种程度的拨乱反正。上一次我和一个报社的记者聊文化复兴，其中说到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文化复兴变成了文化复古，连学习方式也变得复古了，像过去私塾学堂那样去教授。四书五经只是去背诵一下，难道就是复兴吗？复兴即便从字面来讲，它也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复”，就是要去追本溯源，接续上精神血脉，第二点是“兴”，就是立足于此时此刻，立足于当今这个时代，你怎么将传统文化活出来，你如何去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是一个需要大创造的事，而不是一个单纯复古模仿就能解决的小事。

牟先生讲的这个“学统”，就是说我们不能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彻底切割。他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的文化首先要立起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以平等对话的方式相互交流，学习。我们可以肯定西方在近现代科学技术方面发展的确很强大，那我们就要向其学习借鉴。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技术层面也不差，但是我们不能上升到科学的层面，可是西方也一样呀，他们也没办法上升到科学的层面，也只是不成系统的所谓技术。我们的四大发明，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至少在明朝中期以前我们的技术那是相当先进的。但是到了科学这个层面，它是需要一个系统的，判断科学为真还是为假需要一个判断依据。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就没有开出这样的逻辑，那没有开出来的地方，我们就要向西方学习。我们的文化本身是具备这样的包容性的。当时的主流改革者认为，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开不出西方的科学技术，如果能开出来，我们就不会在近现代积贫积弱，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体无完肤了。

牟先生却不是这样理解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没有开出科学技术，但它完全是可能开出来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封闭的，并不是一个黑屋子，科学技术只能靠边站。它是可以开出科学技术的，但是历史发展很多时候存在偶然性，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出来，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西方的坚船利炮就像一个刺激物一样，它刺激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时候，我们该产生怎样一个正确的反应？这可能就是开出我们自己科学技术的一个契机，一个学习的契机。当你发现自身不足的时候，你就要向别人学习，但是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创造。由此而立学统，学统不立，就不会有真正的学问。

5. 民族之性

任何一个民族建立国家都是在尽这个民族之性。

黑格尔这句话非常重要。你无法指望英国人美国人是救世主，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背后就看他有没有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必须是能够尽其民族之性的民族。

什么叫做尽自己民族之性的民族？首先是价值要挺立，需要确定价值之方向，得有民族生命之方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犹太人，亡国2000多年，居然还能复国，背后的原因就是它的民族之性没有丧失，没有丢掉。

那什么叫价值之挺立呢？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个体之自觉自省。民族价值之挺立不能虚妄地去说。民族是由人构成的，所以首先需要个体生命之自信自觉。另一方面就是作为民族，它的普遍性是通透的透彻的，是明晰明见的。什么是民族普遍性？也就相当于这个民族根深叶茂的文化血脉。这个民族的文化血脉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普遍性。这种文化血脉就像长江黄河一样，显而易见，浩浩荡荡，而不能被我们建个大坝人为割断它，那样，民族的精神血脉就被遮蔽了被隐匿了。

个体生命的自觉自醒就是每个个体要尽其生命之性，这一点在《圆善论》当中讲的非常清楚。什么叫个体之性？每个生命的个体之性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孔子讲人之为人的性就是“仁”。从春秋下贯到战国，就有了孟子与告子之争。告子讲“生之谓性”，那这是什么“性”呢？曲柳之性还是牛马之性？他讲的“性”其实是生物性，人有其生物性的一面，所以告子的说法有时候是非常唬人的。但是，人生而为人，就只是停留在生物性这一层面吗？它恰好说明人需要挣脱生物性的淤泥，去展现出独特的人之为人的人性之所在，那么人之为人的“性”到底是什么？这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争论，儒释道三家对此进行了不同的解释。我们做教育肯定要谈儒家。儒家开宗立派的孔子是个大全，孔子所讲就是一个“仁”。在孔子看来人之为人的“性”就是“仁”，就是那颗活泼泼的、不麻木的人心。那个人心是一个具有张力的、内外交互的结构，向内成己，向外成人成物成就一个美好世界。到了孟子就发展成为了“四端”。这就是儒家所讲的人性。人之为人的人性得以彰显，就是尽性，一个人能够尽人之为人的性就意味着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儒家讲的自由和康德所讲的自由具有某种层面的一致性。我们普通人所理解的自由是生物层面的自由，是在本能层面的，很多时候是在胡作非为，这就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层面，把人不当做人。

