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佛教中国化中的冲突与化解

本文刊于《中国宗教》2016年第10期，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原标题为《佛教中国化的启示》。本次转载时有节选。

佛教传入中国，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曾经和中国文化发生了冲突。首先，在实践上，佛教要出家，这跟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绝对不同。儒家文化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出家是不孝父母。佛教传入时，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冲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人才理解佛教出家的含义，特别是东晋慧远说，佛教出家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孝和忠，是为了救世济民，中国人才开始慢慢地接受。

在理论上，佛教也有很多与中国文化冲突的地方，它是在印度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常常把一个人看作一个个体生命，也落脚在个体生命，这和中国文化把生命看作一个“连续性的群体生命”的生命观完全不同，所以争论也很多。在这方面，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文化，做了一个自我调整，我称之为“自我适应”。佛教把佛经里关于孝顺父母的内容都大量发扬，最典型的就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这后来成为中国民间故事，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节日，这是在相当长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理论上来说，更大的冲突是佛教的缘起理论和中国以道家为主的自然观、自然论的冲突。佛教的缘起理论强调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中国道家的自然观则强调因果之间的偶然关系。从范缜的《神灭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个问题一直到唐代才得以解决。

比如唐代神会语录里，有人问：道家讲自然，佛家讲因缘，两者之间为什么有冲突？神会要调和这个问题，认为只讲因缘，不讲自然，这是“愚圣”；只讲自然，不讲因缘，这是“愚道”。他把两者统一起来。这个理论的统一非常有意义，把哲学的大问题——必然与偶然——统一起来，一切必然都是通过偶然呈现的，而一切的偶然后面都可以寻求它的必然。这把中国道家自然论与佛教缘起论结合得很好，解决了哲学上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因此，不一定要彼此否定，而是要把它结合得更好，这才是“化”。