这就是个体的自觉自醒。但是仅仅从这个层面来讲，仍然是不够的。为什么还不够呢？牟先生没有细说，但在我看来，中国人尽的“性”和欧美人所尽之性，中东人所尽之性，它们是不一样的。从客观的普遍性来讲，是有一样的地方，毕竟我们都是人嘛，都是要和动物区别开的，但为什么感觉又会有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尽我们自己的“性”不是闭门造车的事情，不是我们一个人呆在小黑屋子里就可以健康成长的问题，肯定是一个和我们自己历史文化交互的过程。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性”既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我们和我们的历史文化交互的过程。所以我们最终呈现出来的“性”才会和欧美人、中东人不同，跟源于基督教的那个“性”不同，跟源于伊斯兰教的那个“性”也不同，跟非洲原生态部落的“性”也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有一个普遍性之透彻。那么这个精神血脉作为普遍性的存在，他是不是透彻的呢？是不是清晰的呢？是不是仍然处于遮蔽或隐匿状态呢？只有当这两个方面很好的融合互动，才能从个体的角度讲，尽个体之性以拥有自由，从历史文化精神血脉的角度讲，我们的民族也就有了自身的价值，且此价值是挺立得住的。

只有这样的民族才能够建立现代制国家。

和自身打通

这些话说起来有一些远，但是不是能和你的学科，能和你的教室相辅相成相互打通呢？甚至跟一个家庭中父子之间母子之间相互融通呢？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你说我们班级里面的学生，他应该拥有哪个层面的自由呢？我们的传统肯定不是让他们做奴隶，但是我们的传统教育确实让他们只能模仿，不停操练，个体自由从来不被提倡，甚至是会被视作危险和异端而遭到扼杀的！不过，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室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渴望给予孩子们自由。那这究竟是生物层面的自由，是告子讲的生物之性的层面，还是孟子讲的人之为人的那个“性”；是儒家所讲的人之为人的“性”，还是道家所讲的“性”，这之间就存在一个大分别。许多搞教育的人之所以做法不同，是因为其背后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经常会提到华德福，他们和我们的做法不同，就是因为他们背后的价值观和我们有所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在于通过这种价值观能够获得怎样的领会，然后做出抉择的问题。华德福崇尚依据孩子的天性，事实上是认为孩子就像一个种子，它天然就具有生长能力的，只需要给予他自由的土壤和环境就好。这对于低龄儿童的成长来说非常重要，但是继续往上发展就会造成一些无法弥补的问题。因为对于孩子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来说，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还是不够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增加一个维度——历史文化能否对孩子成长起到积极（而不是消极甚至完全没有）的促进作用？作为历史文化的代言人的学校家庭能否对孩子们的成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显然是一个关乎价值的大问题。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整个暑假都在讨论课程的时候会反复阐释我们的价值系统（MVVS，学校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和战略）。大家会在前两年觉得这太空了，但最近越来越有感觉，感觉到这件事情与我们自身之生命本身是契合的，是相通的。我们的价值系统就相当于牟先生在这里所说的“普遍性”。它应该是清晰的、透彻的，否则你作为一个班级，作为一所学校，就没有了方向。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做着做着可能会有遇到一些来自于家长、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特别是应试的压力，我们立马走上了纯粹应试机械应试的道路，而忘掉甚至彻底丢弃我们最初为什么聚在一起的初衷吗？这些话题看上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儿，其实就算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它和我们每一天的工作也是密切相关的，况且即便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老师也应该对此拥有清晰明确的判断和清晰坚定的方向。

6. 与黑氏相印证

这一点前面已经讲得比较多了，抽象上的解悟和具体的解悟不同。比如说对于中国传统的哲学，儒释道三家，如果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客观的系统然后去领会它，但是没有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民族的生命打通，和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打通，那么这就成为一个偏客观的、偏西方的一个知解。这种知解当然也有价值，但相对来说价值就比较低，就成为了用非实践的方式来领会实践哲学。我们去具体的领会、觉悟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自身的领会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活出来，要显现出来。这种领会就是个体的、具体化的解悟，或者证悟，甚至是彻悟。

第二点讲历史文化和个体文化的共通性。世界上有如此多的民族，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从严格意义上如何定义这些民族？只是按照地域、生活方式来区分，还是以文化来定义一个民族，还是说有没有自己的文字，有没有自己的语言，有没有自己可以传承的价值观念来定义一个民族？我们有56个民族，民族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在某一点上是永远没有办法平等的，那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形态。这个发展形态显然是有高下之分的，那么，在这个层面就没有办法拥有绝对的平等。那么，作为老师，你是不要和孩子之间也讲平等呢？那你怎么理解这个平等？如果你从生命本身，生命之为生命的角度来讲，从我们本身也是一个生命，孩子也是一个生命，从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应有之尊重的角度来理解，那彼此之间当然应该是平等的，但是，仅仅这么来理解显然是不够的。

生命与过去相关，也与当下相关，但最重要的是跟未来的可能性有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到底是孩子的未来可能性更大，还是我们老师未来的可能性更大？理解到这一点就明白理解孩子根本不是在空说，那是有深刻道理的。孩子的生命力你不知道它会有多强，未来的可能性不知道会有多大，他们的生命真的是一个神奇，一种珍奇。我们要怎么样的百般呵护，百般小心，百般敬畏，百般守望，甚至百般点燃，才有可能让我们的孩子去展现他们最大的潜能和可能性。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尊重、平等，而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理解。比如说力量，我们今天当然比一般孩子的力量要大，有些喜好传统教育方式的人，不打不成器，这些观念真是可怕！今天，你力量还算强大，可以打骂，如果有一天你打骂不动了，强弱地位掉头转向了，那岂不是又回到了丛林状态的弱肉强食，或自然法则的优胜劣汰？！

有人可能会讲到学识，认为学生很多时候就是一无所知，老师就是懂得比他多啊，那我还怎么尊重他呢？怎么可能平等呢？一个老师如果这样思考问题，就说明他是在用静态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如同两个瓶子，一个瓶子里装了一半的水，一个瓶子里装了三分之一的水，第一个瓶子装的水当然多一些；但是，问题是：儿童的大脑绝不是瓶子，而知识也绝不是水！所以，今天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孩子，不管TA是乖巧，可爱的，像个小公主，小宝贝，小精灵，还是你觉得他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简直一无是处，我们都必须换个角度看待生命：从可能性的角度去理解一个生命，敬畏一个生命，无条件接纳孩子的过去和当下，而只聚焦如何才能引领孩子们显现自己的可能性。

举例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淡化结果性评价，而实施纵向的过程性和发展性评价，何以可能？今天，当我们发现某个孩子违反纪律，不是当下马上给他下结论，而是要问自己：除了应激性的贴标签之外，我们能够做什么，他的明天能够变成什么样子？一周之后，他能变成什么样子？一个学期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在当下的问题上深陷焦虑之中，你的焦虑会造成你的内耗，也会造成孩子的内耗，班级的内耗。如果有的孩子严重违反了纪律，成为这个班级其他同学的安全隐患（这完全有可能），我们当然应该迅速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基于最基本的常识也许明白：严重伤害的，故意伤害的，投毒的，拿刀子的，这些恶性事件是大概率事件还是小概率事件？我们不能把一些小概率事件当做我们决策的依据。一所学校组织春游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么以后所有的学校都不要春游了；课间活动时，一个孩子在奔跑的时候受伤了，那么我们所有的课间就只能呆在教室里坐着……我们难道可以这样做吗？安全无小事，我们必须把安全工作做得足够细致和到位，但是，也绝不能被小概率事件捆绑而影响了教育的正常健康发展。我们的教育措施必须有利于引领点燃孩子们的可能性的显现，而绝不能层层设置阻碍和铜墙铁壁去扼杀孩子们的灵性和可能性。

我们之前学习的历史更多的是编年史，是一些貌似客观史实的堆砌。有人曾经说，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持如此观点的人真是可怕，他们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些人如果到中小学教历史课程，孩子们肯定会深受其害。

历史在牟先生这里完全不一样，历史关乎他的精神，关乎他生命的存在，他讲历史是沿着黑格尔的方向在讲，但他对黑格尔是批判的吸收。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这个民族的观念成长史，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发育史。那什么是观念呢？动物有没有观念？狮群有没有观念？蜂群有没有观念？《人类简史》里面讲，我们的祖先起初没有观念，那到什么时候才会形成观念呢？观念最初的形态可能就蕴藏在“八卦”之中。我们的远古祖先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智人呢，那就是有了八卦能力的时候。八卦能力就是讲故事的能力，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当中拥有了这种能力。当你想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就是你的观念价值萌芽的时候，就是你想通过讲故事来传达你的观念。这是最好的方式。

一个观念形成的起点就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起点。精神观念就是这个民族的道德理想。人类一开始是部落，然后部落联盟，然后民族建立国家，这些过程都是一个社会化联合的过程，那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部落？你建的这个部落到底与其他的部落有什么不同？这个不同，就是你未来的方向，你未来的方向就是你的理想。一个部落观念的发展就是这个部落“道德心”发展的过程，呈现的过程，显现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追问不同民族之间有没有相似性，当然有，这是物种进化历程中所必然含有的。不过，一个民族的精神观念并不是一次成型的，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与外部世界互动，这种互动的结果必然导致了各个民族的精神观念呈现出差异性。

比如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我们正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处于三贤时代，都是各自民族理想观念灿烂呈现的时期。但是，二者显然是有差异的。苏格拉底讲要认识你自己，孔子在讲“仁”，他们都在讲人的问题、人的价值、人的存在。乍一看，是有相似性的。不过，很快就有了差异。古希腊人一步就走到了知识是最大的美德，美德即知识。当苏格拉底在广场上用“产婆术”引导普通民众的时候，他的目的都是要引导年轻人用理性产生知识。而我们的民族自孔孟老庄以降，并没有把研究的焦点进行外化，我们始终围绕着“人怎样在世界上存在”的问题，后来又想着如何维护皇权，诞生儒道互补以及外儒内法的观念。我们有没有科学呢？没有。我们有经验，有技术，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诞生科学。技术是因为我们活着就需要解决自然界的一些问题，而这就诞生了技术。你搞农业就会有农业技术，配合农业就得观测天象，因此就产生出了天文历法技术，但是他没有发展到西方近现代的科学。

经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得知，一个民族的发展史的确就是一个民族之观念的发展发育史。既然如此，不同民族之精神观念自然是可以互相融通的。但由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于不同的历史境域，特别是历史本来就具有的偶然性，所以它又呈现出特殊性。当我们理解了它在起点处的相通性和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特殊性之后，我们就越发坚信共通是完全可能的。

问题：一个观念的形成到底是创生性的形成，还是进化的形成？

比如说，“天下”这个观念，那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先有了天下这个观念，然后我们以这个观念聚集在一起，还是说我们在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这个观念？

回答：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最初的那个观念从哪来，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还是社会文化生活形成的结果？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最终的结果，但是我们能否形成以下两点共识，第一要归结到进化，但是进化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们说最早一批人包括从非洲走出来的人，尼安德特人，智人，他们从脑容量上来说，没有什么差别的。从生物性上来说，他们都具备讲故事的能力，都具备形成部落并发展下去的能力，但是这种可能性到底被谁呈现出来，这就不太好确定了。这就跟偶然性有关了。其中包括着太多的因素，比如说尼安德特人从现在考古的发现来说，他们个体的能力（更强壮）要比智人强大很多。如果他们组成部落的话，那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他们的优势也成为了他们的劣势。由于它们个体的强大，他们就不会积极地去寻求联合，也就不太需要讲故事的能力。他们的进化使他们拥有了这种可能性，但是他们所遭遇的现实生活没有把他们逼上这条路。但是智人的处境就不一样了。他们个体是没有办法和尼安德特人匹敌的，他打不过人家，所以他们就需要形成新的也就是讲故事的能力。

问题：那到底是先进化出能力去解决问题还是由于遭遇了问题才逐步进化出这个能力？

回答：我们说进化只是给予了可能性，而他在具体生活情景当中所遭遇的问题将迫使他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那么从可能性到现实性之间就是偶然的，就可能需要这个部落里面存在某些聪慧的人（先知），可能需要勇敢的人（英雄）的“率先”。你所说的”天下“这个观念肯定不是原初的概念，一定是后期发展的。

那什么时候有“天下”这个观念呢？那得先有“天”的观念。最初人的力量太弱小了，外部的世界处处对他们形成了威胁。有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他们无法抗拒，但需要时时去保持警惕，去自我保护，去诚惶诚恐的生活。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将自己这个弱小的生命与某种他们认为强大的外力建立某种隐秘的链接，并借此寻求庇护。可能是一块巨石，可能是一棵大树，可能是某种有灵性的动物，所以各个民族在开始可能都都会有“天”的观念。这个“天”意味着一种外在的神圣的力量。有了“天”的观念，那么“天下”的观念形成就比较自然了。

精神之圆满体现是否止于国家？

从黑格尔角度来讲，是，但牟先生讲，不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牟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大同。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牟先生这种人通常都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使命感，他觉得应该有“大同”的观念。但是“大同”有没有可能呢？牟先生事实上是非常悲观的。大多数人只关注着自己小家的生活是否美滋滋的，而其他的事情，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当你睁眼望向这个社会的时候，望向这个世界的时候，会觉得“大同”是一种可能性，但要将其实现却又非常的艰难。一个国家要发展，一定是这个民族精神圆满之体现。精神圆满之体现就是精神发育史，就是精神层层不断超越的一个历史过程。任何精神在发端的时候都是不圆满的，但它会逐步的朝向圆满，这是一个生物学的解释模型。它就应该这样，但他为什么很悲观呢？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两难问题。他应该层层超拔，应该最终抵达圆满境界，但是人还具有生物性的一面，动物性的一面，还会有物化的一面。这就是说，无论任何个人还是民族在超拔的过程中并不是同步走的。不同的民族之间不是同步走的，同一个民族内部的个体也不是同步走的。而这种差异就将导致人类历史拥有光明的一面，也将拥有黑暗的一面。

所有这些问题在牟先生这里没有解答，而事实上也许没有任何人可以解答。

此则单看人类奋斗上“愿力无尽”与“上帝法庭”之作用矣。

悲观乎？乐观乎？答案也许并不重要，我们仅需认识到，人类的精神成长仍然需要层层超拔，只要理想没实现，只要火焰没有熄灭，我们都要去努力。

（待续）

                                                                              录音整理：刘俊平     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